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何以至此?公开透明是疫情防控法治化的必要前提
2022/11/1 16:41:05 额滴神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平静。网传河南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工厂出现疫情、员工自发返乡,但因为交通停止,员工不得不“徒步返乡”。这些新闻刷爆了朋友圈。

     从时间线上看,10月29日,第一财经刊发《河南多地致信本地在郑州富士康工作人员》,河南禹州市、长葛市、沁阳市、许昌市魏都区和西华县等五地发布致在富士康工作人员的公开信,表示当地户籍的富士康员工确需返乡者需提前报备,落实“点对点”服务和相应的隔离措施。

    

     10月30日上午,第一财经记者分别联系了富士康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富士康一位行政办公人员向记者表示,自己看到网上员工“逃离”的内容后,(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心里很难受。“我(现在)在宿舍,我们厂闭环管理十几天了,点对点上班,”他表示,当地政府已向富士康派驻驻厂工作组。

     10月30日16点23分,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发布《富士康给员工连发三条关爱通知:去留自愿,做好保障,并附上返乡乘车地点和电话》,半个小时之后,17点03分,“郑州发布”又发布《全力以赴确保富士康员工顺利安全返乡》称,截至目前,富士康厂区未发生重症感染现象,疫情总体可控。30日和31日,财新网也对富士康员工返乡事件进行了报道。

    

     富士康的这些新闻出来以后,各界都一头雾水。郑州和郑州富士康港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从疫情数据上看,根据河南省发布的数据,10月29日、30日,郑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和5例,其中有10例为隔离管控发现、29日有1例为重点人群筛查发现;两天新增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为26例和35例,其中有47例在隔离管控发现、14例在重点人群筛查发现。郑州的这个疫情,虽然不少,但也不算多严重,落实到富士康港区,可能就更少了。按理说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其次,员工为什么要返乡?有人认为是富士康的员工是害怕病毒严重会危及生命,郑州的声明也有这方面的解释,“截至目前,富士康厂区未发生重症感染现象”。也有人认为是有人害怕被隔离,生活不方便,所以尽早返乡。

     再次,为啥会徒步返乡?其它交通工具呢?

     目前,主流媒体报道的比较少,只有第一财经、财新跟踪作了几篇,有一些涉及到相关人员的采访,但并没有深度报道。更多的内容是在自媒体、社交媒体上展开的,有丰富的视频、图片和文字描述,但内容参差不齐。普通人看完以后,仍然不知道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富士康的员工可能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财新报道,派遣工表示,早在国庆期间就已经听说厂内出现密接人员,10月11日前后工厂封锁的传闻就开始在厂内传播,后来出现了挡板管控人流。多名富士康员工称目前只是听说有人确诊,并未接到厂内关于确诊的通知,工厂仍未停工。多名员工向财新提及工厂的核酸混采,出现结果异常,部分同事接到核酸结果异常的通知。

    

     由此可见,富士康内部也缺乏正常的信息发布机制,员工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很容易听信谣言。

     谣言流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在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处处可见。

     最明显的就是封城和囤菜的谣言。一般来说,出现阳性病例,地方政府会按标准的三区划分(高中低风险)进行操作,并对阳性和密接进行隔离。但奥密克戎的传染性非常强,一些地区为了控制疫情,开始扩大使用疫情防控工具,比如对隔离的人员进行扩围操作,比如一些地区将行政区域之后的流入人口、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赋红码,将他们集中隔离,或者中高风险所在区县的其它街镇进行提级管控,也让他们“足不出户”。

     一些中高风险数量较多的地级市,还出现了整区或者整市静默(即全市静默,足不出户)的现象。例如乌鲁木齐全市静默超过了80天,目前还看不到解封的迹象;9月中下旬,贵阳市的大多数区县也开始静默;10月份下旬的武汉,也出现了大多数区相继“自行”宣布全区(县)静默的政策。

    

     全市静默对经济社会运行影响巨大,因此不可轻易动用。现行法律对全市封锁(封城)有很多程序性要求,比如报上一级政府批准,较大的城市需要国务院批准等。因此,一些地区出于操作便利考虑,并不公开宣布全市封城,而改为“静默”、“静下来”、“进一步核酸筛查”等名义,或者由各区县、各街道宣布本辖区“静默”,表面上是各区县因地制宜,但实际上起到了全市静默的目的。

