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女权主义救不了中国女性
2023/2/28 17:29:43 人世租客
或许连上野千鹤子都没有想到，因为与B站合作的“卖书巡演”竟然在中文互联网掀起了一场关于女性主义的风暴。
而在风暴漩涡中心的正是三位北大女大学生。
我无意在整个互联网数轮口诛笔伐之后，再对任何人加以指责，也无意声援任何人的立场。
如果能站在更宽广的视角观察，这场风暴的意义，或许是一场属于中国女性思潮的序章。
01
up主全嘻嘻在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话里塑造了一个婚姻幸福且对女性主义抱有追求的精英女性的形象，但这也引起了普众对其的质疑：她的婚姻是否真的幸福、自身婚姻幸福的女孩是否看不到结构性问题、以“我我我”怎么样的问题和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对话是否在浪费机会？
这三个疑问真正在问的问题，其实是全嘻嘻本人是否幸福、是否有资格成为女性主义者、她应该问些什么？
舆论讨论无可避免地聚焦在于对全嘻嘻个人的批评——冠以北大之名，对个体过于关注，但站在更大的维度，何尝不是公众自身焦虑的情绪性投射？
全嘻嘻的视频固然有讨论的意义，意义并不在于她本人如何试图通过上野千鹤子的观点达成逻辑自洽，而在于女性主义者在面对这样一位精英女性和她所代表的处境时，达成自身的逻辑自洽。
但针对作为个体的全嘻嘻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恰恰是关注此事的女权主义者自己：女性是否在婚姻中获益？女性赢家的出现是否打破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的叛逆期能持续多久？
两张盛传的对话截图成为全嘻嘻“婚姻不幸”的罪证，她因为丈夫的反悔而推翻丁克计划、在丈夫考虑购买性服务时选择自我反思。可这显然违背一种常识：这并不是一个弱者会受到追捧的社会，任何人都无法仅仅通过不幸获得关注。
作为一个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中产精英，全嘻嘻能在全平台收获流量的原因，恰好是在于她极为坦诚的展示自身的欲望：如何在一个人焦虑的环境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两张截图不过是追求中不可或缺的符号，象征着困境的存在与被超越，她因此做到了对欲望最充分的裸露：困难源源不断，欲望则永无止境。
全嘻嘻在自己的栏目里向受众展示了困境如何被克服的实际操作。以家庭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育儿劳动为例：全嘻嘻拒绝任何育儿与家务活动。具体描述是：“一整年和女儿相处的施加只有十几个小时”，她在生产第五天后回到职场，将育儿工作完全交给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丈夫的母亲从事育儿和家务的双重工作，得到一个月几千不到的“工资”作为回报。同时，全嘻嘻确实做到了在有一份全职工作的同时运营一个有大量产出的自媒体栏目。
在全嘻嘻和丈夫的对话里，男方反复提及的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全嘻嘻提到的是“个人职场发展”。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显然是父权制家庭在过去要求经济处于弱方的女性为男性提供无偿劳动的借口，然而今日的部分女性显然在经济上足够强势时，“家庭利益最大化”与“女性职场发展”达成了共识：
今天的女性不仅要成为社会上足够优秀能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女性，而且要继续作为家庭中愿意无偿付出的母亲。
上一个十年，大陆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互联网行业、自媒体行业、影视行业、教培机构等行业处于风口，这些新兴行业的生产模式，相对来说给予了女性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公平的职业赛道，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制造了数量相当多的职业女性精英。
而传统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不公平作为一种知识概念，通过女权运动备受关注而在女性中得到了普及。
全嘻嘻代表了一种可以说是大陆精英女性所独有的，在婚姻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通过金钱或亲情雇佣地位更低的贫穷女性或者父母，完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操作。
但值得思考的是，她们认识不到或者不承认自己依然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只是把负担嫁接出去，而为了保持自己内心的自洽，她们又不得不以自己是独立自由的新女性自居。
