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中国的个人主义和中国婚姻
2023/2/23 8:00:00 人世租客
在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前，先和大家聊聊一以贯之的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外国的“个人主义”。比如这三年多应对疫情的态度，我们是很配合的居家隔离、关闭商场和封城，但在国外，尽管疫情的死亡数数以百万，但他们还是坚持一如既往的不戴口罩、人身自由。
但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从中国乡土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西方才是奉行“集体主义”，而中国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
你会不会感觉好奇呢？那么就此延伸出我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读后感。
01、中国的个人主义
中国的“个人主义”也可以叫做“自我主义”，最大的特征是“私”，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又以“国粹”麻将为例，它最大的特点是“各自为政”。
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推散出去的一张人际网，所以中国的社会图像，就像是无数交叉、重叠、平行和错综复杂的人际网构筑而成，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差序格局”。
《论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实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关于“差序格局”的比喻。“自我”就像北极星一样位置稳固的中心，其他人如同追捧我的星星。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说得更加形象，“差序格局”像一颗石子投掷到水里扩散出的波纹，石子就是每一个“我”，而波纹就是“伦”。
关于“伦”最早的解释是“水纹相次有伦理也”，所以儒家的“伦理”不是无私的，而是关涉自身辐射范围内的人事。离我越近或彼此交叉的水纹，我越关心；离我越远的或平行的水纹，我高高挂起。
再看中国的“人情社会”，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赚的钱越多，他的权利越大，他的社会地位越高，他扩散出去的水纹也就越远，有越来越多的人攀关系，扯交情。而一个穷亲戚找到你，即使你表现得很有礼貌，但还是会从心底嫌弃。
孔子常曰“推”，就是推波助澜，就是把水纹推出去，扩散出去，孟子说孔子：“无他焉，善推而已矣”。
所以说中国自古便是“自私”的是对的吗？那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如何理解呢？其实，让中国人愿意为之牺牲的仁和义也在水纹之中，在“伦”之内。
《礼记.祭统》就明确列出“十伦”：鬼神、君臣、父子、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和上下。这是有前后顺序之别，分高低的。
中国是没有基督教社会中“爱一切人”的思想的，当墨子曰：“兼爱非攻，爱无差也”的时候，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痛斥他不讲伦理，所以古人任何“仁”和“义”形式的爱都是在“伦”里。
《论语》里有一则小故事：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简单的翻译就是，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放了，舍不得杀那头羊，而去问孔子，孔子说：“子贡啊，你爱惜那只羊，就像我珍爱礼一样”。
所以，中国自古的道德其实是伦理道德，儒家所说的“仁”绝非那种无差别的“仁爱”，它是有严格的差序有森严的区分的一种道德图景。
“羊”不在我的“伦”里，不在我这颗石子的“水纹”之中，自然无需管它的生死。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重视遵守制度的自己，这就有道德了。
那为什么说西方是“集体主义”呢？《乡土中国》里费孝通把西方的人际比喻成一捆捆柴，人就是柴捆里的一根柴，柴捆就是一个集体。
团体的界线非常分明，就像一捆柴和另一捆柴是不会产生交集的，比如西方家庭的团体是包含丈夫、妻子和子女，子女长大后构建自己的集体，并不像中国的家庭界线非常模糊，不会说“四海之内皆兄弟”。
西方的宗教是一个集体，国家也是一个集体，小到一个戒酒互助会。集体的职责明确，集体与集体之间很少会产生交叉，这也是他们国之为国的“国家概念”和“契约精神”。
宪法概念产生的心理基础，与西方的“法治”相对的，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想象一下古人家庭产生纠纷，一般是由家族中的大家长出来主持公道，即使是对薄公堂，原告和被告几乎都是先各打二十大板，然后再由父母官通过“看相”来甄别好人恶人，绝不是影视作品里的铁面无私。
今天，“契约精神”和“宪法精神”已经在中国普及，但终究是嫁接过来，依然可见“礼治”的影子。
两种社会形态不同，导致家庭的图景大相径庭，所以，为什么说“不爱，才是中国夫妻的常态”？
02、中国夫妻，不爱才是常态
差序格局构成了我们中国人主要伦理观、道德观和社会样态，甚至是一幅中国人才特有的心理绘图。
