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鑫：广州垃圾分类又失败了吗？
2022/7/13 12:08:04 越秀山边
2022/7/13
苏少鑫(广州 资深评论人)
1.
这是一个沉寂已久的话题。
很难想象，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风起云涌，被看作是城市中产权利、环保意识的觉醒，仅仅13年的时间过去，广州已经悄无声息要建第八座垃圾焚烧厂了。
图源：网络
人民被说服了吗？
有多少声音没被听见？
如果不是“越秀山边”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提醒，我都没记起，原来广州大张旗鼓重启垃圾分类已经10周年了。
这是一个早已被公众遗忘的话题。
公众号文章应者寥寥，人们对垃圾分类，甚至哪怕是广州要建第八座垃圾焚烧厂，也似乎漠不关心了。
2.
广州垃圾分类到底做得怎么样了？
图源：羊城网
2020年7月7日本埠媒体《广州日报》以《打造垃圾分类“广州样本” 全社会参与效果显著》为标题的报道，大致代表了官方对垃圾分类成效的结论。
该报道如是说：
“目前，广州市已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19年全市居住小区100%完成楼道撤桶，全市配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约1.8万个，约15万党员回社区报到参与垃圾分类服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分别由62%、56%提升至99.1%、95.5%，垃圾分类形成全市共识、全民共识、全社会行动”。
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数据：
100%完成楼道撤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99.1%、参与率95.5%。
广州从2000年作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近20年时间过去，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9.1%，这是情理之中；参与率95.5%或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令人不解的是，知晓率与参与率数据本身，如何能体现垃圾分类的成效？
如果有学校称，我们的学生对考试的知晓率是100%，参与率也是100%，并以此来证明学校的教学成效。
我觉得，你多半有想给校长一个大耳光的冲动。
3.
“越秀山边”推文《广州垃圾分类重启十周年|除了多几座垃圾焚烧厂，我们收获什么……》对广州要建第八座垃圾焚烧厂忧心忡忡：
“如果七八年就可以把之前垃圾填埋场的垃圾全部烧完，那么烧完之后，这八座垃圾焚烧厂用来干什么？
如果实施垃圾分类后能让垃圾大幅减量，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垃圾焚烧厂的遍地开花？”
广州知名环保人士“巴索风云”感叹：
很遗憾，(广州)22年都没有形成一个垃圾分类的系统链条。现在的状况很容易就回到不分类的状况，就(究)其原因，我们就是没有想真正分类，没有重视厨余的分类和真正环保利用，就只是想一烧了之……
2019年7月，广州市民自媒体走上街头，体验广州垃圾分类，发现最起码的，市民最担心的乱投乱放、混收混运的问题仍是常态。
广州大学城里，没有任何分类标识的单筒垃圾桶随处可见，里面混杂着塑料瓶、纸巾、餐具、树叶等各种各样的垃圾。图源：羊城网
类似的垃圾桶在创意园区、公厕、老城区食肆档口前也十分常见。图源：羊城网
长方形的四色分类垃圾桶在广州街头也十分常见。按照分类标准，应设有蓝、绿、红、灰四种颜色，分别对应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图源：羊城网
广大商业中心里的四桶分类垃圾桶，严格按照可回收、其他、厨余、与有害垃圾进行分类。但从垃圾桶内将近溢出的垃圾可以看出，其实人们并没有严格按照分类进行垃圾投放。图源：羊城网。
难怪评论者会慨叹，22年的垃圾分类，除了多几座垃圾焚烧厂，我们什么也没收获。
4.
22年，南柯一梦。
我们总喜欢谈“台北经验”。说实话，这种对比是强烈的，因为很巧合，2000年广州作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台北也在当年全面启动垃圾分类。
台北松山区等待被运走的分类垃圾。图源：新华网
如今“台北经验”为世人所称道——在广东省东莞市，人们也许会对台商们出门要带垃圾袋感到由衷惊讶，更难以想象，不少台北人的家里的冰箱，大都时候是用来存放垃圾的。因为一旦错过垃圾收集时间，他们就得把垃圾放冰箱里等待下一次收集时间的到来。
不少人喜欢用“素质”来解释这种区别的原因。官方也屡屡抱怨，垃圾分类之所以难落实，关键原因在于市民不配合。
不过这一点，在“越秀山边”推文《陈建华：垃圾分类就是普世价值》中，这位广州的老市长亲承，市民观念、意识、素质并非是推进垃圾分类的最大阻力，“有些同志思想认识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尽管“有些同志”的表达，欲言又止充满了中国官场式的含蓄，但很明显，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曾经的广州市长，能够成为他所认为的“推进垃圾分类的最大阻力”，“有些同志”的级别肯定不低能量不小。
正如曾德雄老师所言，GDP主义盛行，大张旗鼓搞垃圾分类治理，吃力不讨好。我也一直提醒注意，讨论垃圾分类无法绕开如何去构建官方动力的逻辑基础的问题。
台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创造的另一个“台湾奇迹”最终成为马英九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赢得选票的一个重要筹码，而对以“垃圾市长”自嘲的陈建华来说，他或有名垂广州青史之心，但是，如同我们看到的，广州城管委官员吐槽的行政内部运作的紊乱等问题，也足以让陈建华的雄心壮志剩下腔调，心有余而力不足。
更何况，我们还无从确定，陈建华真有此心。
5.
