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楚、李公明、廖建勋：电子手环闪烁的是技术滥用与权力任性
2022/7/15 19:01:34 越秀山边
微议政
事由
7月14日，据财新网报道，多位北京市民反映居家隔离期间需要佩戴电子手环，引发关注。同时也有多个社区居委会向财新证实佩戴电子手环的要求。朝阳区一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电子手环是几天前刚下达的管控措施，最大用处是可以精准定位。
图源：红星新闻(资料图)
北京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未发布过居家隔离人员需要佩戴电子手环的相关政策；而北京12345热线也表示，未接到居家隔离人员强制佩戴电子手环的政策通知，已陆续将市民的投诉情况反馈给社区。
7月14日下午3时许，一位被配发手环的市民向媒体表示，手环已被居委会上门回收。
议员
王则楚
广东省政府原参事
李公明
广东省政协原委员
廖建勋
知名公益律师
究竟哪个层面的权力如此胆大妄为
越秀山边：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是“几天前刚下达的管控措施”，北京卫健委说没发不过相关政策，12345热线也表示未接到相关通知。
图源：网络(资料图)
这场景看起来很诡异，电子手环从哪里来的变成了“罗生门”；但这场景又是如此的熟悉：被曝光被热议，然后似乎是迫于舆论压力，收回成命之后便没下文——这跟前几天北京称进入聚集场所的人员需接种疫苗一事并无二致。有人看到了技术的滥用，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权力的任性、肆意妄为。不知诸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李公明：在这个事件中的电子手环上闪烁的当然是技术的滥用与权力的任性，是科技政治学的典型案例。
说是权力的任性，还应该做更微观的切片考察——究竟是来自哪个层面的权力如此胆大妄为？北京市卫健委和北京12345热线都表示不背这个锅，而居委会的原话是“几天前刚下达的管控措施”，“下达”这两个字很传神——下达命令，执行就是了。
那么究竟是谁下达的、如何下达的？这应该不难“侦破”吧？
图源：南方都市报(资料图)
疫情以来的权力实施总是以“上面”、“下达”这样的文字代码变现，人们就总是追问“上面”是谁、总是追问合法性依据。
说到底，人们想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是因为害怕被权力关在笼子里。
王则楚：我认为是权力与科技结合在一起的滥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过去，什么都要下面用手机拍照上传，说明做了工作，一个网格员要带上各个部门发给他的一大把手机。
疫情来了，对每一个居家隔离的、以及居家隔离结束，还需要继续观察的都需要及时上报，这时，基层的权力与科技一结合，就只图自己方便，让被监视者带上随时可以得到各种上传数据的手环就是必然的结果。而这样做的人根本就没有把被监视者的人权放在眼里。
图源：网络(资料图)
只要你顺从带上手环，接受监视，做一个透明的人，那么你配合工作，体谅他们的辛苦，做一个透明的顺民，多好啊。
至于有没有上级的文件要求，需要收回手环与否，只有投诉后才会记起来“还有个人权”的事情。那时就甩锅了，谁都不认账。
那个把手环发下来的，难道不知道吗？谁买你的手环，你总知道吧。
廖建勋：给居家隔离人员戴电子手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更是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图源：网络(资料图)
我们知道，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怎么能让居家隔离人员戴上类似司法矫正人员才戴的电子手环呢？
其次，电子手环记载的是公民行动轨迹等核心隐私信息，有关部门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收集公民个人信息要合法、适度的原则。
我认为，一些地方滥用防疫手段，歪曲防疫政策，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是公权力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
用公民权利意识去纠正不尊重人权的方式
越秀山边：从最近的“历史无阳”就业歧视，到新近的给转绿码人员胳膊盖章，再到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被“赋红码”事件，凡此种种层出不穷，根源到底在哪里？
图源：新西部网(资料图)
廖建勋：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依法防疫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但当下很多地方打着防疫的旗号，大肆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与党和政府要求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李公明：的确是这样，在公共事务处理中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往往与公民权利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在疫情防控以来发生的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悲剧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图源：北京日报(资料图)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比呼吁同情心、人性化更重要、更基本的是呼吁切实保障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
王则楚：疫情防控作为公共事务，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没有集中领导的大民主的灾难，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不能保证“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得到保护。
不能用不尊重人权的方式去处理公共事务。这点，必须要有公民权利意识去纠正。但可惜的是，做顺民习惯了，做公民还不会。
深挖权力任性背后的利益动机与利益链条
越秀山边：这的确很指向一个沮丧的结论：那就是政府在防疫的名义下，不断扩大权力，并进一步压缩公民权利空间，对公民权力进行限制甚至僭越。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阻止这一进程吗？
李公明：这是一个大哉问。我不敢说能想出什么有效的办法，但是我看到了在疫情防控中人民群众监督权力要依法防疫的意识越来越强，为依法防疫建言献策的公民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做好防疫工作的保障和希望。
另外，除了法治意识以外，许多公民也学会了从权力的任性中挖掘背后的利益动机和利益链条，这也是拜网络科技所赐。比如对那只电子手环，人们在追问谁生产、谁采购、谁出钱、谁获利，人们希望看到这只电子手环真的“不是某个野鸡公司在发国难财”。我相信这两方面的声音多了，防疫工作的健康发展就多了一份保障。
图源：网络(资料图)
王则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每个人的公民意识，让每个人都要去争取公民权利。让大家都知道：带不带手环是自己的权利。
前不久，一个离婚了的雨衣男把前妻及孩子拖进房间，强奸了前妻。这是犯罪，犯强奸罪，强制居家隔离者带手环，就是强制监视，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没有法律规定，这是不可以的。
图源：网络(资料图)
用防疫措施和政策要求公民支持是可以的，但强制就不可以。每个具体部门、单位可以规定要有多少小时绿码才可以进去，但不可以强制人人要去验核酸。
你可以说，60岁以上老人打头针疫苗可以领500元的购物券领指定商店的物品，但不可以强制他必须打疫苗。任何防疫政策都不能压缩和限制公民权利，只能是呼唤大家的支持。带手环显然属于压缩和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不能打着防疫的大旗，肆意妄为。
图源：红星新闻(资料图)
廖建勋律师：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的本质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我们看到，目前国家已经制度了很多很好的法律、法规，但为什么实施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呢？
关键还是政府和政府官员要带头守法，不能让法律法规成为制约老百姓的笼子，而政府和官员则可以跑到笼子外面来。对公权力而言，要“法无授权不可为”；对老百姓而言，要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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