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限的生命做好喜欢的事情
2015/1/7 冬吴相对论粉丝汇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树画画在一席论坛的演讲：《做一个梦》。
老树画画，原名刘树勇，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摄影、书画等视觉表现形态多年。2007年起，老树重拾画业。
他在微博上用水墨小画配以白话小诗，直抵人心最灵犀部位，让人不禁莞尔，已吸引了60余万粉丝。
以下为老树的演讲视频及演讲整理文字：
我们在别处听的很多讲座，都在谈做事情，怎么做、怎么赚钱，可能我更关心的是怎么不做事情，而且还要心安理得。或者说，做了事情之后，你自己怎么来看待你做的事情——是把它特别当个事儿呢，还是不那么当个事儿。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
我干过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正经身份是个教书的，目前貌似是个大学老师。我是60年代初生人，所以，我的经验可能会跟很多年轻朋友不太一样。从小，我们被塑造的是集体人格，我们自己在哪里，我是谁，这点是不清楚的。
上小学时，有篇语文课文叫《刘文学》，一个四川的小孩，看到一个阶级敌人偷生产队的辣椒，跟他英勇搏斗，结果被阶级敌人砍死了，成了小英雄。
我们从小就想做小英雄。
有一阵儿，我天天傍晚都跑到辣椒地里去，看看有没有阶级敌人。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个老头，大吼一声上去一看，我爷爷!下手不得。我手里真的拿着一把镰刀。爷爷说：“孩子，满世界找你吃饭，我来找你呢。”这是我遇上的第一个阶级敌人。
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的东西塑造，有各种东西来指引我。你想干什么？我想当科学家!满世界都想当科学家。中国的科学院人满为患呐，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回我自己。我是谁？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一颗革命螺丝钉，有一块巨大的机器，我们给拧上，转转转，最后锈了，掉下来，那一天叫作“退休”。我们从小就被这样塑造。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心怀革命理想，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尽管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主义在哪儿。一直就是往前走啊走的。当然，人家告诉你，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后来发现，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3年我毕业，有本书非常流行，美国作家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那本书让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人，可以分解成几块。它里面首先谈到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人是什么？人就是一头牲口，人首先是作为动物的人。我们很少想过，我是牲口吗？第二个，就是存在主义，85年前后，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个体的自觉的人，“我思故我在”，笛卡尔那句话，当时我们很迷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路是第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认为，在20世纪，这三块哲学把人分解得很清晰了——作为动物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自觉的人，和作为一个群体动物、社会动物、文化动物。我们是倒着过来，先成了社会的人，这就很麻烦，等让我们自觉的时候，中间这段就找不着北了。
我当时很迷恋弗洛伊德，因为他的书我们是当色情读物来看的。人有两大原欲，第一叫性欲，第二叫攻击欲。刚才第一个朋友讲足球，足球是攻击欲最优良的转化。爱情、诗歌都是性欲的优良转化。当然，这是老弗的观点，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个人比较同意。
当时那么多思潮影响和左右着我们，我们就在考虑，我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不用考虑，很简单嘛，爹妈一高兴，有你了。但到哪里去，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何以自处？你得看清楚自己，这点很难。要不，我们无法在环境中、在社会中、在江湖上安顿我们自己。
90年代初，我开始做出版的事儿，因为做的都是跟20世纪早期历史有关的图书，所以天天沉浸在民国时期的史料当中。我到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到处翻过去的旧刊物、旧报纸，什么《良友》、《北洋画报》、《联华画报》、《现代画报》……全是民国的东西，对我启发非常大。原来，民国时期的人那么温良。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说到民国时期时全是在说战争。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民不聊生，好像每个人都背着包袱皮儿，满大街流浪。不是的。老百姓该种地种地，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什么都没耽误。每个人都非常完整，很温良。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民国时期的趣味儿，喜欢归喜欢，学归学，不要刻意，目前为止拿捏得还有点半生不熟，比较矫情。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情，是个过程。我想，再过几年，如果没有大的动荡，延续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可能这个东西就会长起来了。我们所谓的文化生态，良好的生活形态就形成了。
