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成为螺丝钉的年轻人，还有多少出路
2022/11/22 20:12:44 粥左罗
这是粥左罗的第 3021期分享
作者 l 曹颖 编辑 l 锁骨养鲸鱼来源 l 看天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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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中，红色三角形框架中间是一个黑色人影，他坐在土堆上，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嘴里叼着一朵花，这是青年学者王行坤的微信头像。
“工人也应该享受闲暇，享受玫瑰花，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高级层次之外。”王行坤聊起选用这张图做头像的原因。
王行坤(受访者供图)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行坤长期关注与工作相关的话题，曾参与主编《“后工作”理论》一书，其中追问了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劳动与工作的各种问题。
关注工作相关理论与研究，最初源于王行坤自身的困惑。本科毕业时，他徘徊于工作和读研之间，英语系毕业的王行坤觉得相关工作无聊，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太大意义，“当时我也没有方向，没说一定要搞学术，只是单纯地不想工作。”
最终成为一名高校老师，是因为读研过程中王行坤慢慢发现自己更适合做研究，他笑称其中还有个人化的因素，有午睡习惯的他调侃坐班不自由，而当老师可以每天午睡。
读研期间，王行坤接触到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文章《论狗屁工作现象》。这篇文章在2013年首次发表于激进杂志《罢工!》(Strike!)，其中关于工作无意义的讨论引发许多共鸣，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格雷伯进一步写作了《Bullshit Jobs：A Theory》一书。简体中文版《毫无意义的工作》在今年风靡中国。
格雷伯得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世界上40%的工作毫无意义!
在中国，王行坤也进行了一项关于工作的问卷调查，他通过不同渠道发放问卷，搜集样本，最终收回232份问卷，结果显示——9.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毫无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说，填完问卷后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虽然王行坤与格雷伯的调查结果存在差异性，但他们有着一致的观点——毫无意义的工作实实在在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那么，什么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中国的工作环境和制度存在哪些弊病？中国教育系统是否有必要强化职业教育？年轻人的工作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以下是王行坤关于工作现象的思考。
01谈论意义比较奢侈
问：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或者结论？
王行坤：让我意外的是一些大学老师对工作的理解。按照格雷伯的理论，大学老师肯定是有意义的工作，教书育人多么光荣，但有人恰恰说这个工作没有意义。我其实也可以理解，一方面，因为大学老师做的课题可能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很多时候是为了挣钱而做；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现在不愿意去听课，会导致老师的上课成就感很低。写的东西是垃圾，没人听的课也是垃圾，自然会觉得工作无意义。
在格雷伯的观点里，金融行业盛产毫无意义的工作。但从我的调查来看，一些金融行业的人不觉得自己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这种差异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观念，每个人对自己做的事认知不一样，价值判断也不一样。在格雷伯的观点里，金融偏投机，但在中国社会某些人的观念里不是这样的，一部分人认为我从事金融工作，我是成功人士，我能赚到钱，能赚钱必然说明工作受到承认与肯定，必然说明我的工作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也有人承认金融确实是搞投机，但钱也可能投到了高科技产业，也是有贡献的。他们会通过不同的理由对工作合理化。
再比如，格雷伯认为公务员大部分做的是重复性的、书面的、没有意义的工作，但在中国，公务员属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群体，所以有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会觉得切切实实为群众提供了服务，不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所以说，不同观念的人，认识一件事，得出的价值评判是不一样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问：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维度去衡量一项工作是有意义的？
王行坤：关于工作的意义，可以分几个方面：
第一是自主性，工作的时候至少没有人盯着你，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在旁边指手画脚。之前出现过给环卫工人戴计时手环，每20秒或者半分钟响一次，让他们不要停止工作，对于时刻处在监控之下的人而言，工作不可能有意义感。
第二是能够发挥自身的技能特长，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他写了著名的《正义论》，但这本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国内被忽视了，他指出，一个人要获得正义，除了享受一些基本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外，另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拥有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是一个人能够享受到正义的重要前提，而有意义的工作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特长。
我在讲课教书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脑力特长，就会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一个工人在车间里通过自己的技能发挥能力，也会觉得有意义；医院清洁工给病人打扫卫生，提供搀扶帮助，也会产生意义。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工人不断被去技能化，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以至于工人的意义感会降低，他们完全可以被取代，资本主义这么做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有国外学者做过问卷调查，采访工人农民，他们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干的事猴子也能干，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这是比较可悲的，因此有一个词是“蓝领工人的忧郁”。
