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村、中专学历起步，去了耶鲁，创业、研发10亿重磅新药！中国合伙人王印祥再出发！
2017/9/15 E药经理人
他出身农村，父母大字不识，38岁之前，他从中专读到了博士后。之后，毫无药企工作经验的他，联合两位同样没有药企工作经验的同道，研发了一个产品，创立了一家公司，前者销售超10亿元，后者创业板上市。现在，他又要创业。
王印祥对中国医药创新未来大趋势的判断:
30多年前，当王印祥骑着自行车在农村，以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身份记录农村的小孩是否按计划接种了疫苗的时候，他一定想不到，有一天他主导研发的埃克替尼会被卫生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称为“民生范畴的两弹一星”，让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称赞是，埃克替尼面世是中国药物研制“从拷贝到立异的转机”。
在中国医药创新史上，王印祥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在2000年左右的中国医药创新蛮荒时代，他与他的合伙人们开启了一次中国式创新药研发的落地试验，并最终获得成功，成为中国医药创新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
王印祥创业、研发创新药之时，中国研发环境颇为恶劣，但是当其获得成功之后，整个中国药物创新的环境已是斗转星移，另一番景象。研发链条构建逐步完善，药物投资意向增加，海归回国成为常态，人才和技术都已经形成梯队效应。大时代催生大使命。引领创新潮流的科学家们再也不满足于“me too”式的创新，而是把目光瞄准了全球，真正使中国迈向研发强国。
在此种情况之下，作为医药研发创新领域的先行者和成功者，王印祥明白接下来产业的大势所趋。于是他再次出发，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科思”)横空出世。藉于对创新趋势与海归回国创新业需求的洞察，以及对“全球新”的追求，加科思的新药研发模式是“平台+基金”模式，有此选择，王印祥说，“这帮人哪儿能轻易回来？他们对回来工作不感兴趣，得给机会让他们创业。”
加科思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是北京的生物医药基地，聚集了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的种种高精尖技术。坐落在遥远的五环外成功为它们隔绝了北京城的喧嚣，这里的建筑风格简朴，零星的人流并不匆忙地走着，更显其沉稳厚重。
故都入秋，迎来一年最美好的季节。加科思办公楼1层，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青葱绿地，王印祥靠在沙发上，接受E药经理人的独家专访。功成名就，各种光环加身，但他延续一直以来的低调风格。面对采访，他穿着宽大的T恤和棉麻裤子，而非像其他企业家那般西装革履，但是他的故事和他做的事，足够励志与动人心魄。
追梦者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王印祥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大字不识，在家排行老八，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说，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穷，在闹饥荒时，要过饭，哥哥姐姐大多不识字。而他出生的时代正是狄更斯所谓的，“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王印祥的小学、初中时期正值文革十年，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外部大环境，对他来说，要好好读书，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所幸的是，就在求知的尾巴上，邓公上任，改革开放。
与以往我们看到的科学家不同的是，王印象的第一学历没有那么耀眼，他的母校也没有那么“名门”。由于文革期间的贻误，基础功底薄弱，虽然高中拼尽全力，也只考了一个中专，之后，在包分配的时代，他被分配至邯郸疾控中心。彼时不到20岁的王印祥，还是处在懵懂时代，只是随大流式地按部就班的生活与工作。
但他遇到的80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无规则的探索和骚动期，一切基础工作都刚刚开始，比如第一次全国营养调查、第一部食品卫生法颁布。为了推进调研、法规的宣讲等工作，王印祥需要深入到农村、工厂，组织会议、做演讲。也正是这段工作时的历练塑造起了他的演讲能力以及与人的沟通能力，他的性格也由此塑造，不再是农村出生、性格内向的羞涩青年，而是通过锻炼，变得外向，乐于交流，这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真正改变王印祥人生的事情发生在1983年。在该年5月27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18位青年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刻。这一天，新中国诞生了第一批最高学历的拥有者。随后，18位博士的照片和故事被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带着油墨的余温，迅速传播到这个正在改革开放中的国度各个角落。
报纸的另一端，邯郸疾控中心，18岁的王印祥热血沸腾。
一见误终身。百业待兴的蛮荒年代更容易诞生时代的英雄。和无数心思单纯、心灵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一样，来自同龄人的激励像一股兴奋剂注入了这个求知若渴的灵魂，崭新世界的大门缓缓拉开，王印祥一头扎了进去。