所以，如下的问题需要一问再问：
官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如果推进垃圾分类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从哪里去找到他们真心推进垃圾分类的动力？
广州2000年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失败之后陷入寂静。由于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争议，垃圾分类话题重启，经由陈建华以“垃圾市长”自嘲显示决心，得以成为焦点。
但真实情况却是，很快随后，作为主管部门的广州城管委官员向媒体吐槽，推进垃圾分类的行政内部机制不顺、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环保体系运营不畅、法规不全，行政推动力不足以及宣传软化等六大难题。
市长的决心化作一个优美的姿态，执行者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阳奉阴违。
正如论者指出的，现实的残酷还在于，分类繁琐且漫长，焚烧则有立竿见影之效，且这里面还有利益的驱动。
图源：网络
6.
行政内部机制不顺、投入不足等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行政动员得以解决或至少缓解。
但是，对于市民可能产生的消极行为，该如何应付？加大惩处当然有效，但是问题是，高昂的监管成本将由谁承担？如何保证其可持续性？
官方的做法主要是加大对不分类、随意丢弃垃圾行为的惩罚。这样的思路，与台北当年走过的路似乎契合。
在2000年7月1日台北开始正式实施垃圾随袋征收的首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为防止民众摸黑偷倒垃圾，夜宿阳明山要“活逮”半夜上山偷倒垃圾的侥幸民众；
而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台北市实施随袋征收政策之后，市民大多会用消极的行为减少已经产出的垃圾，例如挤压垃圾、用普通垃圾袋套专用垃圾袋，而普通垃圾袋的高度远高于专用垃圾袋即利用普通垃圾袋增加专用垃圾袋的容积、或者为节省专用垃圾封口的空间，使用胶带把封口黏住等。
图源：网络
加大惩处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需要厘清，如果真诚去考量“台北经验”的成功之路，就会发现，加大惩处在推进台北垃圾分类工作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作为一种必要的威慑力，这当然不可或缺。如同马英九夜宿阳明山活逮偷放垃圾的民众一样，都不过只是政府姿态的显示，让民众不敢有侥幸心理。但是需要明确，市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配合，更多是来源于对政府诚意的感知，而未必是对惩处的忌惮。
台北市在决定2000年7月1日实施随袋征收垃圾费制度时，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宣传，还对台北市8万多员工进行抽考以及各项垃圾分类的讲习训练。台北市政府大楼并率先从7月1日开始全面停止供应纸杯和竹筷，民众到市府办事、市府开会自备饮用水杯，而市政府的八万多员工用餐也没有免洗的筷子可用。
相形之下，对广州官僚体系而言，在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方面，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7.
对居民行为的监管，如果继续秉持行政主导的思路，它遭遇的首要问题是，成本高企而根本无需有效持续。
那么，如何降低监管成本？
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让居民自我监督。
包括在台湾，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城市和地区的做法是，让居民互相监督，自我约束，比如在小区内专门辟出一个地方，每个房间都有对应的垃圾投放箱，这样所有居民的垃圾处理，都公开在小区居民的眼皮底下。
图源：网络
台北有慈济会，有环保义工，有完善的社区自治，我们有什么？
我们连成立一个业委会都困难不小，在一个没有公共生活、几乎都是陌生人的社区里面，我们如何敢奢望居民在错过了垃圾收集时间后先暂时把垃圾存放于冰箱里，而不是偷偷把它丢弃在小区的某个角落或者马路边呢？
可以断言，如果我们无法让中国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熟人化，垃圾分类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广州
苏少鑫资深评论人
在负责新快报评论部期间，以“本地化”定位，强化评论异质化竞争的意图，并积极拓展活跃在本地公共政治生活的知名人士，作为评论版的主力作者资源。
“一个版面的城市史”的操作思路，扩大了时事评论介入现实公共事务的力度，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价值立场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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