     但这种操作实际上增加了政策的不透明,增加了居民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在这种环境下,谣言非常流行,并且传播的非常快,并会加速人们的恐慌,进而对社会稳定形成压力。

     富士康员工大规模返乡,可能也是源自谣言。据@于赓哲在微博上的讨论,“看富士康工人发的抖音,他们是真的恐惧这个疾病。认为会死,或有严重的200多种后遗症,尤其是会影响生育能力,这点让他们极度恐慌(这应该代表着中国基本民意)。以至于郑州官方昨天都出来安抚说病症很轻,这是极度罕见的官方表态。”

    

     自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流行毒株以来,新冠病毒虽然传染性强,但致死率和致病性已经比较低了。根据今年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和“第九版”,奥密克戎变异毒株BA.2为成为主要流行株,致病力变弱,患者以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为主,大多不需要过多治疗。奥密克戎确诊患者的病程和排毒期也显著缩短,大量中和抗体在3至5天内出现,引发肺炎的几率大幅降低。

     从死亡率来看,中国2021年全年有1.5万例确诊,仅有2例死亡,2022年以来,无一例死亡。今年3月上海出现了疫情大爆发,BA.2为流行毒株,从爆发起点的2月26日到全面解封的6月1日,上海累计感染者近60万例(含无症状),其中确诊5.8万例,在院治疗1090例,其中重型80例,危重型27例,死亡588例。需要指出的是,据上海卫健委通报,所有死亡病例的直接死亡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未来,他们是否作为传染病的正式死因还需要进行研究。

     据香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金冬雁的研究,OmicronBA5这些毒株的致病性已经很弱了。在大多数地区,其病死率已经是比季节性流感要低。

     但这些信息并没有同步被广大民众吸收,也没有被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相反在一些主流媒体和大量的自媒体不断的宣扬新冠病毒的高致死率,加重了民众的恐惧,反而不利于防疫政策的落实。

     站在当前这个时点,防疫政策应该如何作为?

     我们必须看到,传染病的防治是“为了人民”,那么靠的就不仅仅是政府的规章制度和强制措施,更需要有公众参与,让公众了解真相。这要求更多的事实呈现,政府应该公开信息,包括所有的感染者的数据(如人口学特征、生理表现等),让科学家介入、研究,分析当前流动株的特征和推荐方案。同时,只有竞争性的学术研究形成的共识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易于让公众接受,公众才会支持疫情防控。

     我们看到,目前在公众媒体发言的境内病毒学专家、医学专家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加重公众的疑虑,这不利于防疫。

     中央政府一直关注基层民众的反馈,并且三令五申疫情防控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几个月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明确提出,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

    

     但这些手段相对来说,反馈链条长,透明度还不够高。中国有丰富的媒体机构,专业性高,应该强化重大事件中媒体报道的角色。媒体的深度报道,还可以还原真相,约束地方政府的乱作为,一举多得。

     例如富士康返乡事件,到现在为止,没有深度报道,没有对相关涉事人物的专访,公众没有更多的详情,情绪上难免会比较激动,也会比较容易听信谣言。

     公众参与也意味着疫情防控不能让政府自说自话,制定什么样的防疫标准,由谁来承担防疫成本,应该纳入公众讨论。事实上,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来说,生存的压力更大,因收入降低导致的营养下降、慢性病治疗不及时导致的健康水平下降或死亡会更高。新冠疫情到底要防控到什么程度,这个需要根据社会观念、发展水平等条件不断的调整,治理的决策机制是很重要的。只有良好的公众参与形成的防疫标准与方式,才能更好的平衡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

     今年10月份,二十大报告在盘点法治元素时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主体工程”,“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公开不透明,不依法行政侵蚀了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未来中央政府应该强化对地方政府乱作为的责任追究。

     文 / 聂日明

    

     主编 / 鸣人

     编辑 / 曼玉

     排版 / 路旁的树叶

     校对 / 里木 路旁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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