民国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应当学会怎样自处，先找到我是谁。慢慢的岁数大了，见识到了各种人，在江湖上混，吃过苦头，挣过钱，也赔过钱，种种乱七八糟的事都经历了不少，年过半百了，再像过去那么SB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个体，要重回个人经验。这就是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带有某种方法性的问题——找到自己，我为谁活，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发现有两种证明的方式。一开始有这个焦虑的时候，就想做事情。大家都在热衷于做事情，挣钱。不就是钱嘛，别人会挣，咱也会挣。我曾经下海干过那么十几年。大学里有一点好处，可以不坐班，所以说也不存在辞职的问题，反正也没几节课。挣了十几年钱，发现还可以，够花了。不就是有个房子嘛，车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喜欢腿儿的。但还是自卑。中国人这种不自信，我印象特别深刻。上大学时，女排三连冠，破宿舍的窗户是木头的，一脚就踹下来，用笤帚墩布点着就上街了，民族主义啊，振兴中华啊......为什么振兴中华？不行啊!慢慢开始明白一个道理：所有NB的人，所有NB的行为，就证明你是一SB。过度的自信就是证明你太自卑了，所以要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我的证明方式就是写文章，发表文章。我发表的第一篇像样的文章，是在80年代中期的《当代电影》杂志上，那年我20几岁，大学毕业没几年。那篇文章我翻了无数遍，里面标点符号的错误全给看出来了。为什么？我的东西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啊!了得啊!现在想想真不好意思，但当年真是当个事儿，为什么？因为自己不行。咱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个学中文的，总得写点东西吧？然后就开始写小说，写诗，把头发留起来……这个时候做的一切事情是什么？我是谁？就是通过一种证实的方法，通过我做成的事情来被他人认可，我才相信，哦，我还行。我依赖别人的认可来确认我是存在的，我的存在感来自于别人的承认。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处在这样一个时段，我要做很多事情，不管挣钱也好，出名也好，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问题是，你活着，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这是独一无二的，凭什么要通过别人的承认，才证明你确实活着？
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这成了我一个很大的焦虑，当然，有些东西确实需要经历，我们讲“非大有不可以大无”，你总得先经历那些事情。有些人说恋爱没意思，女人太没意思了。我有好几个哥们儿都这样，主要是恋爱失败了，被人家甩了，非常痛苦。“哇，女人真不是什么好鸟儿!”那话都说得很难听。我说你跟几个女人谈过恋爱？他说就一个，那刻骨铭心啊!了不得啊!我说你至少谈十个以上你再说这话，非大有不可大无啊，你这句话就是虚伪的。结果，三个月， 结婚了。好多东西需要一个过程，当你有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什么，草色遥看近却无啊!
我供职的大学是中央财经大学。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学是教你怎么数钱的大学。我南开中文系的跑到那里去教书很有点儿莫名其妙，教教公共课什么的。当然，后来自己及时调整战略，终于有那么一只饭碗端得还比较结实。在全民搞经济的90年代，这个大学很NB啊，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系号称什么金融黄埔嘛。后来有学生就问我说，刘老师，如果再让你选专业，你准备选什么？他觉得我学中文的，90年代中期肯定没饭吃。我说，我认真想想明天回答你。第二天，我真的专程去找他，我说，如果再让我选，我选哲学。他说，这不更虚嘛？
我那时候开始慢慢明白了，我喜欢，就是喜欢，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影响和改变太大了。哲学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谁能离开空气活着？哲学跟每个人，每时每刻，你的经验你的判断你做每件事情，都有关系。慢慢我就开始回到个体经验，做一件事情就为我自己做，干什么要为社会为国家为什么的？
我做民国那套书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行政机制是很特别的，上面就是帝王，下边就是国家，国家比较概念化，再下边是社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世俗江湖。过去国家的行政垂直机构，中央集权，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只到县一级，七品芝麻官嘛，相当于现在我们说的处级。而乡镇和村落是没有中央集权贯穿到底的，那个时候叫作乡绅自治。我小的时候都还经历过见识过乡绅的作用，包括那种宗法制度，都非常有效。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孙家，结果两口子打架，闹得快砍下脑袋了。按照我们现在的处置方法，那得赶紧到法院去告他，法院审理案件，走司法程序。中国古代没有这些东西，都是用宗法制度解决问题。那时候我还很小，跟着我爷爷，孙家的长老和刘家的长老(刘家的长老就是我爷爷)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只字没有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看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就四、五块钱吧，我觉得非常了不得，谈中国过去那种非常微妙非常完善的社会格局。记得有一年提和谐社会，我说，这可不就是和谐社会嘛？非常有意思。
后来，我们“把支部建在连上”，学党史的时候都学过。按照军队建制，如果县一级是处级，那乡一级就是营级，村落就是连，在城市里就是街道居委会。那好，中央集权直接贯穿到底，没有世俗的空间了，社会没有空间了，这个特别要命。我们经常讲文化要生态，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草也长树也长花也开，乱七八糟都有，这才叫生态。只能种一种树，只能开一种花，这叫什么生态？
这个思考后来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开始反证我是谁。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担当国家大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想我是谁？我是匹夫啊!问题是，这个责任都我们匹夫负了，那些当官的干嘛去？他们专职搞腐败去吗？我慢慢发现，哦，我就是一平头百姓，平头百姓你得平下头来。我是干嘛的？我不就是一个教书的嘛？我算老几啊？慢慢开始回到这个状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心存宏图远略，有大抱负，那是你们的事儿。在我来说，我确信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我有自己很多现实的焦虑，比方说我今天吃坏了肚子疼，比如我特别容易渴，想拼命地喝水。我有我自己的现实问题。我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头百姓的时候，我就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平静下来快活起来的乐子，在乱七八糟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切入点。我就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画画，烧陶。85年、86年我烧过两年陶瓷，疯狂地迷上陶瓷，我觉得陶瓷那玩意儿特像吸鸦片，上瘾。画画的时候很好玩，满脑子可以到处乱跑。我们在现实中那么多不自由是吧？你看我每天画画，画了很多内容，我只是个在大学里教书的，可能干那么多事儿吗？我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理解，慢慢开始体会人性是什么，人性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如果我像过去一样，老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老去盯着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待我，就不可能把自己手边的事情做好。你就进到你自己内心里去，你扎得越深，越能体会到我是什么，人性的共通处在哪里。
