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传播研究”沙龙｜跨文化翻译与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2023/3/22 20:09:28 对外传播
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的重要议题，而跨文化翻译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翻译工作不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媒介。只有将翻译工作与中国在当前复杂形势下的国际传播需求紧密结合，提升翻译实践服务于国家大局的能力，才能加快推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让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促进由“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范式转变，在中国走近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才能加强我国与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互鉴，在与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对话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2023年3月17日下午，以“跨文化翻译与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系列沙龙第三十一期活动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实验室成功举办。此次活动同时也是黄友义新著《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发布暨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史安斌主持了本次活动，十二位嘉宾作了发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翻译》杂志主编杨平，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许荣，《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责任编辑张丽娟，中国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顾问朱英璜，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晓晖，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范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莉，中国日报前国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刘式南，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作者黄友义。与会嘉宾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下跨文化翻译实践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对外翻译与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翻译工作如何服务于国家大局、跨文化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嘉宾合影
周庆安：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这本著作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也非常荣幸这本书的研讨会能够由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国际传播在我们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历史中具有先导和引领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际传播就在学院生根发芽，让我们学院具有了一个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先期发展的优势。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之后，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尤其需要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翻译为主题的专著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工作与人才的培养。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这本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凝聚了丰富的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实践指导下的对外翻译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世界与中国的高度结合——只有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中国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才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国际话语体系。可以说，这本书正是我们国际传播的教学实践与人才培养中亟需的一本重要著作。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回应了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原来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只把中国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研究对象，以丰富“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但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意味着随着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由“向中国人介绍世界”转变为“向世界更清晰地介绍中国”。这与黄友义先生提出的由“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想清楚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如何反应，更要想清楚我们自己是谁，要构建什么，要有效提升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向别人讲清楚自己。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继续坚持自身悠久的历史传承，将国际传播作为我们整个学院的学科发展的一个重点，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杨平：很高兴见到各位老朋友和同事，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支持，也很荣幸与大家一起研读交流黄友义先生的著作。本书凝聚了黄友义先生对国际传播、对外翻译出版工作、翻译专业教育、翻译行业建设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这份探索和思考是独特的、务实的、厚重且难以复制和超越的，也是我国国际传播、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和呈现。
结合工作实际在此与大家交流我学习研读黄友义先生文集后最深刻的几点体会：一、对外翻译与话语体系构建，国家主导的作用无可替代，需要建立国家翻译机制，加强国家层面的翻译工作。二、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事业需要具有国家意识与国家情怀，这是以黄友义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外文局人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也是留给年轻一代国际传播、翻译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成为当今翻译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和重要任务。四、要遵循国际传播和对外翻译工作规律，以融通中外和“说全球话”的思维理念来开展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工作，在对外翻译中努力在“准确表达思想内涵”与“让国外受众易于理解”之间寻求平衡，实现融通，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