中国的家庭关系，自古就有“相敬如宾”的说法，夫妻对待彼此要像对待宾客一样谦谦有礼，井井有条。
即使是今天的中国式家庭生活，最美好的状态应该是“无语”。就像《花束般的恋爱》中男主和女主躺在一张床上，各自刷着自己的手机，他们心中都有关于彼此的想法却不交流，他们已经极少做爱甚至不做爱，他们就像彼此的客人。
所以我们随处可见，夫妻二人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双方的存在，女方是和朋友出来聚餐或记录孩子的照片，而男方则是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偶尔的转载或碎片化愉悦。
就像之前说到的，中国社会的关键是“人伦”，这个“伦”是父系氏族上下层级之间扩散的，我们习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为人也孝悌”，但我们几乎不会说“夫夫妻妻”。
因而，即使是结婚的男性和女性，男性还是会主动的和男性玩到一起，女性也是和同性的相处更自在。很少有呆在房间里无聊的夫妻出现在朋友圈的拍照。
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导致我们没有西方团体型的家庭结构，在中国，家庭的外延是像波纹一样扩散传播出去，家庭不再局限两性功能，而更像一种事业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去做事的社群，比如实现家庭的积累，比如实现波纹更深远的目标。
中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共事的关系，但共事是讲纪律的，是不允许有私情的，大部分家庭都做不到“分工明确”，因此更多的是以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出现。
想想你结婚的朋友，是不是会有“领导”这种戏谑式的爱称，她管制你，或者你管制她，其中出现的抱怨、愤怒和委屈，通常会被传统观念中的孝顺、家法和三从四德所消弭。
这种“没有爱但有事业”的家庭关系，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所急需的，如果所有人都保持这样的家庭观念，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家庭就会相当稳固，社会也能稳定。
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是很排斥“离婚”的，因为离婚不是两个人的私事，它影响着一个“家族”，一个“事业”，一个“利益共同体”，甚至是你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乡土社会演化至今天的城市社会，并没有改变它本质的“实用主义”。简单的举例，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我们塑造成“神”，但本质上我们跪拜的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一直是带着“私心”想成佛的。
实用主义也导致中国人对浪漫感情的追求，终将会被“实用”所取代，在古久之前，同性恋和自我恋也就已经悄悄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华南的“姊妹组织”或者看一看电影“雪花秘扇”。
在《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称中国婚姻是“阿波罗式”的，古典的，不需要激情的，是关系安排，是经营分工。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浮士德式”的西方婚姻，是充满阻碍，充满对抗，并要冲破它，战胜它。
为什么说西方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两性图景呢？是因为他们把“求稳定”这项功能交给了宗教、国家等等这样的集体、组织。
而在中国的家庭中默认男女的差异，所谓“男女有别”，男女只是在发展行为上按照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
这种功能在西方国家却把它分给了宗教，在宗教上取消了男女两性的差异，也取消了纵向上的代际关系。
在西方，大家共同拥有的一个父亲叫“天父”，在《圣经》中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西方的夫妻关系是家庭的主轴。
这和儒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今天你仔细观察中国年轻人之间的恋爱，是畸形的，一种是男孩子觉得女孩子“傻白甜”，那女孩自甘扮演这样的角色被宠溺；另一种是女孩子觉得男孩子很“少年”,很“奶油”，那男孩也很欢迎这种主动和迎合。
其实这两种恋爱关系不是单纯两性之间的心理结构，它背后蕴藏着的是“父亲对女儿”或者是“母亲对儿子”的纵向的“家族枝干”式的心理动机。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爱”，是无意识的把“心爱的她(他)收编到我们氏族或家族的枝干谱系中”，为之开枝散叶，繁衍后代。
人们不厌其烦的充当“媒婆”或者“中介”的角色，实际上，人们无形之中被社会“同化”，也把“爱情”物化，让它可以被消费，可以被展览，可以被加工。
他们似乎以婚恋的经验告诉你，它是值得的，实际上他们无形之中的表述，恰恰证明了它是无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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