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还能不能讲真话？
2022/4/2 16:52:22 额滴神
骂完张文宏之后，(他们)会忽然发现一个浩荡的真空，没有人可骂了。
——六神磊磊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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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惊雷”降临，文宏让位？
3月28日，账号@上海发布的一条微博提到上海市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组长是邬惊雷，有一部分人拍手称快：张文宏终于被撤职了。
其实是场误会，张文宏是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几字之差，与新上任的邬惊雷并不在同一岗位。但误会背后，却不难看出，张文宏正在从上海抗疫的名片沦落为上海抗疫的“耻辱”。
张文宏曾提出“与病毒共存”，本意是“陶瓷店里抓老鼠，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却被理解成是放任病毒传播，甚至有网友认为，上海这次疫情这么严重，都是张文宏“上梁不正”。
张文宏认为美国辉瑞治疗新冠比较有效，值得引进，但被人质疑是“买办”，操控国家药监局引进辉瑞的药物。
本轮疫情发生，有奥密克戎易传播的原因、有防疫的疏漏，也有上海本身承接着巨大人口流入的原因。
但一部分人还是跳过种种可能，把这些原因都推给同一个“元凶”：张文宏。
成为公众人物以前，张文宏已经参与过多次重大疫情的防治，非典、H7N9禽流感，还有听起来并不陌生的肺结核、艾滋病。
非典疫情大规模暴发的2003年，张文宏拿到了去哈佛大学研读博士后的offer，奖学金35000美元一年，张文宏激动得“眼睛都发绿了”。
但2003年，非典患者在张文宏所在的上海华山医院出现，老师翁心华问他：“你先去美国还是先去SARS？”他诧异地反问：“这还用选吗？”
张文宏决定推迟去哈佛大学深造的时间，套上厚重的防护服，在一线接收发热患者。同期他还与翁心华一起主编了我国最早的SARS专著之一《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第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同样与张文宏相关，病人是一个45岁在菜场卖肉的肉贩，高烧不退，几次在生死线上徘徊，时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的张文宏全程参与治疗。
第一例病人病愈后赠送给张文宏团队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也许我是你们职业生涯中的过客，而你们却是我人生的转折。”
深入一线、搞科研，几乎是张文宏前半生的底色。
他带着课题组去重庆进行500个肺结核家庭的免疫研究，第一次以国际公认的诊断方法获得了肺结核高危人群的一手数据；2008年，他又带着课题组去云南对HIV感染者进行结核病的研究，这些临床数据，都填补了中国传染病史上的一些空白。
提起之前的抗疫经历，他很少说起自己的心态和情绪，而是津津乐道地讲如何发现病毒的来源，如何用基因分析序列的方法确定患者感染了哪一种病毒。
在几次记者试图深挖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不谈家庭，不打感情牌，挂掉母亲的来电，拒绝对塑造个人崇拜有利的一切挖掘。
他只是谈到和求学相关的经历，温州、上海、美国，他和不同的人探讨医学，怀念在哈佛大学进修时舍弃一顿午饭和教授交流学术的日子。
不难看出，即便被推举成公众人物的张文宏，也希望大家的目光放在医学和科学本身。
《张文宏说传染》这本书里记录了他的隐忧。
非典、H7N9这些看起来打得很漂亮的战役背后，只有张文宏知道，每次都是涉险过关。他担心，一次毒性更强、传播力更大的大流行什么时候到来。
比想象中更快。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把大道理讲得很直白的张文宏，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定心丸”，但这只是张文宏以科学和事实说话，碰巧迎合了大众的期待，可实话未必总让人安心。
2021年7月，在南京疫情扩散后，他提出了“学会与病毒共存”的观点，并告诉大家，世界上多数病毒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常驻病毒”。
这次发声不仅被大众质疑，还遭到了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批评。
高强写了一篇文章，说“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他认为人与病毒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与病毒长期共存”。
高强的文章充斥着消灭病毒的必胜决心，让大众对张文宏的愤怒又上了一个台阶。但这篇文章过去半年有余，人定胜天的局面还没出现，疫情已经卷土重来了几次。
相比于高强的笃定，张文宏对于病毒的传播似乎并不敢有明确的决断。在《张文宏说传染》中，他希望能寻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和好”，他用曾经发生过的例子，告诉人们共存其实并不可怕。
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警报至今没有解除。在亚洲、非洲等地区还是出现了脊髓灰质炎野生毒株的疫情。一旦全球停止接种疫苗，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但不妨碍我们已经通过疫苗基本控制住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中立且科学至上的张文宏，不仅不愿把部分人非理性的狂热情绪推高，反而泼了一盆冷水。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还能毫无保留地输出科学的观点，比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在面对美媒提出的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中国实验室的提问，福奇多次陈述，新冠病毒来自大自然而不是中国，他拒绝管这种病毒叫中国病毒。随后，福奇迎来了特朗普、美国媒体、美国政客、美国民众的集体抨击。
福奇一会被骂“灾难”一会被骂“中国小儿子”，“福奇欺诈”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他的妻子、女儿不断受到骚扰。
在被网暴了一年以后，福奇终于被这种舆论所吓退，含糊其辞地说出了“并不确信”新冠病毒是否来自大自然，支持对中国进行调查。”福奇背叛科学倒向舆论，让不少旁观者乐开了花。
他和张文宏几乎有着一样纯粹的医学背景，都毕业于知名高校，专心于学术。
毕业后福奇在清水衙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研究艾滋病已有50年，至今仍然是NIAID所长；张文宏在华山医院坐诊、带课题组搞研究，他们几乎参与了21世纪人类的每一场传染病：非典、猪流感、禽流感、埃博拉。
福奇被升到NIAID所长时，一群艾滋病患者担心自己被抛弃，反对福奇升职，福奇提了唯一的要求，当所长可以，但艾滋病研究不能停。
张文宏在经历过多次疫情后，他更清楚了一个事实，人类知识自以为拥有无与伦比的卫生体系，实际上是一架有安全问题的飞机。他要做的事，就是保障飞机的安全，在每次颠簸中勉强降落。“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
无论是张文宏还是福奇，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被捆绑了太多意义，承载了太多期待，以至于在发表一个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的建议时，人们总是忽略，他们才是和病毒最近的人。
大众可以打倒任何一个人形靶子，但病毒并不会随着大家击倒一个假想敌而迅速消失，这些依然把医学研究当作自己的事业，愿意给出真诚建议的人，不该因为与“舆论”的大风向不符，就被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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