比如，明天是周一，又要上班了。想想上班，周日晚上就焦虑，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我也一样，这就是共通的东西。但我绝不会为了别人来想这个事情，我就想我自己的焦虑。你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焦虑，你干嘛不把这东西表达出来？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国家自有人管，有那么多人管着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朋友说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老老实实讲，我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能你们听到很多讲座，都是关于正能量的，我就搞不清楚正能量是怎么回事，打鸡血呢还是干嘛。我有时候觉得应该有一点负能量的东西，虚无感一点，以虚无之心，应现实之事，会欲望少一些，焦虑少一些。
所以我说，人不是不做事情，事情是要做的，我每天都做，跟民工一样。大家看着我的画，太悠闲了，这个人干嘛呢？一会儿躺在池子里，一会爬到山上，一会儿在月下，一会儿想情人。不可能的，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民工。我们学院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好民工，干活非常扎实，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干不好时很焦虑。这事情要干，肯定要干。所以，我题画的时候有句诗：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你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是肉身的安顿。但是你怎么来看待你干的这些事情？如何不为你在现实中的所为限制住你自由的内心，这个才是重要的。
比方说，我做陶，我对这个手艺充满敬意，泥巴在手里转过来转过去，突然，脚底下一踩，速度快了，泥巴bia摔我脸上了，接着做。一个月又刻又画，费了半天烧出来，结果坏了，烧大了，起包了。但是，迷恋于手艺本身的过程，把你的内心关注在做这件事情上，怎么做好它，解决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好，不重要，你是在为自己做事情。所以我特别相信古人为什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话时，把修身要放在第一位，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太多抱怨，当我们老处在抱怨中时，首先已经假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了。你怎么可能是绝对正确呢？人都是一块肉，晃来晃去飘一圈，没了，这就叫人生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嘛？你跟别人是一样的，有别人所具有的一切弱点，就是说，人性的缺陷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尽可能地修炼自己，我要有好的修养。比方好好看书，别老是每天拿着微信在那里，我挺反感那东西的。前三、四天我刚学会微信，同志们，我后来发现它主要可以替代发短信，对我没什么用，太浪费时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没几年活头了，我想尽可能按照我年轻时的说法，尽可能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但我现在反过来了，我不这么想了，我要用有限的生命做好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过去的教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误导，包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都是错误的。上海有一种暗示，北京也有一种暗示。现在北京好一点了，到北京打车，出租车司机现在基本都是郊区的，过去上车，城里的司机跟你谈的全是中央政治局人事变动的问题。他是谁啊？我是谁啊？咱认识吗？哪位领导是咱亲戚啊？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好，慢慢开始明白我是平头百姓，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内心里去。
所以我说，通过别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这叫落到实处的方式。而我的方式，是落到虚处。比如说艺术。我现在非常相信，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的重要性，当然可能是我个人深受其益，这是我的个人经验。我对艺术本身的理解——艺术是唯一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以让自己内心柔软一些的一种途径，其他全是功能性的，全是可以比较、可以竞争的。
可人不单纯是那样。我经常看《动物世界》，给我的启发比我上的大学都重要。我从各类动物的行为里看到了我自己。两个公的打架，干嘛？那肯定是为旁边一个母的。原来战争、财富都是为了异性，过去很多战争都是这么发生的。慢慢我开始从各个层次来想自己,不要老觉得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对“成功”两个字高度怀疑，什么叫成功啊？莫名其妙，这个词太恶劣了，让多少人就死在成功的路上了。当然有成功的，就那几个。但我就在家里躺着行不行？爹妈生我容易吗？
不能为外边所有的东西，那种公共的话语，把我们自己的内心引诱出去，然后流浪在路上。不要受那么多暗示的诱导。
所以，你看，北京人觉得自己生在皇城根儿底下，人人都感觉是政治局的边缘人群。上海人呢，可能因为曾经被殖民过，觉得很洋气。确实，上海在中国是非常洋气的，特别放在30年代，北京就是个大村子，上海才叫真正的大都市。但是这个东西与我们自己有关吗？我住在上海，我每天刨食吃，我每天那么多焦虑。几年前一个车号卖五万，现在都八万了，这都是我们的现实焦虑。大家对这个大上海的说辞和想象，跟我这个具体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要拿出我自己的东西来，证明给我自己看。我不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我的存在。所以，落到虚处，就是回到自己内心当中去。
我不太愿意讲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分享。微博上有些朋友说，老师我想跟你画画，画完画之后我就怎么的了。我说未必。我说你热爱什么东西啊？他说我特喜欢做菜。我说，那你就好好做菜，那是个庞大的世界，是个无底洞。我也很热爱做菜，特热爱做菜，我曾经为如何做好清蒸鱼，三下广州啊同志们，容易吗？成本多高啊!
