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故事：跨越百年的洛克菲勒卫生慈善事业
2017/3/21 8:45:19 社団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接受上帝的裁判时，你认为他会问你什么？……上帝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作为___的___，你都做了什么？”
新闻背后的故事
“如果科学和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大脑和神经，那么卫生就是心脏。她是把生命之泉引入社会有机体各个角落的发动泵。”
Frederick Taylor Gates(1853–1929)
上述激情洋溢的文字取自资深顾问格池(Frederick Gates)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F)首届理事会上的讲话。洛克菲勒一世(John D Rockefeller)在1913年创建洛克菲勒基金会，并决定在20世纪前半叶将基金会过半预算投入到卫生领域。
一年之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应运而生，起初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二大项目，后于1928年开始独立运作。CMB最终发展成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最大项目，也使中国成为美国领土之外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最大的受益国。
2014年CMB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一刻我们应该庆祝，同时，也需要沉思。
CMB成立之后的前30年专注于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简称协和)，在中国传播现代医学科学。协和在历史上取得的成绩斐然，譬如从传统中草药麻黄中提取了麻黄素、阐明了关键热带病的机制、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等。
协和聘任过多位顶尖学者，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农村赤脚医生的先驱兰安生(John Grant)和陈志潜(CC Chen)以及哈佛大学生理学家沃尔特·布拉德福特·凯恩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
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创建之初即希望办成一所属于中国人的医学院，由中国人来运营和注资。到20世纪50年代，教职员工已全部为中国人。
除了1950年至1980年期间有所中断，在过去的百年中CMB一直在中国开展工作，累计支持了亚洲17个国家(或地区)的118所医学院校，其中28所在中国。CMB主要通过提供设备和学习材料、建设实验室、提供奖学金和资助师资培训来加强能力建设。100年来，据估CMB在亚洲地区累计投入了15亿美元(以2011年美元计)。目前CMB现有资金规模超过2亿美元，继续对中国及东南亚20余所医学院校进行资助。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CMB同步在亚洲开展工作。独立运作的洛克菲勒大学也在1928年接受了一笔大额赠款。1910年福勒克斯纳(Flexner)报告发表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率先改革了医学教育，随后，根据韦尔奇·罗时(Welch-Rose)报告的精神，建立了独立的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多所重要医学院校发展现代医学、护理和公共卫生教育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息息相关。随后几十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帮助创立了新的学科——诸如精神病学、分子生物学和人口研究。
在进行机构建设的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项目通过侦查、监测、预防、治疗和评估病例来控制传染病。第一个消除钩虫病的项目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伟大的遗产，因为该项目的模式随后广泛用于控制疟疾、黄热病和结核病，从而为现代消除天花和脊髓灰质炎铺平了道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投资新型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比如资助了牛津大学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的实验室，从而促成了青霉素的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人员马克斯·泰累尔(Max Theiler)成功研发了黄热病疫苗；上述两项研究分别获得了1945年和195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其宏大的视野和雄心壮志，希望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机构形式来改变社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就在时间的考验下，散发出了持久的光芒。对质量的重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恒久不变的追求，而其对全球范围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的。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创新性地采用了现代商业实践模式，包括公司结构、专职工作人员，以及战略规划。
当然，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也遭遇过因行为不当或疏忽导致的失败。有些项目遭到了质疑，包括支持优生学研究(临近种族问题)、发展核能及核武器，以及在洛克菲勒旗下的商业矿山发生的勒德洛大屠杀中，在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时不恰当地插手劳资纠纷等。疏忽导致的失误使我们不禁想问这样的问题：有哪些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把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地区、重精英轻公平、在意识形态上试图维护资本主义和投资热带地区的卫生发展以促进贸易安全为目的，因为这些问题她已饱受诟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被认为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尽管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这些潜在的批评被归结为公众的诉求被个人的利益所操纵。
我们应当吸取很多教训。为了从长远上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权宜之举，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变革理论”。用理论来指导投资选择，如试点示范、构建或改革机构、发展新技术、宣传公共政策、提供人们交流思想的平台等。社会风险投资须冒险开拓新道路，种子投资必须催化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必须广泛施行才能使其社会影响最大化。起初依靠政府投资来扩大创新有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非政府组织和市场机制来补充政府的缺位。
第二个要吸取的教训是应随时考虑不可预知的大环境变化。卫生事业的进步并非总是稳步推进，流行病暴发、战争或饥荒等突发重大事件会使我们放慢脚步。目前已有越来越多崭新且强有力的机构活跃在国际卫生舞台上，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机构、多边银行和新的基金会等。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一直试图敏捷和灵活地应对，使自身屹立于国际组织之林。当然，慈善事业的开展有黄金期(如建立大学、研究被忽视的重大疾病、建设临床流行病网络、开发艾滋病疫苗、卫生公平性、联合学习倡议、卫生人力资源、全民医保等)，也有碌碌无为、停滞不前的阶段。
基金会的理事、员工和同行的人格、偏好、经验和观点决定着基金会的产出。单靠金钱并不能产生新的想法，也不能把想法转化为行动。回顾过往，成功的团队往往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新的思路或观点，他们富有创造性，善于从经验中学习，勇于冒险，并培养了积极的团队关系和工作方式。而那些自负和盲目自信的人往往看不到盲点。我们需要开放和怀疑的精神，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得到受助者诚实反馈的资助者。资助者需要得体、老练和谦逊。慈善机构的员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看清如何给机构定位及如何塑造机构以实现其宗旨。
当今世界与百年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中国和多个亚洲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预期寿命翻了一番，东亚已成为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之一。亚洲面临的挑战已非如何引进西方知识，更多的是自身怎样引领21世纪的创新。
CMB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借助三股力量来制定有效的慈善策略。
第一，CMB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知识理论传播到亚洲，而是应依托一个世纪以来所建立的信任关系推动知识理论的双向传播。缔结网络、召开会议和催化创新带动知识朝多方向流动，能够使相互依存的卫生领域中的所有群体获益。
第二，CMB应该寻求其他的战略合作伙伴。大型基金会，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和彭博慈善基金会等，以及公益创投、海外移民慈善、电子善务等新型策略正在不断增加。此外，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也在呈爆炸式增长，据报道，中国有152位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更是超过了200万人。随着财富持续甚至是加速的积累，中国的私人慈善事业日后将大有可为，并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公益新纪元。
最后，包括CMB在内的所有基金会，均有幸享有从全新的视角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光指有资金可以购买已有的产品，也指可以用资金制造或换取独立思考、调查以及寻求新方案的能力。然而，这种自由也伴随着责任。从根本上讲基金会是依赖富有责任感的员工在不遗余力地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而不光是依赖金钱。
1929年，格池在其最后一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会上说道：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接受上帝的裁判时，你认为他会问你什么？……上帝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你都做了什么？”
Lancet 2014; 384: 717–19
赵惠茹 译 周 娜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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