《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介评
2023/1/17 8:04:08 对外传播
【内容提要】《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以翻译和传播为主线，汇集了作者黄友义先生在翻译与传播领域躬行实践40载的所历所见所思，为当下加强服务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国家翻译能力建设，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的建设等提供了系统指引。
【关键词】翻译中国 翻译世界 对外传播 国家翻译能力
一、引言
季羡林先生在论及东西方文化互动时指出，当今世界，中国除去要继续坚持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还要大力张扬“送去主义”，积极对外宣介我国优秀传统和思想。然而，正如“拿来”时要注意去伪存真，“送去”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这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至关重要，正所谓“送之必有术”。鉴于此，外文出版社于近日隆重推出的《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下称《文集》)可谓恰逢其时。《文集》基于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先生在翻译与传播领域的躬行实践，煌煌600余页，汇集了作者过去40年在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真实故事和案例，折射出作者对我国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发展所做的多维观察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对外翻译与传播发展所需之“技”与“术”的具体阐释，是翻译与国际传播界鲜有的鸿篇巨制。
二、《文集》内容简介
全书共包含各类著述87篇，其中9篇为英文，记录和再现了我国翻译和对外传播领域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所作的判断。按照侧重点不同，《文集》分为“对外翻译与出版”“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翻译人才与教育”和“翻译行业建设”等四个主题板块。各板块间的观点虽彼此交叉，但翻译和对外传播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核心主线。
(一)对外翻译与出版
第一部分有近三分之一的文章聚焦翻译与出版的关系。毋庸讳言，翻译活动的发生和影响，离不开赞助人的支持和推动，而出版机构的作用不容小觑。例如，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一篇里，作者回顾了新中国创建以来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主动对外译介活动。作者在多篇文章中也记述了自己通过积极赴海外参加国际书展，推动版权转让协议签署，促成重要党政文献得以在全球多语种同步发行的经历。
此外，此部分多篇文章还谈及新时代对外翻译与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其一，与早期中译外相比，如今的读者群体不再局限于寥寥可数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还包括亿万普通民众;其二，与过去的政策语言不同，如今的领导讲话从内容和风格上都更鲜活生动。译者应当牢牢把握这些变化，强化受众意识，用符合外国读者文化规范和思维习惯的国际化表达翻译我国政策话语。“内外有别”成为贯穿该主题下系列文章的关键词。为此，作者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已成为指导翻译与传播实践具体而有效的策略。
(二)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
第二部分较为全面记录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外在不同场合、不同媒介、不同层面的语言和文化的交融与交锋。黄友义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公共外交/全民外交”的概念，提出每一个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都要担负起传播中国的责任;翻译固然是对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但传播与文化交流无时不在发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已经在透过自身的言行举止“翻译”中国。交融与交锋还体现在外国人和外国语言“走进来”的过程中。作者呼吁城市语言景观应当与国际接轨，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实际需求，对原文做灵活改造。但国际化也绝非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而是要善用交际对象所熟悉的话语体系，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反之，在对内引入外国概念时，不可一味照抄外语，而是应当精益求精，把外来语译成通俗易懂的本民族语言。
作者对有关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主题的关注还体现在对个人叙事重要性的强调。作者通过3篇英文文章详述了中外首脑会见及党政文献翻译背后的译者个人叙事，很好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面向外国民众讲述中国故事时，个人叙事往往更易打动人心，引发共鸣，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翻译人才与教育
翻译实践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赋予了黄友义对国际化翻译人才能力要素的全面认知，这是第三部分所阐述的翻译人才培养主张的基础。在人才培养定位方面，作者认为翻译人才培养首先应当着眼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国际化翻译人才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专业技能，还要养成勤于学习、吃苦耐劳的专业精神。在人才培养方法上，翻译院校课程设置应紧随时代变革，积极拓展中译外课程，并通过产学合作弥补师资短板。改革激励机制，在教师职业发展考核中充分认可翻译实践的价值。同时，积极推动更能体现翻译应用性、实践性特征的专博教育(DTI)。这既能进一步提升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也能为有志投身应用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青年教师拓宽发展渠道。作者进而明确了DTI由谁来办、怎么办、谁来教、如何教等一系列问题，值得翻译培养单位认真研读。
