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底是不是真心想抗日？
2019/8/15 9:35:53 月光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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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些帖子在质疑蒋介石抗战，真有点莫名其妙。
早在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打开日记，写下了两行字：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在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
▲晚年的蒋介石正在撰写日记
日记往往最能反应一个人的真实想法。1928年，蒋介石率兵北伐，在济南受辱，励志雪耻，至此大体五年。
回首过往，蒋介石对自己的抗战表现很不满意，希望新的一年有所作为。本文结合近年来出版的解读蒋介石日记的相关著作，看一看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为抗日做了哪些准备。
01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战促和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立过北上抗战的决心，但未实行，旋即下野。此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和日军进行过两次大的较量，一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二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
蒋介石一面派中央警卫部队组成第五军去上海增援，并曾准备亲自上前线指挥；同时寄希望于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的调停，不愿采取“强硬”态度。
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趁此收手，避免在与决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停战协定，中国方面失去了在淞沪地区驻兵的权利。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中国士兵
1933年1月3日，蒋介石得到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又得悉山海关失守。
蒋介石估计，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平津，准备亲自北上一战。日记云：“余决心北上，与倭一战，以尽我心。”
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他仍然寄希望于各国公使的干涉，拟以中国军队不愿在平津地区为作战为由，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设法保全平津。
日军山海关得手后，继续进攻热河。日记云：“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洽乎？然非与之一战，则对内对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未必果败也。”
这则日记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蒋介石与日军一战的目的：不战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条件，国内各阶层人民也会责难，于是决定与之一战，打完仗再与日交涉。这时蒋介石的策略是以战求和，重点仍在交涉。
02 欲通过“和平”推迟战争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企图在中国建立所谓“华北国”、“华南国”、“蒙古国”，蒋介石也相应地改变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转而想通过争取和平来消除战争危险。
蒋介石通过多种方式试图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如发表文章，要求日本及时回头，和中国友好；派王宠惠去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的希望，改善两国友谊。
这种努力的确是蒋介石的一种对日策略，但是也有其幻想的一面。
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同年10月，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期间，蒋介石与何应钦讨论对日交涉时，曾明确表示：“假如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显然，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的目的。
▲1935年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发表演说
中日之间的差距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也是正确的。
但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不懂得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
03 外交上广结盟友，制衡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是与苏联改善邦交关系。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然而随着日本的加紧侵华，得寸进尺，不得已需优先处理对日问题。蒋介石将和苏联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
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次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为“第一打击”，可见，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
二是联合英国。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去，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
三是联美制日。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就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系有所发展。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后来又逐渐改变了“重英轻美”的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使之分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中国存亡之转机。”
同年底，蒋介石确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蒋介石在运用外交手段的同时也深切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在发展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
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认为：“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
经后来的历史证明，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04 从“安内”为重逐渐到“攘外”为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国内的问题最尖锐和最突出的就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此外还有割据和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华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杨虎城等等。
最初，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蒋介石发表文告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说安内，既指中共，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北伐期间的蒋介石、冯玉祥与阎锡山
对地方实力派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1月20日日记云：“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
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全力抗战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会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乎“天理与人情”。
但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作出正确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但这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逐步加快国防建设。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越发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
1933年初，蒋介石日记记下了“东南国防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
这以后，不断下达备战指示，如长江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建立防空、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等。至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的准备对日抗战了。
▲1930年代新组建的中国空军
▲抗战初期的一张宣传画，集中展现了国军添置的各项新式武备，包括飞机、坦克、机关枪等
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秘密经营西南根据地。
兵不厌诈。战争中要讲究虚虚实实，借以迷惑敌人，备战也同样如此。蒋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唯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1934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在熟筹之!”
这则日记透露出，蒋式企图在追缴红军的掩护下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队伍根据地。
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地区追击长征中的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蒋介石已经看出，统一西南三省，“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
蒋介石的这一预见性的决定是正确的。以驻节四川、巡视云贵为起点，蒋介石积极整理三省的政治、经济、加强工业建设，发展交通，种种举措，对于后来的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中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
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的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料到了后来战事发展的进程并为此做了准备。
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主要特征。蒋介石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与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
▲九一八后，蒋介石在每天日记开首一直写着“雪耻”二字
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加紧国防建设，秘密经营西南根据地；广交朋友，联络盟国。
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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