许荣：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研讨会，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精心组织和邀请。将黄友义的文章和讲话集结出版一直是外文出版社的梦想，因为这本书总结了其40多年来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智慧，与读者分享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心得与思考，对于培养高水平对外传播和翻译专业人才，更好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如黄友义在书中所言，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都将主要依靠自己的翻译力量主动对外译介。融通中外、译介中国，是新时代对外翻译事业的新要求，也是国际传播机构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只有用融通中外的语言，打造代表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对外出版学术品牌，构建中国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才能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此外，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也要有国际视野和受众意识，要有说“全球话”的思维，用融通中外的方式，才能跨越文化鸿沟，才能把握国际话语权。未来外文出版社也将继续丰富图书品种，不断交流探讨翻译技巧和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助力国际传播翻译人才的培养。
张丽娟：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跟各位专家学者学习交流的宝贵机会，在这里我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编辑与阅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现在各个出版社都在抢自带流量的“金牌作者”，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黄友义这位在对外传播和翻译领域非常资深的专家的青睐，历时一年半，将其多年来在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中的经验与理论思考集结出版。
翻译的重要性常常在国际传播中被低估，而这本书恰恰强调并用丰富的实例与实践经验向我们呈现了对外传播中翻译的重要性。如何用融通中外的语言准确地向世界传播我们国家当今的一些重要理念，对于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格外重要。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书中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两个确立”的翻译，为什么最终译为“Two Affirmations”而不是“Two Establishments”,书中有非常精辟的阐释。这个例子就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传播当代中国的这些核心理念，就可能会在国际传播中引起歧义与误解，不利于在全球舞台中塑造与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在对外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不同语言文字进行转换，更要时时考虑到传播、考虑到受众，向世界准确清晰地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理念。
朱英璜：黄友义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于对外翻译的领域，一直专注于对翻译工作进行实践与理论上的探索，将自己多年来总结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这种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下面我与大家分享我阅读后的三点感受：
第一，正如书中所说，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时代的使命。我们今天的翻译实践工作正处于“翻译中国”的时代，特别是在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的当下，向世界准确翻译中国是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紧迫的时代任务。与此同时，在重视“翻译中国”的同时仍需要“翻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不能盲目自信，也需要学习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同时也要让世界文明广泛交流吸收中国的经验。
第二，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翻译案例的支撑与总结，这本书中丰富的实践案例对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有很大启发。翻译不只是语言文字的转化，更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翻译是国际传播的源头，也是文化交流的灵魂。中国式的政治术语常常难以找到国外对应的专门表述，我们的翻译既要忠实原文，又要让不熟悉中国的外国人看了就明白，这是个极大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在翻译工作中，需要让了解和熟悉政治术语提出过程的专业人员参与到其中，从而更精准地翻译与表达中国。
第三，这些年来翻译工作最大的改变就是翻译的受众意识。我们的翻译不仅要传递意涵还要传递情感，这是对外翻译更高层次的要求。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翻译，更要注重中文本身含蓄、抽象与朦胧的特色以及中国政治术语的特殊性，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王晓晖：这是一本满载常识与灼见的书，满是作者的专注和专业，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翻译内容与视角的变迁反映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力量的增长，反映了世界话语体系与秩序结构中，中国的站位和认知的变化，这一变迁令人骄傲，同时也成为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工作的机遇和新起点。
翻译中国要懂得中国。我们需要不断地、更为深入地了解、省察和认知中国，这一件事怎么做都不为过。有人会说我们自己还不了解我们的国家吗?作为一个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和研究者，我深感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与世界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中，需要更好、更准确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说明自己，在全球舞台塑造中国形象，建构国家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的飞速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已经超越了既有认知，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足够的解释力。而对外翻译工作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前置”与“先导”因素，没有准确的对外翻译，就没有准确的国际传播，就不能向世界准确地传播与阐释中国概念、中国理念与中国政策，从而掌握在国际传播中的“第一定义权”。
在“知中国”之外我们也要深刻地懂得世界。如果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不同国家的国情与文化、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洞察，就可以在国际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国赢得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歧义，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际传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以创新性思维、以《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视野与立意，去回答好中国国际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