第三是决策权，在生产过程中有协商者，能够和其他工友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如果每个人都被孤立在一个个工位上，处于一种隔绝或者流水线的状态，对工人而言不可能有意义感。就像《摩登时代》中卓别林饰演的工人查理，被大机器工业时代异化。
问：似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只把工作当成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不再期待从工作中获得价值和意义？
王行坤：其实也不全是这种情况，存在一个比例问题，还是有一些人会考虑到工作有没有意义，或者喜不喜欢，但问题就在于，现在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当下社会宣扬的自由是一种消费的自由，通过消费来展示你的偏好，通过消费来享受你的自由，但你在生产环节里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你在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说，谈论意义感可能的确比较奢侈。
但还是很多人会考虑意义感，有调查问卷显示，如果适当降低工资，但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很多人也是愿意的。
美国目前经历大辞职浪潮，但近两年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几到百分之四点几，为什么失业率这么低？因为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计算在失业人口里。他们不找工作，真的就是躺平了，疫情影响下，大部分美国人可能觉得生命更重要，家庭更重要，与其做不想做的工作，不如不做，当然美国本身福利比较好，有一些补助。这也反映了在疫情之下，会促使人对工作有一些反思。
02弥漫着浓厚的“爹味”
问：在当下中国的工作环境和制度下，存在哪些弊病？
王行坤：最明显的弊病就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权益关乎劳动时间长不长，劳动报酬如何，劳动强度大不大。像谷歌的劳动环境比较宽松，劳动时间比较短，待遇比较好，而且能够提供非常人性化的劳动场所。
现在生产力进步远远不是靠超长劳动时间来换的，需要调动劳动者在智能上的主观积极性。谷歌可以说是顺应潮流，它让员工可以自由活动，在工作场所里员工的自主性比较强，可以休息，可以聊天，目的是为了让员工能够生产出好的点子，给公司带来效益。
2000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企业还是学习西方的人性化管理，但到了2010年之后，就变成狼性化了，比如延长工作时间等，但在我看来这是比较蠢的方法。老板不相信依靠赋予员工主观能动、赋予自由来创造利润，中国企业中的上下级关系表现出浓厚的“爹味”，因为企业文化中上下级规训关系是比较强的。他们相信通过这样一种层层规训使结果具有可控性，让员工听话可以带来想要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理念是比较落后的，延长时间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可能造成总体情况比较恶劣。
问：近一两年互联网的裁员潮确实让人感觉很残酷。
王行坤：所以，这就造成了劳动者更弱势了，因为风口过去了，互联网行业也没有那么多的增长点，高薪职位也不多了，结果就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里处于弱势，很难和老板进行对抗，那么就变成老板不高兴就把你裁掉，就这么多钱，你爱干不干，这也是当下的整体环境。
问：劳动者有没有办法改变相对弱势的地位？
王行坤：像零工经济的兴起造成许多后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工资很低，也没有社保，这样的劳动力在社会上完全没有获得保护，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机，所以国家层面需要给他们像社保等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劳动者可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例如工会等与资本方进行协商，通过较大规模的组织形成集体的力量，因为个体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
03教育不应该培养螺丝钉
问：你提到最初自己对职业规划存在不清晰的感觉，如今在高校教书，有没有观察过当下大学生对于工作是否存在同样的困惑，这种困惑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王行坤：他们依旧有这样的困惑，可能是增加了。我本科阶段是2002年到2006年，当时整个社会舆论对于找工作这件事还没有这么严苛，但现在的学生感觉找工作的压力更大了，迫不得已要提前规划，我们当时也会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但是现在整个社会舆论包括就业市场对学生的要求更高了。
我个人感觉，他们现在都没有时间像我们那时候一样安心地读几本书，压力确实大。但这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在本科阶段大部分学生没有办法安心读书，除非想考研的学生可能埋头刷分，如果不想考研的话，大部分学生可能没有精力或者意愿读书，这样其实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不能光怪学生，因为整个舆论环境给他们造成这样大的压力，让他们没有办法沉下心去读书。
问：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也欠缺职业规划，你觉得有必要强化对学生的职业规划吗？
王行坤：我可能有一点理想化，但这种理想化不同于精英主义。像美国的精英大学是不考虑学生的职业规划的，就让他们读经典，搞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因为在西方社会中默认这些人是精英，未来找工作不会很困难，读精英大学的学生未来可以找到精英的位置，所以不会因为担心就业而搞职业教育，他们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此可以安心地读经典。这样一种精英教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另外一些普通学生只能接受职业教育，将来从事比较低端的工作，他们是分化的。可以说，在每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未来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向已经明确了。
在中国，我们大部分学生都会接受大学教育，在我看来，大学教育不应该过于职业化，在大学里，更多的学生还是应该把学习和读书作为主要目标。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读书后怎么办，尤其是文科，国内外如今都面临着文科被砍的趋势，那么文科未来怎么办？只能面向市场吗？英语系的学习面向市场还有空间，那么中文系的学习面向市场，让学生们都去做文秘工作吗，经典都不读了吗？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认为我们需要读经典的机会，不光是精英大学里的学生要读，普通大学里的学生也要读。
虽然当下的矛盾在于，文科院校和专业的压力很大，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认为教育应该面向劳动力市场，但这样的教育培养的是什么，不是培养一个人，是培养一个劳动力，培养社会上需要的一颗螺丝钉。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人还是需要一颗螺丝钉，这是一个问题。
