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共情·自主：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创新梳理
2023/3/31 16:25:00 对外传播
【内容提要】流动、复杂与不确定的时代背景重构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22年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取用、研究维度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系统性和本土化特征。重振全球交往理念，促进跨文化对话，既标志着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回归，亦是国际传播研究所取用的核心理论框架。作为经典议题的国家形象研究热度持续，人工智能、计算宣传等研究维度则拓新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视域。实践中的国际传播体现出鲜明的共情性特征，包括符号化、艺术化、故事化和视觉化等在内的共情策略融入国际传播格局。依托文化产业出海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应重视基于多渠道的平台化生存转型。未来研究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进一步提炼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以期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效能。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全球交往 国家形象 共情传播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我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时在国际上也要提升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理念指引和实践驱动，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建立在对当下国际形势与国际传播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回顾2022年的国际传播研究，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回答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逻辑、研究视角、实践路径等问题。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取用
(一)全球交往：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回归
在传播技术更新迭代和国际新秩序构建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国际传播的认识需要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全球交往观的视阈下，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上理解当下中国与世界不断互嵌与互动的复杂结构性关系。“交往”是一种不断延伸的发展趋势，人类之间的交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线索之一，社会正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2022年的相关学术研究突出对交往理论的阐释，对于“交往”的回归意味着从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角度入手，以更为初始且宏观的视野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实践，从而理解中国在当下的世界传播格局中应如何与世界进行交往这一重大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的形成具有普遍的交往意义，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自身的形象建构正是建立在这一交往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全球交往不应以孤立的国境或地域为界限，亦不能固守传统的大众传播效果逻辑，而应保持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在全球交往中既找到自身的内在尺度，又与不同文化进行持续互动，理性看待冲突与对抗，从而在全球交往关系中调适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二)理论抓手：基于对话的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是不同文化通过对话于文化异同维度中反复沉潜与协商的过程，全球交往的实现离不开对话理论、跨文化理论的研究抓手作用。有学者以潘尼卡的“对话的对话”(dialogical dialogue)阐释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调适，认为国际传播与全球交往中的对话目的不在于论证自身的真理性或者达成绝对性与统一性的理解，而在于通过对话、沟通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视阈融合，在理解的不断修正之中形成流动且持续存在的意义沟通空间，其目的在于超越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的以“美利坚帝国”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迷思，从而在对话中达成和而不同、互存善意的人类社会。
通过对话开展国际传播的前提是文化间性的思维，即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理解文化交往是一个双向协商的过程。学者章晓英针对“Transculturalism”一词在中国的本土化转译过程进行了学术概念谱系学的考察分析，按照其背后深层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将其分为“文化泯化主义”“超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基于对话的跨文化传播视角，“讲好中国故事”正是不同主体在知识、国家和历史三种话语间性中开展交往沟通、磨合间性的一种国家对话，其要求在国际传播中弱化政治偏见、构建共识话语符号、转换他者叙事思维，促进构建具备公平、尊重、协商特色的国家对话语境。基于对话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基础上进一步体现出了包容性和共享性特质。这一理论抓手有助于促进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沟通效果，并对未来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产生引领性作用。
(三)系统协同：战略传播、精准传播与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入推进离不开系统化、全局性的理论框架搭建，习近平总书记在“5·31”重要讲话中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面对作为复杂系统的国际传播，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视角审视国际传播，并将系统协同视为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逻辑，由此将国际传播系统纳入国际社会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基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视角，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体现出战略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战略传播理论可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有效的协同方向。具体而言，战略传播是实现组织战略利益的一种手段，以目标为导向则是战略传播理论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首要要求。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战略传播还应体现鲜明的顶层设计意识，国际传播的行为主体则需要主动策划战略传播方案，协同调动战略传播资源，以创新性思维方式统筹战略传播所涉及的渠道对接、活动执行、受众反馈以及传播效果评估等环节。