王晓辉：我首先对黄友义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讨论对外传播与翻译的书很多，但是像这本书一样具有高度的站位、丰富的案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并不多。书中探讨的翻译出版、国际传播、翻译与对外人才培养以及对外翻译事业发展建设等多个方面都是我们今天翻译与外宣工作的重点难点，甚至是软肋，黄友义的诸多思考对我们外宣工作者有很多启发。下面我与大家分享交流我阅读的一些体会：
第一，对外传播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能做成的。对外话语体系与对外传播是国际传播中的“奢侈品”，这种体系的建构任重道远，要持续性地、战略性地在全球舞台中塑造与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品牌;第二，无论是翻译出版、国际传播还是外宣人才的培养，都要以服务国家需要为目标。比如翻译工作如何在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推动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就是书中探讨的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在对外翻译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创新;第三，要注重国际翻译人才的培养与翻译专业的模式探究，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外宣意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
喻国明：非常荣幸能参加此次研讨活动。黄友义这本书中不仅凝结了他对于翻译工作专业的思考与体会，实际上也是对中国近几十年来对外传播历程与规律的一个生动总结。我阅读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翻译不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灵活的战略。翻译的灵魂是要站在中国和全球关系的背景下，对具体的翻译文本进行专业的处理和把握。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更多地在强调对外传播的策略，但是我认为对外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建立急需解决的问题更应该是实现一种范式的改变和格局的打开，否则对外传播的有效性是无解的。我们的国际传播应该寻求一种范式的转变，一种方法论与世界观的转变，去进一步思考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世界的变化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变化，从而在中国与全球融合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的理念进行表达。
当前，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变化，这个格局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格局，还包括技术的格局，这种变化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所以整个国际传播与话语体系的建立更应该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化背景下，实现我国从追随者到“换轨超车”的变化。比如ChatGPT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大家获取信息、了解时事的全新平台，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这对我们将来对外传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积极地参与这种平台的建设，在其中融入中国的价值角度，从而推动我国在世界多极化的局势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重视游戏这样一个全功能、全要素的媒介，它具有现在主流媒介所不具备的影响力。游戏可以将虚拟与现实连接和混合，与未来社会非常匹配，同时它本身以“趣缘”为凝聚力的连接方式，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改变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样一种媒介能够帮助我们的国际传播进行“破圈”，推进我们中国价值与理念的传播，这对于我们突破现有的国际局势，建立对外传播的新格局，开创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新范式和新局面将大有裨益。
范红：今天非常高兴和各位嘉宾一道参加此次研讨会，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这次研讨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这本新书是对英文翻译、跨文化交流、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诸多专题深入研究的一本优秀著作。我自己是英语专业出身，博士期间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跨文化语言传播与不同文化认知模式的研究，也从事过几年外交工作，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和实际工作经验来讲，我认为跨文化翻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高难度工作。翻译不仅直接体现了翻译工作者的语言能力，而且体现了其对母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概念的深刻解读能力，更体现了翻译工作者对目标语言国的受众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迁移性的精准把握。在这本书里，处处都能看到作者对翻译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对于翻译工作和对外传播事业精益求精、不断钻研的专业精神令我深受感动。
今天在这里，我谈三点体会：第一，在跨文化翻译中，要不断提升翻译工作的“三个意识”。翻译既是沟通，也是立场。作者在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受众意识”与“外宣三贴近意识”(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而向国际受众更加精准地传播中国的声音。第二，要及时翻译，及时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特别是对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及当代政府文件中的政治术语的及时翻译，能够帮助外国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第三，翻译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诸多思考，尤其重视在翻译实践中育人，提升翻译人员的综合素质，对高校培养翻译人才和跨文化交流人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将更加注重学习与研究跨文化翻译这一重要领域，进一步探索跨文化翻译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及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
刘式南：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在对外翻译与对外传播领域耕耘了数十年的老翻译工作者对其工作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是中国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翻译实践的宝贵财富。
