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刍议
2023/3/14 10:32:38 对外传播
【内容提要】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加速解放和国际互动的日益频繁，全球化趋势为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全新要求。政治术语作为一国政治现实和治理思想的符号化表述，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出要义凝练和创新表达的效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渐一套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相关政治术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呈现出由点及面的传播之势。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研究加速跟进，提升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从文化文明的角度重视完善观念意识，构建多维传播总体布局，在整合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开展精准化的术语传播。
【关键词】政治术语 国际传播 术语滤网
引言
古往今来，政治传播被视为一种精英活动。媒介技术发展，赋予政治活动以更多的大众合法性，跨国媒介集团的扩张和个人化媒体的普及，加速了全球政治的同步趋势，为国际话语传播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强势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双重压力下，我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国际阐释及其效能提升尤为迫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融通中外”，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的重要前提。其作为基石的概念、范畴和表述，则成为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的题中之义。
政治术语是国家政府在阐释大政方针时所采用的权威、正式、凝练的用语，在国际舆论界中直接代表本国立场。政治术语的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需要字字珠玑、精准明快。国家重要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可以经由媒介互动，直接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政治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的多寡，进而影响政党形象、政府形象甚至国家形象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术语概念创设显露出了数字化、语境化、特色化等鲜明特点。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作风和国民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文的语义丰富、内涵多变，而政治传播则需要具备很强的原则性和确定性。这为我国的政治术语对外传播带来了极大挑战。
目前，已有研究关注到中国政治术语外译的重要性。学者们开始思考政治术语的翻译策略，呼吁要直面当下中国的政治话语翻译能力跟不上对外开放步伐的现状，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治误读丛生的严峻态势，将“适应对象”和“同一信息以多重方式传达”作为政治关键词翻译的两大原则，并要对国内政治进行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坚持以自信、平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外宣工作。随着媒体报道和媒介互动的增加，使用话语分析工具结合新闻数据库分析特定术语的国际传播效果成为学术热潮。学者时闻等人通过自建语料库分析“一带一路”这一政治术语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并反思核心术语的跨语应用与制约机制。学者胡开宝等人则以国别为切入点，分析“一带一路”英译在英、美、印三国的传播、接受和隐含意识形态差异。学者许文胜等人通过分析G20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的传播和接受，并提出系统一致、多元表达等突破传播困境的策略。
相关研究由于热门概念的创设而层出不穷，研究体量在不断壮大，同时也存在一定探索空间。一是缺乏历史性观念，相关研究关注术语外译的语法转换和词组搭配，忽视了概念的历时衍化和共识比较，因此对文化接受误差的解释力不足;二是缺乏整体性布局，相关翻译研究与传播研究之间存在断层，尤其缺少对术语外译的全过程布局和对术语国际传播的全流程思考;三是缺乏精准化路径，相关效果研究着眼于全球主流媒体的新闻数据库，忽视了个人化媒体平台所产生的海量政治话语和日趋显著的国际受众的分众化趋势。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就提高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效能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优化观念：厘清三对关系
中国政治术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实践相结合并高度凝练的文化产物，是中国当代政治话语的显著标记。交流与误解共存，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难免造成文化间的不虞之隙。例如“中国梦”(the Chinese Dream)概念的创设意在通过这一整体性的表达，向世界传递中国的集体观念和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形式相近，此译名很有可能以一种市场推销的方式被解读为“美国梦”(American Dream)和“欧洲梦”(European Dream)意识形态衍生品。面对这类误读，术语对外传播需要从观念层面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文明传播观的视角，从术语自身特点中把握传播规律。这种宏观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清大局，对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果做好思想建设和合理预期。