“没有考虑别的东西，感觉考上博士就是我整个的人生目标。”那是个以学历为荣的年代。“上学的时候都有校徽，一放假就带着回家。一看别人，名牌大学的，我们中专卫校的都不好意思带了。”
基础知识不扎实、完全没有学过英语的他把目标第一步定在了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生，然而自己基础薄弱，要实现目标无异于脱胎换骨。“从产生考研想法开始准备了4年。英文从头开始学，每天清晨6点起床，攻英文，攻专业课，除了周日看场电影，其余时间全部在念书，没日没夜的。”
20岁，有一份安逸的工作，在当时还算不错的收入，让同等环境成长起来的同伴颇为艳羡，但他却做出一个看上去十分艰难的决定。“谈不上人生规划，我认为这是那个年代特性决定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很单纯，没有太多经济诱惑，只有学历能让我时时刻刻的兴奋着。”
如果这是一场与自己的长久战争，没有战略、战术，也没有更长远规划，他只有绝对的耐心、决心。到了最后的赤膊上阵，人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河北的春夏秋冬走过了四轮，王印祥坚持下来了，和他一起坚持下来的只有4位同伴，都考上了研究生，3个到了北京。“当时感觉人生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
也就是研究生阶段，让王印祥与肿瘤学结缘，开始了在肿瘤治疗方面的探索，奠定了他的学术方向，毕业课题在中国医学院肿瘤研究所完成。而放眼全球，彼时的医学和生物领域，分子生物学刚刚兴起。《众病之王·癌症传》里一张古老的黑白照片代表了这个时期癌症治疗领域最让人兴奋的事：一位妇女手持靶向治疗药物曲妥珠单抗(赫赛汀)，容光焕发，她叫芭芭拉·布拉德菲尔德，是最早得到赫赛汀治疗的妇女之一，并且此时体内已无癌症残留迹象。
与此同时，在北京读研的阶段，也为王印祥打开了看向世界的一扇窗。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尚没有超市，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买房、租房的概念，更没有私人汽车，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也没有尖端前沿的技术，美国在这时以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圣地。就像激流入海，雄鹰展翅，生命的闸道一旦开启，就再也关不上了。“下一站，我们美国见。”他和同学半开玩笑地讲。
一年之后，得偿如愿，王印祥获得了去美国读书的机会。而之后的10年美国求学生涯，不仅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能力，确立研发方向，也让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人。
在研究方面，博士后阶段，王印祥主攻方向是靶向抗癌药的研发。2001年格列卫成为第一个上市的靶向药，而王当时有一个课题就是针对格列卫，因此，他对靶向药的研发及发展趋势早已了然于胸。而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同在美国读书和工作的丁列明及张晓东，前者是他的邻居，两家楼上楼下，关系融洽；后者所在的CRO公司就在王就读的耶鲁大学附近，都是华人，也都在研发领域，慢慢地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在他们相遇的年份，他们未曾一起创业，王印祥只是与张晓东私下里开玩笑说要做新药，去创业。
3年中专、3年全职工作，3年大专、3年硕士、10年的博士和博士后，当王印祥毕业之时，他已经38岁。当王印祥想继续做研究工作时，发现周身美国同行都比他年轻，从年龄角度而言，与美国按部就班读到博士人相比，他相当于多花了10年时间，从科学家发展角度而言，大部分成功的学术大牛，都是30左右就已经是副教授了，但是王38岁才从助教做起，显然已经是毫无优势可言。
于是，王印祥选择去科研单位以外的机构去工作，当时他拿到的offer是FDA的一个研究所，但当他第一天去FDA上班时，发现那个地方的前景一眼能够望到底。“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要在这儿熬到退休，我会得抑郁症，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要这份工作。”面对此，他做了另外一种选择。
其实纵观王印祥的前38年，他从农村出发，以中专起步，走向美国，进入顶级学术殿堂耶鲁大学，这段路看似顺利，其实也颇为波折，因为他曾是金字塔最低端的部分，他需花更多的努力与代价才能获得，正如曾经著名的文章《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所言。但王又觉得，以前那种井底之蛙的状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一次跟年轻的一代聊起这段时光，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当我蒙着眼看世界的时候，我会非常专注、全身心的干一件事。我的人生中到处是兴奋点，而每达到一个目标都会让我觉得特别满足，特别幸福。”
在E药经理人采访时，王印祥多次表示，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职业规划，或者未来规划，只有目标。其实，在我们看来，他一直有梦想，只是他的梦想是一个近期，可落地实现的梦想，面对梦想，他有的是脚踏实地、专注的努力，再将一个个小梦想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大梦想。
中国合伙人
「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地配合着时代需要。」