除了顶层性布局和协同性资源调配，精准传播也是实现战略传播、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支撑和关键举措。“精准”意味着摆脱以往无差别的传播模式，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化和分众化的表达实现有针对性的和定向的传播，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有效性和传播效果的精确性。有学者通过情感分析发现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距离会影响不同国家媒体报道的情感倾向，研究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不仅需要提升传播力度，同时也要根据不同距离的国家的情况制定对应的传播策略。此外，“Z世代”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对于全球的交往和互联网生态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国际传播应有针对性地向“Z世代”这类特定群体的社交媒体偏好转向靠拢，在精准传播的策略指导下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专业化、系统化和协同化水平。
二、国际传播的研究维度与视角拓新
(一)作为经典议题的国家形象研究及其面向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和国家间交往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外媒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始终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维度，2022年诸多研究者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案例入手，持续关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在具体议题方面，既有研究关注“英国货车案”“澳大利亚漫画事件”“新疆棉花污名化事件”等影响力大、讨论范围广的重要国际事件，剖析了国际舆论生态中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他者”建构策略，揭露其背后在意识形态对抗、权力争夺、刻板印象固化等方面的潜在目的。
国家形象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其中包括众多具像化的表达形式，比如对于“中国制造”海外报道的隐喻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形象被赋予“规则破坏者”的“元隐喻”，这一建构过程在受中国整体的国家形象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形塑国家形象。2022年还有不少研究者积极挖掘新的国家形象研究视角。例如，学者吴瑛等人研究了1972年中美“握手破冰”至今50年来美国媒体视野下的中国英雄形象，从宏观、文本和价值三个层面比较中美“重叠共识”和“共识虚无”并存的英雄观，由此折射出美国对华认知以及东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融通。学者蔡慧清则聚焦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上古帝王形象的呈现，从被信、被证明、被疑到被释的形象演进轨迹中厘清西人眼里之中国形象的根源和依据。也有研究者将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和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结合，描绘《纽约时报》1981至2018年间对于“共产主义”形象刻板印象的报道变迁图景。
(二)人工智能、计算宣传与国际传播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交机器人、算法、深度伪造等技术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从传播主体、渠道、内容、环境等方面重构着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社交机器人一般会扮演信息把关人、虚拟对话者、民意分析与预测者、协商对话平台搭建者等角色，作为平台中的独立主体在重塑社交生态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少研究者还关注到社交机器人在推特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中对涉华议题的建构问题，比如在涉华新冠病毒议题方面，社交机器人成为煽动性话题扩散和负面信息操纵的重要推手。作为一项人工智能技术，社交机器人的行动离不开程序设计者的主观意图，程序设计者通过社交机器人影响国际传播舆论场往往通过议程设置、价值嵌入、情绪感染、“贴标签”、制造话题等方式实现。
算法成为当下全球性平台的基础技术架构，辅助实现智能化的内容生产与分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要素和新动力。算法的内在逻辑鼓励创作者的情感表达，让情绪化的信息在国际传播中搭起情感连接的桥梁。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算法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具有精准化、场景化、个性化等性能优势，但算法在满足信息需求的同时也带来把关缺位、话语权流失、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问题，因此，如何规制算法应用、驯化算法程序、科学评估算法效果理应成为国际传播中要考虑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此外，元宇宙作为近年来学界与业界持续探索与建设的新方向，为国际传播的发展带来新理念与新效能。作为人与物共生的平台，元宇宙指向了国际传播中多主体平等化参与的特征，元宇宙本身所带来的具身化、虚拟化和多感官的技术想象为国际传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其开放性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高度契合。
依托于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和算法推荐等技术的“计算宣传”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和公共外交等领域中。学者赵永华等以信息战为线索回顾国际假新闻的历史，认为以计算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延续，不透明算法、社交机器人等隐蔽技术的应用背后始终离不开使用者的主观宣传意图。与传统的宣传方式相比，计算宣传对于信息的操纵更为隐蔽，在国际传播场上也更具有欺骗性特征。特别是在国际传播的具体应用中，因计算宣传而产生的虚假信息、不实信息、有害信息、误导性信息等失序信息会扰乱国际舆论场，为国际舆论环境带来显著的干扰性和破坏性因素。2022年，在包括俄乌冲突等在内的重大国际事件中，计算宣传表现出了一定的泛政治化倾向，对具体的国际传播活动产生干预，影响着国际公众对特定国际议题的认知，甚至诱导公众对国际事件作出片面的、非理性的判价值断。
三、实践中的国际传播及其创新路径
实践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维度，2022年的国际传播实践研究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共情特征。自“共情”被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后，共情传播在国际传播实践与国家交往中的应用也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视听、文学、游戏等产业，文化产业的“出海”显示出国际传播实践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一)基于共情策略的国际传播格局构建
共情传播立足于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在新全球化时代，从“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的变迁致力于以平等尊重、互联互通、包容开放的态度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情传播则在异质文化中发挥对文化鸿沟的消解作用。