1. 共相与殊相
中西之异实际上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中西之别在于社会类型的不同。某种社会类型是共相，而某一国家或民族的现实发展表征是殊相，后者可以在不同时期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类型。工业进步使西方的共相体现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而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西文化并无优劣已成共识，探其渊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处于共相与殊相的协调运动之中，文化差异则源于不同文化内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理序。
“共相文化观”昭示了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可能通路。现代社会发展早期，西方社会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通过对其他地区资源和市场的瓜分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维持现代化共相的守成地位，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展包括产业工业化、社会福利化、生态可持续化等殊相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共相。地理区隔赋予了世界文化以多样性，文化与生产力的共动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折射出不同社会类型之间交往的可能性。政治作为对社会全貌的总结和言说，自国际社会形成之初便具有了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内涵，政治术语作为一国政治的高度凝练，其国际传播活动更需要放置文化互动和社会发展的维度之中进行考量。
2. 文明与传播
传播是展演文明的舞台，文明通过传播走向对话、达到和谐。历史上的文明大交汇，除了政治和经济驱动之外也不乏源于对未知的好奇，亚历山大东征、丝路贸易、郑和下西洋、航海大发现等等便是实例。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传播媒介遵循着克服时空偏向的进化逻辑，不断促进文明的交往交融。文明间通路一旦被开辟，传播活动便不停启发交往主体探求文明间的异中之同、可取之处。从文明传播的角度看国际政治，历史溯源就不能止步于少数实力国家对世界格局所展开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编排，未来走势也存在除“历史的终结”和“后冷战格局”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术语承载文明，传播要求互通，政治术语的深远内涵与浅显理解之间的平衡与否，直接决定了其国际传播效能。得益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经验和政治风骨气节，中国正加速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概念的相继提出，不仅代表着中国就解决国际问题正积极提出倡议，也反映出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现代呈现。然而，也有不少政治术语在国际传播中落入了“对空言说”的泥沼，面对文化背景各异的国际受众，政治术语的创设和翻译需要聚焦于中西文明的交汇元素，将政治术语与经济、文化等意涵相结合，在措辞上规避目的性、强调共有性，传递“人本”“和谐”“发展”等国际共通的价值观。文化意识与对象意识的有效结合，方能助力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行稳致远。
3. 主体与语境
政治术语作为抽象客体的符号化结果，具有观念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政治概念的提炼本质上是政治观念客观化的结果，目的在于使主体差异得以有序化、合理化。只有锚定了政治术语在历史上、社会中、国家间的横纵坐标，才能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和传播实践。
基于此，对政治术语的研究可以从历史语境、概念谱系和效果对比三个方面展开。以“中国梦”为例，从历史语境上看，它既体现出关注国计民生的政治性内涵，又衍生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性外延，始终传达着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从概念谱系上看，“中国梦”所表达的整体主义，与“美国梦”中的物质主义和“欧洲梦”中的精神主义相异甚远，形式相近的背后实则是概念的非连续性，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目的的疑窦;从效果对比上看，中外媒体对“中国梦”的英文报道在塑造概念的高频词和主题词的使用上存在差异，“中国梦”概念的本土情节和人文特性在外媒报道中存在可能性遮蔽。“中国梦”的术语传播是富有意义的媒体实践，它在创设之际沟通了历史与当代，在传播之时融通了国内与国外，以供后继术语传播在批判和反思中发展完善。
通过梳理三组关系我们得知，中西文化之异在于社会发展的理序不同，社会类型的共相规律促成了异质文化的交流。文明与传播的互动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视野，探求国际社会交往的多重可能性，言说主体与传播主体的交互共同道出了术语外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效果观察视角。
布局整体：构建多维设计