关于人才培养与资格考试的关系，黄友义认为，让翻译学习者参加专业资格考试，是翻译教育走向职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翻译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有力工具。这部分还包含了数篇记录译界前辈工作点滴的回忆录。通过书中译人轶事，读者可近距离感受翻译实践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翻译教育家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以及翻译传播者沟通中西的崇高追求。他们都是翻译学习者前行路上的榜样。
(四)翻译行业建设
第四部分从立法、行业协会、译者、翻译用户、技术赋能等多角度探讨了翻译行业建设问题。作者阐释了当前制约翻译产业发展的几大瓶颈，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规范缺位。由于我国没有明确的翻译行政主管部门，导致立法进程受阻。现行的三部与翻译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是指导性参考标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推动翻译立法任重而道远。
在此背景下，翻译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为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条件。翻译协会在提升翻译质量方面应采取“推动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建立翻译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加大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以及倡导职业道德、加强翻译行业自律”等四大措施。译者则应当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在为自身争取权益的同时，也要恪守行业准则，以身示范，维护行业形象。翻译用户则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翻译工作的专业性。同时，以上各利益攸关方都应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推动技术赋能翻译行业未来发展。
三、简评：《文集》对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系统指引
一是《文集》虽未专门提及国家翻译能力一词，但全书内容却高度契合了这一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发展策略。国家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掌控翻译相关资源、开展翻译实践、提供翻译服务、处理翻译问题、发布翻译产品、提升传播效果，并通过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语种人才储备、技术产品研发等手段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文集》深度解析了我国翻译事业现阶段的内外环境，指出从外部来看，新时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需求有增无减。从内部来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资源和力量储备不足。由此，积极开展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有着不言而喻的必要性。
二是翻译管理能力为翻译事业提供宏观软环境。《文集》全面审视了我国在翻译立法、翻译规划、翻译资格考试与翻译资源调配等方面的发展现状与不足，对提升国家翻译管理能力的着力点做了系统说明。提升翻译管理能力意味着国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用良好的制度和行业规范来为翻译活动提供保障。目前翻译行业存在的不少问题，如恶性竞争，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翻译用户或译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都可追溯为规范缺位问题。《文集》中的多篇文章探讨了各方继续努力推动翻译立法，提升翻译从业门槛的重要性。部分国家在为翻译行业立法，特别是在法律翻译、法庭口译、医疗翻译等事关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文集》回顾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翻译规划，指出新时期的翻译规划要紧扣对外传播这一主题，确保该主题贯穿明确翻译选材和传播对象、翻译主体选择、翻译策略取舍及译后传播效果评价等全过程，这与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过程中要回答好“为何译”“译什么”“为谁译”“谁来译”“怎么译”“如何传”的思想一脉相承。《文集》认为实现翻译资格考试与翻译教育的衔接是翻译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一环。考虑到国内翻译专业学位教育整体起步较晚，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与专业资格考试的充分衔接。关于翻译资源调配，《文集》在倡导从业者树立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同时，呼吁全社会充分认可国际传播和翻译事业的价值，为从业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创建合理的激励机制，以保障翻译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翻译实践能力是指不同形式翻译活动的总产出能力。《文集》系统梳理了我国现阶段不同形式、语种和方向的翻译活动，为我国未来翻译实践能力的提升指明了方向。作者指出，新时期我国翻译实践的重点方向已经从过去的“外译中”过渡到“中译外”。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的国际关注度快速提升，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汲取经验，形成了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舆论对中国依然抱有诸多误解和偏见，需要我们主动干预，及时纠偏。新时期中译外翻译实践呈现出以下变化：首先，翻译范畴更加宽广。如前所述，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每个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都在以不同方式翻译着中国。其次，翻译的原文并不局限于党政文献和领导人讲话，还包括出海企业和个体的对外形象。再者，翻译的媒介不仅有语音和文字，还包括电影和文化演出等多种模态。此外，翻译实践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主体、出版机构、媒体、企业和职业译者，还包括亿万普通民众。未来，国家应重点提升中译外实践能力，并关注非职业译者群体的实践能力。作者提出应由专业人士对“走出去”的个体开展出国前的针对性培训，并在平时对大众普及公共外交知识。