就像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的那样—生命长河中的各种激流与风光，前头的艰辛恰好消化成营养，后头的国难与大任尚未到来。这句话用在此时的王印祥身上尤其合适。王印祥并没有想到，决定回国创业做新药后，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图：左起丁列明、张晓东、王印祥
2003年的一天，美国，丁列明、张晓东、王印祥签完两页纸的创业协议，随后在在耶鲁大学科技园里散步。青葱的树影中，一栋建筑上写着“25 Science Park”，墙上玻璃恰好映出此时的蓝天白云，阳光柔和地打在脸上，三个人笑得灿烂。这标志着凯美纳项目正式开始。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三人都没有在医药公司的工作经验。想法是在一次跟张晓东的聊天中诞生的，王印祥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张晓东的专业是化学，两个人的话题避不开新药。彼时抗癌领域最热的概念就是靶向药，刚刚在全球的医疗领域开始，能否在肿瘤治疗领域成功还是未知数。”当时，他可以选择创业，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在美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天性中的不安分已经让王印祥找到了他的下一个“兴奋点”。
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奇妙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最早期的时候，连王印祥自己都认为“可能性很小”，美国投资机构更不认可以他们这帮“虾兵蟹将”，彼时的国内也没有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王印祥想的很简单，“不就是一个药吗？合成出来，能控制肿瘤即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质量控制、产业化这些都没考虑。”王印祥找到了多年来的老朋友丁列明，并一拍即合，丁列明和朋友的公司济和集团筹备了500万的资金，随后，王印祥回国，租下了北京的一间实验室，王晓洁第一个加入公司帮助公司在北京的注册及负责行政及财务的管理，这样一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彼时，中国医药产业界，虽然有公司已经开始布局创新药研发，但是都不怎好意思拿出来说，因为很多行业人会认为那是在忽悠人，即使在现在，当我们谈创新药时，行业不乏取笑之人。可以想见，当丁列明、王印祥、张晓东等一起说要研发新药时，会有多少冷眼与嘲笑之声。因为众所周知，当时第一批回国的新药研发海归，大多折戟沉沙，审评审批更是一片乱麻，投资机构也不会将钱投向这个领域。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创业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首先就是人才。包括王印祥在内，一直到2005年底申报临床，这个团队只有13人，其中还有大专、中专生。负责CMC的胡云雁只有硕士学位，制剂工艺出自一位本科毕业生之手，从毒理、代谢、PK到药效，王印祥一手指导一批没有任何新药开发经验的“小孩”，他把这些团队伙伴称为“小孩”，一方面出于爱护，一方面因为他们刚毕业没几年，更没有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怎么给老鼠灌胃、灌完胃怎么取血做PK，做分析，怎么做肿瘤模型，那些小孩都不会，需要手把手教他们。”
另一个困难来自从实验室到大规模产业化的工艺改进。因为实验室的设备限制，王印祥带着团队到处跑，到廊坊一个废弃的农药厂做加氢反应、到石家庄租设备做重结晶等等。镜头从这里开始回溯，定位到2004年左右，几个人从孵化创新的生物化学实验室里走出来，下马路，穿过几百米的玉米地，进入一间废弃的农药厂，他们要用这里的加氢反应器实现药物合成中的重要一步。不过，这些戏剧化的插曲早已成为王印祥后来讲述这段故事时的修饰和点缀，“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农药厂里养了好几只狗。”王印祥笑着说。
2006年，凯美纳正式进入临床，此时也正值中国药企数据不规范的高峰期。协和医院是为数不多可以做Ⅰ期临床试验的机构。王印祥找上门时，伦理委员会主任单渊东教授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是新药，还没在人身上用过的药，我们不接。”不被认可、不被聆听、举步维艰，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创新药环境。王印祥堵在单渊东办公室门口说，主任您给我半小时时间介绍我们的课题。然后他从肿瘤治疗的历史开始聊起，这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单渊东随后拨通了临床药理中心主任胡蓓和呼吸科大夫张力的电话：“贝达的项目要不咱接了吧。那个人不像个商人，倒像个科学家。”
但困难远远没有结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来谈好的融资相继撤出，贝达资金链吃紧，而此时凯美纳已经走到了关键的临床Ⅲ期。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他们抵押了前不久收购的工厂，获得了余杭政府的1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下一步选择来了，用化疗作对照，还是用易瑞沙作对照？王印祥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志很坚定，也得到后来从美国回来加入团队的谭芬来等的支持。他们算了一笔账，“买易瑞沙虽然需要多花两三千万，但此时大的投入一定能换来上市之后的认可，避免将产品做成一个鸡肋。”坚定，但他并不一意孤行，他们和CRO公司的统计专家，以及临床专家孙燕院士、石远凯及中山肿瘤的张力教授等一起讨论。方案细节充满了争议，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选择失误，可能意味着此前试验全部被推翻。“这个时候就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考虑问题，药物研发是商业科学，但你在冒多大的风险，你心里要有个概念。”
