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可能是最完美的电影
2023/3/19 8:00:00 人世租客
1991年，年仅15岁的张震参演了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自此一举成名，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由始至终影片呈现一出长达四个小时的少年史诗。夏天从阳光明媚一点点转向黯淡无光，张震所饰演的“小四”以少年的名义，由好学生一步步沦为杀人犯，杨德昌企图以“少年之死”诉诸时代更迭的悲哀。
影片开始不久，下课作鸟兽状的学生们好奇的问出那句：“梁启超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表述了主角“小四”一代对历史认知上的困惑，作为今天的观众，又何尝不是一知半解。
围绕在周遭的那些“变革者”以及“变革中的社会”，历史撕裂感带来的迷惘和阵痛如同一根骨刺扎进电影里每个人的血管里，并在身体里持续性的变形和游走，以唤醒全新的悸动和内部感受。
01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整部电影内敛与克制，没有任何配乐，真实的音乐来自偶尔猫王的歌曲，就像寂夜里风都停止彼此搭肩的呼吸声。“小猫王”王茂寄的原声磁带作为叙事的重要环节和情绪的关键辅助，也像是料峭春寒的树枝未曾抹去冬日的模样。
大量的固定机位长镜头，人物的模样、状态和动作细节一览无余，近景乃至特写镜头中短暂的欣喜、温柔、转变的阴郁和持续痛苦后的麻木不仁近在眼前，与此同时，远景镜头却聚焦着少年的离去、哀怨和缠斗。
环顾左右，是摇摆不定的亲情、暧昧不清的初恋和动静不明的友情，但这三样几乎构建了主角小四少年时代的全部精神乐园，但现实如同一把弯刀，割裂了他对亲情的认同。对初恋的执著，对友情的义气。
小四的信念也像随风飞扬的尘土，消逝在晦涩难懂的历史长河变迁之中。
作为剧情的重要道具——手电筒，小四用它照见了暗夜中“滑头和小明的幽会”，照见了“夜路前行的TANK车”，它也见证了小四的质问“哈尼是不是被山东所杀”，也见证了小四和二姐掏心掏窝的交谈。
当小四终于认清小明真真假假的面目，并将手电筒遗落在片场，他便从外部环境中舍弃了光，他的内心世界也不再需要光明，他将在黑暗中亦步亦趋，走完他认定为真的道路。
02
历史的滚滚车轮碾压个人在其中的努力、挣扎和希望，小四一家乘坐公交车回家时，对面是一辆又一辆的tank车迎来，但公交车上的乘客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惊讶，这种军队光明正大的日常化表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台湾政府长期以来的司马昭之心。
上一代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教育工作者，都保留着本地口音，但这种“口音”纵然是来自中国大陆，又该如何通过无为即有为的教育传授下一代，结果不知，但外省人的身份同化似乎又时时刻刻的揭示这种无力感。
父亲为了小四转学之事来回奔波，一波三折的局面却没有任何转机，他最后只能象征性的做出转学之外的改变——把烟戒了、为小四配一副眼镜。同样的事发生在周围的人——人们痴迷美国猫王的音乐，日本明晃晃的武士刀，娱乐场所“蒋美联合”的青天白日旗。
哈尼唯一的感悟来自《战争与和平》，该书让他觉得人生匆匆，自己读的书是在太少，现在读书却为时已晚；而哈尼的死对小四至关重要，当小四向小明直言“现在我就是哈尼”时，理想主义的交接棒由哈尼来到了小四的手中，纯粹的孤勇固然令人热血，但谁都不能否认，守护孤勇的心何尝不是鲜血淋漓呢？
因原生家庭的苦难连坐而逃至眷村的小明，跟随母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方面严重的缺乏安全感，一方面又以行动坐实了她“被迫害妄想症”人格，于是她以极其温柔的前倨后恭向各个阶层的男人——哈尼、滑头、小四、医生和小马“献媚”。
抱着“不想被世界改变”的她，以其生存辩护人的身份为体制代言，但她未曾察觉的真想是——她的本身以及每个人，都在被体制荼毒且迫害。
作为观众，我们无法理解身在其中的悲凉与慈悲，看到的只有衣冠楚楚的大人以“为了你们”的名义对学生时代的他们进行剥削。大人口中的“自由之门不必关上，国家的房屋不如敞开”，表面是客套或赤裸裸的厌恶，背后则是严重的情感不信任，是对孩子的私人生活的窥视和侵犯。
03
与成人世界的刻板和循规蹈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们有意无意的、持续性的翘课。
在学生的心中，翘课才是唯一的正事，才是成熟的风向标，所以当小四问学生“你不是翘课回家了吗？”学生的回答是“可是我没有回家。”他们正在为“此时此刻”的自由之举高呼万岁，尽管之后的代价惨重，与他们不同的是小四的偶像哈尼，却沉湎在读书的汪洋之中，“可以写出小说，让他这样的人看”如此浪漫，如此理想。
但小四的父亲却嗤之以鼻，他在教导主任面前据理力争，希望小四成为一个“光明正大”的大人，而读书正是通向光明正大的前路，他的“读书有用论”却遭到了本省人林老板的质疑：“书念得好又怎么样呢？”
的确，在混乱的时代，读书是最鸡肋的，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言语角逐之中，小四的精神世界不断地建构、结构，反而只有崩塌是“常态”。
影片的转折几乎都来自少年的暴力事件，他们以帮派的形式，穿梭于身份更迭和刀剑相向的小公园、台球厅、运动场或雨夜里。对垒双方相互仇恨，厮杀和反抗的同时，有人重伤身亡，有人落荒而逃，但没有人屈就，没有人认输，他们似乎以个体面目狰狞的抗争表达对时代局促和压迫的发声。
小四逐渐从三好学生演变成杀人犯，历经了哈尼的传奇归来和命运陨落，小马的无知背叛，小明的懦弱缺爱。导演将“少年的叛逆”一点点的托举到观众的眼前，同时“大人们在做什么”却像是“读书有用没用”的答案一样，即时读书再好的大人，也始终像是行尸走肉的徘徊在叙事边缘，他们被束手束脚，无计可施。
老师们保持着旁观者的冷漠和茫然，邻居的林老板心脏病又犯了，小四父亲遭人暗算被监禁多日，释放后对现实一蹶不振。被好友出卖的父亲和小四的命运似乎有种征兆性的巧合，巧合背后是大背景下境遇的必然。
“你不要脸，你没有出息”，小四对小明道出了父亲对哥哥曾经说过的话，语言到身体的暴力性似乎有了继承。
而这所有的一切——少年的折腾，大人的沉默，街区帮派的版图撕裂，政治阴谋的精打细算，昏昏时代的倒戈相向。。。。。大都发生在色彩暗浊之中，发生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雨台风之中。“晴天白日”里随处可见的却是人和人的虚伪、鄙夷和漠然。
而以“夏师母”为首的老人早已陷入语焉不详的手表回忆里，少年们在一种浴血黑帮的缠斗中祭出成年礼，大人则以异乡人的身份巍然不动，沉默的是时局走向溃败，世界逐渐崩塌。
对小四而言，少年之死则死在理想幻灭——哈尼的死亡，父亲的无助，小马的情感插足，小明的人格抽离，似乎正在合力将他推向深渊。
所以他用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所以他认清生命的真相——残酷且破碎，迷茫的青春散场，没有人全身而退。
“不可以，谁也不可以把她带走。”在警备部人员的拉扯下，小四还是紧紧抱住自己的血衣和身体，一遍一遍的低声呢喃。
他在拥抱深渊，亦或者，深渊拥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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