四是国家翻译传播能力凸显翻译实践成果的价值实现与影响力。《文集》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实践服务于国际传播的功能定位，为翻译实践具体如何开展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翻译的功能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其总体使命是融通中外。作者提出，翻译实践是对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但这“最后一公里”并不容易。施莱尔马赫曾说，一位真正的译者在翻译时无非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让读者走近作者，要么让作者走近读者。但现实情况是，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会在实操层面引发译者的主观随意性。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到现代西方翻译学界的“归化”与“异化”之辩，古今中外的翻译话语基本未能脱离对该问题的讨论。黄友义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译者要始终牢记“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应充分照顾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做到“中外有别”。
五是国家翻译发展能力关注翻译能力的储备，是保障翻译实践可持续性的重要支撑。《文集》剖析了我国翻译发展能力存在的不足和挑战，并提出了应对建议。首先是语种储备不足。经过多年积淀，中国目前已拥有规模庞大的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储备，但非通用语种人才缺口呈扩大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对能够连通中外的非通用语种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国家需要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尽快提升相关人才储备。其次，培养单位的师资实践经验不足。对此，作者认为应充分开展产学合作，并提出师资比例3：7的设想，即外部行业导师和校内全职教师分别占30%和70%。这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部分培养单位师资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潜在雇主有机会参与前端的翻译教育，使能力培养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但长远来看，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激励机制。国家可考虑通过领导接见、重要会议安排旁听席、提高待遇等多重手段提升中青年业务骨干的荣誉感和获得感。第三，职业翻译人才的综合能力储备不足。随着我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逐渐走向成熟，学界对从翻译培训走向翻译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主张翻译教学不仅要培养翻译技巧，更要培养译者能力。作为翻译实践的资深参与者和管理者，黄友义在书中多次提及翻译专业的毕业生要明白“职场是怎么一回事”，要做“多面手”，成为拥有坚实的双语甚至多语能力、熟悉机器翻译技术的“全才”。目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指委已将翻译技术教育写入培养方案，并通过支持出版教材，举办翻译技术讲座，开展翻译技术大赛等形式帮助学生掌握翻译职场上的工作本领。国内部分高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已经开始先行先试，通过与本校的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设立“翻译与国际传播”硕士项目，培养“能译会写”的复合型人才，同时积极探索翻译技术教育。未来的翻译工作者应不仅可以熟练运用各类翻译技术，还将助力技术研发，与技术研发部门形成双向良性互动，进而提升我国翻译能力全要素的储备。
四、结语
本书为明确翻译与国际传播的历史价值和当下定位提供了有益思考。正如作者所言，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都将主要依靠自己的翻译力量主动对外译介。国家翻译能力，特别是中译外能力建设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命题，是一项需要政产学研各方积极参与的长期、系统性工程。作者以自身40多年翻译与国际传播实践者和管理者的亲历，以及对翻译世界和翻译中国的深刻洞见，为我们在当下和未来开展对外翻译与传播工作提供了既高屋建瓴又颇接地气的观念和举措的借鉴。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对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进入新时代，“翻译世界”仍将充满活力，但“翻译中国”已成大势所趋，并将成为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相信本书将会对以国家翻译能力提升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有裨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YY102)阶段性成果。
任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朱玉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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