如他所料，最后的结果没有让人失望。Ⅲ期临床试验表明，凯美纳疗效和进口药吉非替尼相当，副作用更小。这个结果立刻轰动了全球，这是亚洲首个小分子抗癌靶向药，全球第一例抗癌靶向药的双盲头对头试验。2011年的世界肺癌大会上，在全球顶尖肺癌专家的注目下，孙燕院士带着这一分量足够的临床试验结果，为凯美纳赚足了眼球。
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高端的人才，没有精尖的设备，为何是贝达打出了首个可媲美国际水平的创新牌？为什么同时期的中国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凯美纳？在外界看来，凯美纳的成功则带着浓厚的运气和误打误撞色彩。只是，整个事情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偶然”来解释吗？抑或是中国进行药物创新的时间真的到了，王印祥只是被选中的幸运儿，替时代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总是被关键人物推动着向前走，对于中国的创新药历史来说，王印祥绝对是其中之一。他在偶然间做了一个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很了不起的决定，然后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莽撞和“偏向虎山行”的执拗见招拆招，硬是坚持了下来。超越期望的奇迹之所以让人着迷，归根结底，总是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闪耀，永不停歇。
再出发
「“他不知道孟晓骏想要什么，他只能确信他自己不想要什么。”」
8月21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人事变动公告，创始人之一、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的王印祥辞职了。已过天命之年，他选择再次出发。
凯美纳上市后，王印祥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临床推广上。省级会、全国会、各种学术卫星会，甚至包括肿瘤内科医生的科室会、早会，每年三四十场讲座，王印祥大多亲自出马。他很快感觉到，这不是自己的兴趣点所在。
“感觉很辛苦。倒不是体力辛苦，我感觉再往后，这不是我应该干的事。”到了知天命之年，王印祥身上早已褪去了年少时的热血和一往无前，他开始在家庭、事业和信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家庭上考量温馨、平安、喜乐，工作上考量更多的是兴趣和价值。”
经历过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一整套历程，王印祥俨然已经对中国新药研发环境看得更深更透。所有人都在说中国缺人才和缺技术的时候，王印祥却看到了美国制药公司研发人员25%都是华人，美国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里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华人的实验室。这批人中，有无数人想回国创业，但又不敢回国创业。支付体系、税收系统、资本市场，像是挡在中国新药梦面前的三座大山。新药上市后能不能快速进医保？复杂的税收系统能不能利好创新药？创业型公司能不能借助创业板顺利融资？“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离新药研发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制约中国药物创新的并不是人才和技术。”
王印祥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设备，有人才，有经验，有平台，为什么不能支持这部分人回国创业？”他在亦庄开发区、贝达和几家风投基金的支持下，与胡邵京、周文来等几位科学家一起创办了加科思。这是一种“平台+基金”的创新工场模式，科学家带着想法和创业梦想回国，可以单独注册一个公司，资金、平台、设备和制剂、分析、毒理、医学、专利申请等等相关研发人员由后者提供，知识产权专利归属创业者做股东的公司，以此补缺创业者短板，助力中国新药研发。“凯美纳做成了，但我们仍然走了很多弯路。创业者太需要资金和平台了，但创新风口却稍纵即逝。”
王印祥现在的工作，就变成了每周接待一到两波从美国及世界各地来的人，聆听他们的愿景和故事、感受他们的创业激情，再选择合适的项目帮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王印祥的标准是全球创新。听起来像是一件浪漫的事，这个过程糅合了当机立断的快感和等待花开的美好，王印祥也确实沉浸其中。只是尘封已久的新药热情一旦释放，几乎让他招架不住，“我每次在海外医药圈演讲结束，都有很多人写邮件、微信给我。”
目前，加科思已经引进了4个项目，方向包括小分子肿瘤免疫疗、耐药性抗生素等，王印祥的目标是引进10 个项目。加科思第一个自研项目是first-in-class，也将于10月份在美国FDA和中国同时申报临床。
采访结束已是黄昏。窗外起风了，不知名小草和大树突然起舞摇曳，玻璃窗隔绝了它们的呐喊，一种叫生命力的东西在无声飞翔。王印祥送记者出门，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转身，加科思大楼的办公室里还有项目要看，那里凝聚了一个叫做新药的梦想和故事。(本文首发于2017年9月刊科学家特辑，原文标题《王印祥：一个人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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