我说的意思也没别的，我不愿意讲什么伟大的话题，我想回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作为一颗肉，怎么移动，移动得自己很舒服，不动的时候也很舒服，我想这可能更重要。但是确实需要找到一个点，要有一个落点，我的观点就是落到虚处。
现在很多人，比方说已经成功的人士，其实也有他的很多焦虑。比如说，很有钱，但是内心当中没有那种基本的修养让他的行为看上去显得精致和优雅，于是通过花很多钱购买奢侈品，通过玩玩茶、红酒，通过谈谈佛，弄串佛珠戴在手腕上，来遮掩自己的这种粗鄙和简陋。其实还不如真实的自己更像个样子。我记得有一年到上海，在复旦大学附近有一间咖啡屋，看到一个女孩，那时候刚刚有笔记本电脑，打开，坐在那个地方，作忧郁状，作肺结核状。后来人家说你喝点什么，“给我来杯冰水。”我一听这说话的腔调，就想这是哪儿来的？台湾的？后来又来了个女的，两人吵起来了，我一听，啊东北俩妹子!太棒了那感觉。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骂得那个狠，我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哎呀，佩服!
我们学院广告系曾经让我去讲个课，他们做了很多关于时尚产品的广告作业，我跟学生待了一个星期，才知道什么叫广告专业。广告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制造自卑感啊!你行吗？这东西你有吗？你没有吧？掏钱吧!我为什么要掏那个钱？TNND!你用的手机是哪儿的？我用的是苹果的，我就比你NB!我的手机是西瓜的行不行啊，比你个儿大!这重要吗？这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人怎么能靠这些东西，一身行头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我的包是LV的包......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的一些朋友，当然很不错，他开始到北大去读EMBA啊，MBA啊，修炼自己，后来我才知道，那EMBA基本就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嘛。有一次我去天津，有个朋友用天津话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咦，麻痹唉”，EMBA的简称。没有意义的,不要用这种行头来证明我自己，说明我是谁。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说了一句话，他对中哲的研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人的人品我不予评价。他说：中国哲学不是使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使一个人成其为人。
我觉得太棒了!
你是干什么的，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或者你是介于两者中间的，这重要吗？这不重要。我们一个人自身的完满性，自身的具足性，才能够让一个人真正强大。什么得啊失啊，我干什么事情不过做做而已，什么成就啊，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根本不重要。所以我个人后来自处的方法，慢慢变得特别不愿意到外面去混场子见人。就说做这个讲座，我说怎么分享？说什么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是个很消极的人，我是天天在屋里猫着，尽量都不见人。
我有个地下室，地下室原来特别好，没有信号，后来不知道谁给安上信号了。我就天天在地下室里干活，好多画都是在地下室里画出来的，所以有一方印叫“一个地下工作者”。很享受啊!有人说，啊，这有多么孤独啊!我说，我给你钱，你给我点孤独吧!多么难得啊!可以自处，可以想想自己，可以全神贯注去想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得。我们的大量时间就浪费在那种无意义的交往，无意义的沟通，无意义的吃饭上。吃个饭还要用手机拍个图发微博微信，你说这不馋别人吗？很不道德是吧。
所以我今天总的话题比较简单，就是要活回你自己，这个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的。让自己内心丰富起来，有意思起来，活得好玩一些，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看不着。为什么？尽量不出去。
说完了，谢谢。
转自老树画画独家授权工作室微信「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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