我可能比较理想化，我觉得有时候理想还是应该坚持一下。
04年轻人在慢慢觉醒
问：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和上一代人对工作的理解和观念有差异吗？
王行坤：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反思了。
一方面，不像以前的人对劳动法完全没有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主动学习劳动法，会按照劳动法让公司执行，以前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隐忍或者不干了，但现在的年轻人要么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么即便不干了也要争取赔偿金，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权利意识，所以年轻人作为劳动者的觉悟在提高。
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作的反思也在加强，尤其是近些年来反思工作的意义、反思工作的时间，整体舆论环境在改变，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改变。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那样觉得干什么都可以，比如70后可能觉得只要工作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劳动、工作都很光荣。
现在的年轻人会有更多反思，这个工作是不是我想干的。在市场社会里，劳动力在慢慢觉醒，慢慢形成自己的意识，而不是只看那些鸡汤，告诉你就应该热爱工作，应该向老板积极表现。在传统观念里可能就是向老板卖命，向老板示好，没有底线地卖命，但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渐渐反思，我凭什么卖命，我应该追求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追求给老板改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
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体制内，这种“保守”选择的趋势为什么日益加强，你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
王行坤：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比较彻底，劳动者毕业后，就要去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市场化其实还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在西方即所谓的社会福利等，不然劳动者面对资方就处于弱势地位。但中国目前，不仅是外卖员、快递员，连普通的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里也是非常弱势的，我们以前的话术是要有理想，不要计较收入，要敢于尝试，这种话术在2000年左右上升空间相对较大的时候还能起到作用。
但现在的问题是，本科毕业生做着没什么技术含量、工资比较低的工作，上升空间也很小，这让飘在大城市的他们看不到方向、前途与未来，大部分人还是要考虑将来的，这使得很多本科生包括我所在师范院校的大部分学生愿意考教师编、公务员编，这已经成为主流选择。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人需要冒险，需要突破自己，但冒险有一个前提叫安定或安稳。
西方很多研究也提到不稳定的劳动状态已经渗透进年轻人的生活，比如英国很多年轻人送外卖。但不稳定的工作对年轻人的心理也有伤害，没有保障，工资不高且不稳定，会造成生活不可控，这也是比较可怕的。
长远来看，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和生育都有关系，如果没有稳定的生活，怎么结婚、生孩子？在风雨如晦的世界里，年轻人去考公考编，寻求一个安全的港湾，在我看来是理性的。问：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完全脱离工作躺平或者啃老，但这个时候社会仍会通过工作来评价他们，认为这样的人没有责任心与独立性，如何看待工作与人的价值绑定这样一种评价标准？
王行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的确，现在的社会赋予工作太多的意义，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身份主要就是靠工作决定的，我们通过工作来获得社会承认和归属感，所以失业对人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是很大的。
一般相互认识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你，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可以通过我做什么工作来认识我。
这和前现代不一样，前现代的身份是由血缘、地缘决定，是平民还是贵族，住在伦敦或者其他地方，这些决定身份，做什么并不重要。那时候，贵族没有工作也不重要，但现在即便有钱人，也会强调我很努力做这份工作，所以才配得上你们的崇拜，通过工作来获得社会的一种承认。包括张朝阳、马云等等都愿意强调自己非常勤劳，非常拼命，比普通人还拼命，因为工作是为个人身份、个人财富奠定基础或者合法性的。
所以，从现在社会的主流来看，没有工作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个废人，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但这种观念其实也在慢慢受到挑战。
比如《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到基本收入的说法，就是希望让工作、收入与社会身份脱钩，推崇基本收入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社会财富应该分配，即便不参与到生产里边，每个人也应该享有一份财富。基本收入的提倡者认为，我们可以不工作，或者说我们应该拒绝没有意义的、会带来负面效果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干，而是解放工作对我们的束缚。
工作又被叫做雇佣劳动，你被一个人雇佣，干一个你并不想干的活，有雇佣就意味着不自由，所以工作其实意味着剥削，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规训，恰恰是因为工作制度存在，很多人没有办法做他想做的或者擅长做的事，如果可以摆脱工作的束缚，每个人都能发挥更好的潜能，是不是可以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王行坤：你想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建议？
王行坤：在这个社会，生存肯定是第一位的，不考虑工资不可能，在考虑工资的前提下，怎么去做一份你更愿意做的、更适合做的工作很关键。另外，当你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应该勇于说出来，或者勇于站出来，通过找到朋友或者找到盟友的方式，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END
写作是逼着自己每天成长、每天思考的重要手段，因为只有想清楚的事情才能写得出来，同时，写作可以重复销售你的时间，为你增加副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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