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科学】科技越发达，越不能忘记佛教
2019/8/21 16:17:15 佛教人文与科学
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然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偏见却并未因此消减。西方为何一直抵触中国？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从根源上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这要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说起。来听听克里·布朗在今年6月举办的“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国际论坛”上所作的精彩演讲：
克里·布朗首先做了一个预测，不久的将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头衔将会易主：
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头衔将会易主，而这个新崛起的国家不会遵从其他几个大国的意识形态，这在现代史上还是头一次。说的就是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被大多数西方国家所理解。
中国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为世界其它九大经济体所推崇。那些国家大多归属于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线索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当中。克里·布朗解释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中国量身定做”的“高度本土化”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它也许包含一些独有的成分和元素，但它同样也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知识背景的支撑与限制。克里·布朗观察到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解放思想”，积极学习西方产业模式，同时化为己用，将其充分本土化。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模式都是高度本土化的。indigenous /?n'd?d?n?s/：本土的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到世界第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种高度本土化的模式就显得尤其“不合群”和“特立独行”。克里·布朗从西方思维的角度分析了他们为什么抵触中国的体制：
西方思维推崇秩序、通用准则，热衷于整齐划一无关地域的绝对标准，他们很难接受中国的这一特质，毕竟中国多年来一直抗拒这种思维。中国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克里·布朗认为，与西方思维相比，东方思维更加变通、包容(flexible and accommodating)，在几千年里练就了包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的能力。
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练就了包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和原则的能力，从古代的儒释道三教争锋，到如今更加现代的世界观，从中国文化和语言世界中涌现的思潮数不胜数。而西方文化则惯于将知识巩固和系统化
相比之下，西方学界的传统则是将万物巩固和系统化，力求连贯性和完整性。克里·布朗认同这是西方思想的一大优势，但也指出其有必要了解和接纳其“系统”之外的其他文化。中西文化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伟大文化，两者应当和谐共处，而不是一争高下，谋求主导权。
在后现代时期，也许存在着一个新的“解放思想”的机会，能够促使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最终实现双方的平衡，而非各自谋求主导。他指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太不够，相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了解西方文化上则做得好得多
总体来说，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了解西方世界观这件事上做得好得多，这种情况亟待纠正。现在，是西方国家认真了解中国的时候了
我认为对欧洲和美国来说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弥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了解不足，这样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尝试与什么合作，而非在假想的基础上做事。
这种结论印证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预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由于他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德·汤因比，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般。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伯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五明佛学院佛学家索达吉仁波切曾在大学演讲中开示：人活在世间，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应当尽量满足他人的愿望，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今生来世的问题等等，眼下的一般思想是解决不了的，应当向古希腊的哲人们——公元前400年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理论中寻找，这些即使在今天、在中国，也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精华。
不过，虽然那些理论中也提及灵魂，而且说人死以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在更神秘的层面，并不像佛教那样深入细致地去开显。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所说的“古代东方贤哲”，尤其应该指释迦牟尼佛，佛陀出世距今2555年，而佛教的教义及文化可谓包罗万象，很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佛学家索达吉仁波切说“我学佛的时间比较长，看的书也比较多，显宗的、密宗的，藏文的、汉文的，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越看越觉得佛教的智慧最为卓越。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应该追求佛教的智慧。汤恩比博士说过：“要拯救21世纪的人类，就应该寻求大乘佛教及孔孟思想。”而我更认为，科技越发达，越不能忘记佛教；社会越失衡，越需要佛法的教育。如果因为不懂、因为神秘，就打个问号放着，甚至当作迷信排斥，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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