长期以来，西方凭借传媒优势定义了许多国际关键概念，由此建构并固化了国际政治话语的主要框架。这种流于刻板印象和固定套路的叙事方式，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实践暴露出其解释力的匮乏，中国政治话语亟待破除“他塑”困境，提升“自塑”能力。当下的中国政治术语传播和话语建构，呈现出主流媒体高度同质与网络媒体多样并存的复杂态势，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亟需一套跨学科、多维度、全流程的设计方案，将术语传播实践化零为整，摆脱在话语表达上对西方媒体的路径依赖，真正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
1.“创设-翻译-传播”三方沟通机制
中国积渐而成的制度体系和从中提炼而成的政治术语，需要一套政治话语体系对其进行系统的对外阐释。与国内术语传播的文化背景与媒介规模优势不同的是，术语国际传播时常面临传播效果折损，表现为译名的准确传达与受众的理解接受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术语翻译的不统一和不及时造成西方媒体在概念创设中的“先入为主”，以及历史遮蔽和部分媒体故意引导造成的受众认知偏差。这些现实困境无一不在呼唤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相关领域沟通和力量整合。
因此，政治术语国际传播需要加强构建“创设-翻译-传播”三方沟通工作机制。在术语创设阶段，创造或遴选出易于翻译的、符合国际语境的、适合对外传播的政治术语;在术语翻译阶段，要加强国家层面的项目策划，联动翻译部门、高校专家、新闻媒体共同研究探讨核心概念的转译和表述，建立重要政治术语翻译标准、策划机制、咨询机制和发布机制;在术语传播阶段，要善于将刚性的政治措辞转变为柔性的现实故事，直面非议和误解，避免“外宣内宣化”，增强对象意识和亲和力，提升术语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2.“微观-中观-宏观”术语滤网效应
术语表达兼具认知和修辞双重功能。在话语符号系统中，每个术语符号都是一个滤网(Filter)，选择某一术语就意味着放弃其他术语，以此“突显”或“遮蔽”某些事实。就认知功能而言，术语作为约定性符号，是人类认知图谱中的关键节点。人们知识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符号构成物”间接实现。术语能够高效地实现认知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对现实的偏离。就修辞功能而言，在传播实践中，“术语滤网”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至特定领域并加以塑造，接受言说者的表达方式就意味着接受其价值观。“术语滤网”效应的正向使用，在术语跨语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需要核心术语译名、译名部件、共现词、语境等话语标记共同建构实现。
在政治话语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对“术语滤网”效应进行多维考量。从微观效应上看，我们需要判断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歧义、是否有效涵盖原术语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的英译Belt and Road，简明准确，该术语摘取了中外交往史中“丝路贸易”这一去政治化的正面意象，以“沿线国家”而非“中国”作为表达主体，传递了“区域和平、共同发展”的国际理想，规避了“中国主导”“区域联盟”“快速崛起”等可能引发误读的内容;从中观效应上看，各类话语标记会对术语传播受众的认知框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媒体的英文报道中，“一带一路”会与“双赢的过程”(win-win process)、“很大的变化”(big changes)等词进行搭配，用以建构和睦、互利的正面主题。同时，有些国家媒体会使用“财政影响”(financial clout)、“威胁”(threat)等搭配词，传达对这一倡议持有的怀疑和敌对的态度。事实上，即便是使用相同的核心译名，不同新闻媒体也可以通过译名部件的搭配和复诵实现对受众的认知说服。以上两类效应相互作用，产生具有意识导向的宏观效应，在国际舆论场中，“一带一路”最终可能出现“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国威胁论”的认知分野。
3.“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总体传播布局
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不是一次性的语符转换，而是总体的、长期的传播过程。对外术语传播想要破除话语陷阱和交流困境，首要在于把握政治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将定义权和诠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需要依据传播规律对传播活动展开阶段性评估。
术语及其译名是一种符号创新，在传播实践中呈现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的阶段性特征。在初创期，概念的传播环境尚未成熟，此时应该加速确立和推广术语译名的规范化表达，在微观层面实现术语传播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统一性;在发展期，中外媒体就政治话语展开竞争性传播，此时应该做好规模铺陈和术语阐释，激发“术语滤网”的认知功能。随后，相关话语生态开始定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术语语境化实践的重要性凸显，需要通过有效使用话语部件和语法结构建构术语的意识倾向，激活“术语滤网”的修辞功能，在中观层面奠定积极的话语基调和主题意象;在成熟期，政治术语的扩散趋于平稳，以特定术语为核心节点的话语格局基本定型，此时需要着力树立传播的对象意识，打通与国际受众的沟通与反馈渠道，强化认同、修正误读，实现“术语滤网”宏观效应的综合运用。
高树靡阴，独木不林。政治术语国际传播只有通过化零为整的总体布局，才能凸显术语言说的价值优势。这要求我们建立融通多方的工作交流机制，加强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理论队伍和实践队伍建设;深度透析并有效运用“术语滤网”的多维效应，通过政治术语实现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面提取和转述;同时顺应传播规律，制定多层次、全流程的术语传播实践策略。