事实上，值得讨论的并非个体是否幸福，在一个主流价值极其单一的社会，幸福无非是父权制给主流群里树立的模板，吸引人们自愿的加入而延续父权制的统治。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作为母亲，可以为子女变得坚强且全身心的付出，但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不就是：如果不能完成繁衍后代，作为女性永远都是弱者。
02
全嘻嘻承担了公众的道德审视，但真正面对难题的却还是女权主义者自身：父权制的运作如此复杂且精密，舆论指责父权制在制造剥削的情感动员里出现了瑕疵——这样的动员解释不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依然要选择走入这样的制度：婚姻。
仅从一个个例，女性感受到了挑战父权制的艰难——反叛的生活并不能给参与者提供多少资源，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利益的可能性仍然被父权制牢牢把握的时候，女权主义者的集体行动面临了最大的困境：集体行动成为了一种道德上的选择，却不可能让所有人遵守统一的道德标准，这似乎预示着女权主义者的极限，以及极限下女权主义者的焦虑和困境。
公共平台上，性别议题的关注者似乎要把全嘻嘻的婚姻打入冷宫，并积极的试图将不幸归结于她个人原因：高等教育的失败、异性恋女性的软弱、恋爱脑、肩负精英女性的标签而不愿承认自身的挫败。
这套叙事在近年来成为女权议题的主流，使用者自信的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不进入婚姻的方式成功逃逸，摆脱被操纵的命运。人们迷恋于女权主义可以让自己做出正确的自我赋权，在女权议题的讨论不断紧缩，联系和行动变得愈发困难的当下，自我赋权几乎是女权主义者自我提供正向情感价值的最大回馈。
可惜的是，事实并没如此。当女权主义者坚称远离婚姻便可以摆脱剥削，不婚者比已婚者更加幸福时，她便忽略了制度设计的目的正是操纵人们的选择。
父权制依然占领着整个社会的主要资源，男性统治着女性的劳动力，整个制度是为已婚者设计的，逃离主流生活外的资源极其有限，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普遍存在，可不婚者也无法摆脱普遍困境甚至遭到舆论的反噬。
女权主义者的困境正在于此，一劳永逸的完美选择并不存在：女性始终需要不断为自己选择承担风险和代价，在自我边界与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中游离。机制奖励顺从自己的精英，让大众从中争夺剩余利益，这套机制惩治弱者，以及一切不服从之人。
无论是全嘻嘻为代表的父权制“赢家”对未婚女性的无视，还是未婚女性迫不及待讲已婚女性想象为受害者的焦虑，在本质上都体现了父权制要求女性为自身的选择负上全部责任——女性在这个制度里得不到任何外部支持。
将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进行分化，恰好是父权制长期操纵的结果：让已婚女性成为一个男性的利益共同体，未婚女性则缺少建立多元连接的社会支持。
被分化的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都认为彼此境遇的区别是因为自己的选择，父权制的分裂便在此刻达成，因为个人选择的狂热推崇正是对社会结构性问题最大的忽视：父权制之所以可以得到绝对的权威，不仅是因为给予了顺从者奖励，更是因为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对个体选择的无限焦虑，正来自于对结构性改变的幻灭。这种幻灭也是父权制的阴谋。当女权主义者认定女性只能是婚姻的受害者时，反而证明家庭作为维持父权制统治的最小单位深入人心。
即使是女权主义的拥护者，在加入婚姻后无可避免的成为一个男人的利益共同体。尽管遭受婚姻焦虑和父权制压迫的待遇，她们仍然不厌其烦的成为新一代单身女性的媒婆，为那些单身女性提供步入婚姻铺路。
已婚女性不会把“离婚”作为维护自身权利的武器，而是把“离婚”作为道德审判的自我责罪。
为什么我们学习了各种女性理论，反复熟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明知道婚姻是对女性的剥削，却还是义无反顾的走向火炕。
值得我们反思的不是男性在此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的生态位为女性提供了怎样的资源。
大众猛烈批判三位北大女生，急不可耐的给她们扣上“婚驴”的帽子，却忽略她们的症结和困境，忘了同处于父权制制度结构下的我们也早已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她们的“翻车”，从更宽广的角度上观察，或许是启蒙新一轮女性思潮的火种：
中国女性需要怎么样的女权主义，我们在向前摸索的道路上，是否忘记最该被讨论的问题，急于在内部分化新的等级制度，却忽视了千百年来束缚女性的那条隐形的绳索。
更多的女性，她们没有“向下的自由”，她们甚至不知道女权主义的发生，她们遭受痛苦和委屈，直到今天，她们却在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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