2022年学者们针对情感取向的国际传播与叙事体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四种具体路径展开，分别为符号化、艺术化、故事化和视觉化。在符号化方面，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一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构成具有国家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别国公众来说，独特且引发共识的文化符号能够减轻政治与文化区隔所带来的陌生感，通过引发情感共鸣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在艺术化方面，审美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之一，也是中西文明沟通的价值维度之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以美为媒，依托于人类在审美上的生理共通建立有效连接;在故事化方面，故事思维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展现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形象的有效理念;在视觉化方面，图像和视频等数字化叙事能够提升国际传播的现场感和立体感。共情策略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国际传播中亦得到体现，开幕式和闭幕式作为一种媒介仪式空间涵盖诸多体现独特意义和普遍意义的文化符号，比如对于中国二十四节气以及体现“世界大同”含义的“雪花”的展示，在传播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实现深层的情感认同，奥运健儿“吃饺子”、彼此互动的日常故事构建起与世界人民的情感纽带。
(二)依托文化产业出海的国际传播方案
文化产业“出海”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体现国家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2022年我国视听节目的出口数量、内容质量以及出圈热度等都有较大突破，现实题材电视剧取得较大的国际影响力。针对我国电影企业跨境并购和全球化发展的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于我国电影企业来说能够推动电影生产国际化、全球资源整合和协作关系建立，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网络优势。2022年，游戏“出海”、IP开发等国际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国文化产业的海外发展，同时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尽管如此，近些年我国在文化产业出海方面仍旧存在文化产品题材类型同质重复、对市场需求缺少针对性考察、出海渠道受限等问题，在内容质量、价值取向、发行渠道和宣传平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例如，一项针对十年来中国电影在越南传播现状的研究发现，中国电影在越南的确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过度单一的主题和形式暴露出中国电影存在缺乏创新的问题。我国游戏产品的“出海”效果也存在产品与文化层面的悖论：产品维度受到市场认可，但搭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维度因“文化折扣”而难称成功。在电视节目领域，学者刘燕南等人基于华语电视的国际传播路径和华裔新生代受众的媒介消费需求，认为华语电视需要突破渠道短板，进行多通路、多渠道的平台化生存转型。未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出海应在发行和推广渠道方面“借船出海”和“自我扬帆”并行，积极拓展有丰富用户资源的海外平台，建立具有差异化和聚合化特征的海外网络平台矩阵，实现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海外市场渗透;同时在内容方面兼具独特性与共通性，体现自身文化特色也要彰显时代价值和建立情感联结，警惕“自我中心主义”。
四、国际传播研究的未来展望
流动、复杂与不确定的时代背景重构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也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出新要求。展望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取用、研究议题和实践路径等方面仍有亟待关注的新视角与新问题。
在理论取用方面，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物质性浪潮兴起，颠覆了以往传播研究对于内容和文本的执着，而国际传播研究中对于“物”的关注意味着跳出功能主义视角，重新从物质、空间和身体层面审视国际传播成为未来研究的可能。在物质层面上，已有学者以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的关系，发现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平台巨头等多元行动者会围绕海底电缆争夺国际传播中的物质控制权，由此催生社会与技术的不平等;在空间层面上，博物馆作为一种承载、保存和展示历史与记忆的时间性空间，能够以国际展览的形式实现异族文化展示和多元文化交融，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中显示出巨大潜力;30未来研究还可关注身体层面的国际传播物质性问题，身体在场的交流能够超越文本和影像的局限性视野，在情感能量传递、仪式感交往和自然语言沟通等具身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情感流动的空间，具备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现实潜能。
在议题开拓方面，国内学者提出的政党形象、非遗文化、气候议题、学术媒体等多元研究领域仍具备进一步拓深研究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应持续探究既有研究的盲点。例如，在政党议题方面，国际传播研究中涉及政党形象的概念研究、历时研究和实践研究等方面仍存在缺口;在学术媒体研究方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平行比较分析国内外学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效能作用，进一步为本土研究的深入发展探索新的路径，激发更多的学术想象力。
在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我国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应该立足于本土，关注中国问题，在充分挖掘中国独特经验与价值的前提下寻求世界范围的平等对话空间。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未来则应进一步打破功能主义的枷锁，从中国现实的传播问题开始进行本土化反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语言入手，对于中国高语境文化背后的传播观念进行思维逻辑考察，对西方概念和西方话语霸权祛魅和解构，同时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生成本土理论，进而显示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在地化特征。
回顾2022年，尽管中国的国际传播仍存在格局结构不合理、话语权受制于人以及内容渠道有待创新等问题，但整体持续向着专业化、系统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前进。学者们积极开展内容资源建设和话语体系剖析，通过学术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应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核心，拓展多元视角、理念和议题，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22XWTD004)支持。
杨奇光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秘书长;张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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