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我简单谈一些自己的感受。多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认为其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对于翻译工作的理解肤浅。许多人都将翻译视为一对一的文字转换，而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近些年来，我们的政府、企业等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重视对国家形象、企业形象进行传播。我们在面临着大量翻译需求的同时，市场却在不断压低翻译工作的成本，一些经验不足的翻译工作者因此而产出了很多粗浅、粗糙的翻译，让外国受众不知所云，更不用说让他们及时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动向与政治政策。这样就使许多有用的信息淹没在了大量粗浅的翻译中，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企业形象在全球舞台上的塑造与传播。
除此之外，翻译者常常不考虑对外翻译的实际传播效果，经常不加思考地逐字翻译文本。但是翻译工作者应该要对国家的对外传播具有担当意识，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希望我们的翻译队伍要时刻记住翻译的目的——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听懂中国，理解中国，甚至是能共情中国。
张莉：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这本书。我汇报三点体会：首先，书中收集了黄友义先生从2004年到2022年期间87篇研究论述和讲座讲话，其中的很多思想和理念都让我豁然开朗，其中不仅有对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顶层格局的思考，也兼具丰富的对于实践案例的总结提炼，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都更加让我们认识到了翻译工作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重要性。
其次，无论是对于翻译工作者也好，还是对传播工作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都是自我角色认知与职能理解的一个转变和重塑。在职能上，我们由把世界介绍到中国来转变为在面对新的国际局势时将中国的理念与思想介绍到世界。在角色上，以“一带一路”为例，由于国外受众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不了解，就曾受到西方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是不是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质疑。因此，翻译与传播工作者所做的不仅仅是文字转换，而是在国际语境中承担中国话语建构者的角色，在及时、准确的翻译和传播中建构中国话语的国际意义。
再次，是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启示。它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未来我们的国际传播人才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20世纪的世界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文明的形塑，所以之前我们更多的是将世界翻译到中国来。但是当世界格局变化时，当中国不断走进世界舞台时，更需要将中国翻译到世界。所以我们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更要去思考如何让国际传播实践者做好多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做好跨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桥梁，从而更好地承担对外传播的使命。
黄友义：谢谢外文出版社的支持与出版，也感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举办本次活动。今天的活动重点不是一本书，也不是探讨翻译技巧，而是研究如何更好地使用外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我国的国际传播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要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建立与创新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很多前提条件。
首先，虽然我们现在讲“大国思维”“大国态度”“大国智慧”，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对外传播工作中经常表现出的是“小国心态”，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国际地位。比如当我们领导人讲话时，我们需要知道，不仅仅14亿中国人在听，世界其他66亿人当中许多人也在听。如何让他们听懂，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我们首先将自己认识为“大国”，具有全球化的思维，才能在国际传播中准确清晰地传播中国的声音，从而在国际传播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其次，翻译是国际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翻译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表述中国观点范式的转换。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我们的译者不再将“记者朋友”直译为“journalistic friends” 而是翻译为“journalists”，这就是一种国际表达形式的体现。我们中国人在面对外国记者时，按照中国表达方式，我们会称其为“记者朋友”，但是按照外国人的思维习惯，他们听到新闻发布人称记者为朋友，会误认为发言人是跟他们套瓷，从而对发言内容产生怀疑。所以说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简单字对字翻译，要意识到不同文化思维习惯的不同，实现话语体系的转换，帮助增加互信，减少误会，让我们自己说的话更面向全世界，不断探讨能够准确表达中国话语原意的方式。
最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包括ChatGPT、Google Translate、百度翻译等都对翻译工作有很大影响。这些新技术可以让外译中更快，成本更低，但目前几乎所有的翻译软件还都不适用于我们中国式政治术语与理念的对外翻译。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我们想要传递更多的中国声音，就需要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提高速度，加大翻译量。但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平台更多地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是在西方的语料库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思维，就不能准确翻译中文的意思。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人来从事中译外，尽快增加中译外语料库，去训练人工智能，让技术更好地为我们向世界表达中国服务。在这样的基础上，新技术才可以丰富我们传播中国观点与理念的方式与渠道。由此可见，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任重道远，国际传播界从理论构建到实践领域，都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史安斌：黄友义先生这一代对外翻译工作者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探索中的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而当前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这一代人，未来更多的国际传播工作者更要秉承前人的这种精益求精、一心一意扎根业务的传统，继续探索跨文化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的创新。要在国际传播工作中，更多地培养自身的全球化思维与受众意识，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服务于国家外宣需求的意识，准确清晰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理念，讲好中国故事，继续扩大中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话语权，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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