盘活技术：开展精准言说
科技更迭影响话语变迁，术语外译研究急需创建一套关乎技术的精准化传播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为术语外译的总体布局提出了精准传播的时代要求。用户画像、机器写作、算法推荐、社交机器人等技术都致力于破解大众、细化分众、了解个体，顺应当下媒介行为从公域向私域的转移趋势。术语外译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支点，要兼顾提升传播的广度、深度和精度，需要在术语传播的基本观念和多维框架下对相关人工智能技术展开全盘布局。
第一，构建术语想象。从新闻文本和社交媒体话语中提炼政治术语的“自我阐释”和“他者想象”，使用话语分析、语义建模、受众画像、态度测量等技术评估关于术语的想象落差。一方面以此为基础修正政治术语的翻译方式、部件搭配和叙事逻辑;另一方面精准定位潜在受众，并展开深度阐释和双向沟通。雁过留痕。上述术语传播实践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和案例整合，最终形成术语语料资源库和计算传播策略库，有助于启发新兴术语传播和技术应用。
第二，引导术语认知。通过数据融合、分类聚类和规则关联，勾勒术语传者的认知预期和术语受众的认知现实，在此基础上通过机器学习、认知图谱、网络分析等技术评估受众对术语的认知落差和影响机制。通过认知反馈和模式归因构建术语传播的认知图式，结合神经网络建模和系统仿真建模引导术语的认知程式，面对术语误读开展有效的认知对抗。
第三，动员术语情感。从现实话语和历史文献中归纳政治术语的概念滥觞和理论优势，通过情感分析、语义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评估术语传播的实践价值，在明晰术语概念情感落差的基础上建构情感动员路径。重点关注术语传播中的情感运行逻辑和影响机制，并通过分析、访谈、实验等学术路径研发术语情感的动员策略，并在传播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强化。
在通盘考虑技术优势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技术前置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频繁，能为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注入不竭动力，然而前者所传递的工具理性可能存在超越人类价值判断的发展趋势，引发“数据先行”“技术决定”等令人担忧的态势。这一趋势在术语传播技术体系建构中或将尤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作为工具的技术整合并应用于国际术语阐释和话语建构之中，在搭建“想象-认知-情感”三位一体意识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术语传播中的全盘部署和落地评估，破除概念误读和话语陷阱，赋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建构实践。
结论
政治术语折射社会主题，术语外译体现着中国政治话语日渐成熟的国际实践，及其背后日渐增长的制度和文化自信。以往中国对外交往中“文化畅行无阻，政治频频失声”的二分态得到改善，面对西方的政治话语攻讦能够及时有效应对。在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研究中，政治、翻译和传播学界百家争鸣，研究成果呈现出纷繁的数据案例和方法范式。然而，近年来围绕政治术语传播展开的跨学科研讨屈指可数，相关体系研究、概念创新和理论发展动力稍显不足，更是缺少从历史、技术等角度关照术语外译的研究。
作为回应，本文将观念意识、总体布局、技术整合作为讨论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三个切入点，以期回答政治术语国际传播“何以为能”的问题。在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应树立共相文化观和文明传播观，在开放、平和的心态中，将承载了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政治术语向世界娓娓道来;在认识到学科互动必要性和术语传播规律性的基础上，着力展开术语外译的整体布局和体系建构;在了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关系的前提下，整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提升国际受众对政治术语接受程度，并将其程式化为一套用于实践、不断精进的术语精准传播技术体系。
党的二十大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系统阐释蔚然成风。这昭示着中国已站在世界总体的角度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路。中国的现代化不再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区域的发展东风，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机遇。以此为核心的术语传播将大有可为，在观念意识、总体布局和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术语传播不仅是针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译的“减熵”，更是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向国际受众传递中国特色的“天下观”和“义利观”，以此破除陈旧固化的国际话语格局，与世界各国共创平等对话的国际传播新常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22&ZD317)的阶段性成果。
徐明华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博艺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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