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从富士康风波中重新反思防疫的普遍性意义
2022/10/31 22:59:50 越秀山边
对话
对话背景
近日，富士康工人逃离郑州，步行回乡的场景，引发广泛关注。
信息显示，河南洛阳、新乡、焦作、周口等多个市县乡，纷纷发出“告郑州富士康家乡籍员工书”，表示做好了当地户籍员工返乡的准备，确需返乡者需提前报备，落实“点对点”服务和相应的隔离措施。
图源：网络(资料图)
今天，官方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富士康负责人也就园区的防疫检测、就餐等情况做出了说明。
对话嘉宾：李公明
从富士康风波追问社会与企业之间的真实联系
越秀山边：人们用“大逃亡”来形容富士康工作徒步返乡，这样的形容足够怵目惊心。
图源：网络(资料图)
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工人们为什么会选择“逃离”？又是什么原因，这些年轻人会选择“徒步”行走在高速公路和麦田里？
相信这是很多人看到这条信息的第一反应，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也急切想知道答案。
李公明：从行动的逻辑来说，促使工人们不顾一切也要逃离的原因当然就是恐慌，问题是产生恐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就目前我看到的信息来看，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甚至很难说哪一个原因才是最主要的。综合部分消息，大致情况是10月8日厂区内已经有阳性出现，被隔离的密接、次密接者仍有工资。
图源：凤凰网(资料图)
10月13日开始封锁厂区，但感染?数还在增加，隔离?员不再发工资。后来不隔离了，都要继续上班，这可能是恐慌开始出现的最初原因，因为很多人认为感染的后果会很严重。
然后加速恐慌蔓延的因素是工资和生活保障出了问题。多条生产线员工实行上班两天、休息两天，上班的吃食堂，休息的吃自己，但是由于餐馆、超市关闭了，休息的员工难以解决吃饭问题。
隔离就没有工资，而且隔离的生活环境差；不上班的时候连吃饭都有问题，加上被感染的可能性和恐惧心理，最后导致出现大批工人选择离开。可能在具体问题和细节上会有出入，但是上述这些无疑都是造成恐慌的基本因素。
图源：凤凰网(资料图)
我认为即便说恐慌感染的心理是非理性的、不必要的，但是工资、生活保障和被隔离后的待遇等问题却是很实在的，选择离开恐怕是属于一种个体选择的无奈理性。即便是我，可能也难以说服自己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还留下来。
其实，在疫情中出现企业员工的流动本来并不奇怪，本不应出现的是那些导致恐慌的因素，更不应出现令世人闻之痛心的逃难般的情景。
但是直到10月30日下午，富士康才正式发出三条通知：自愿留下工作的会保障生活供应；要返乡的安排车辆运送；最后一条是返乡的乘车地点。
图源：郑州发布(资料图)
本来，在出现恐慌和离厂返乡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在27日就已经出现大量返乡信息的情况下，就应该作出这样的安排，为什么要等到过了几天之后才这么做呢？
从这三条通知的内容来看，都是常识，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富士康和当地部门完全有能力解决的，为什么非要到了这时才作出安排呢？
如果要追问的话，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图源：郑州航空港区发布(资料图)
据称富士康的一位负责人近日在一段被广为传播的文字中说了厂方的无奈处境，也以“干净”的程度算是为厂方作了一点辩护，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追问的意义并非仅仅要追究厂方负有什么责任，而是要从这里追问在社会与企业之间发生的真实联系。
恐慌形成根源于民众没任何选择余地的困境
越秀山边：对于富士康年轻人的逃离，舆论有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截然对立的解读：一种认为，病毒毒性在减弱，对年轻人的健康威胁微乎其微，富士康年轻人选择逃离，是对病毒无知恐惧的过度反应；一种认为，年轻人并非是惧怕病毒本身，而是惧怕被隔离，以及隔离条件太差。
图源：网络(资料图)
很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这两种对立看法在现实中却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似乎显示了，面对着疫情，民众正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出走会被认为是无知导致的恐惧，留下来又会面对着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隔离？
李公明：这两种解读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防疫现实中的不同方面。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场富士康风波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工人逃离工厂的问题，而具有了重新反思疫情与防疫的普遍性意义。
图源：网络(资料图)
关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重症率、致死率的真实状况无需在这里重复，可能无法排除的是这么一个高技能青年群体中有不少人对病毒感染是有真实恐慌心理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对病毒的恐慌心理主要并非来自关于病毒危害性的妖魔化宣传，虽然在后遗症问题上确有一些文章是夸大或以偏概全的，但是实际上在官媒的疫情通报中关于被隔离治疗者的表述基本上也都是“病情稳定”。
真正对病毒的妖魔化主要来自被国务院防疫机构再三批评过的那些一刀切的过度防疫，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不断加码的管治措施所带来的恐慌心理是在行为中引发、传播和固化的。然后在这种心理恐慌之上再加上来自隔离条件的物质现实恐慌，这是两种恐慌的叠加。
图源：央视网评(资料图)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许多隔离场所的条件是合格的，但是从一些图片、视频中传播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个别地方的方舱、隔离场所的生活环境却是跌破人性和文明世界底线的。
即便是在疫情初期出现这种状况也是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也都是我们的国力、我们的人民至上的宗旨不允许出现的。
因此，你说的这两种看法都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但我不认为它们构成选择的困境，对过度防疫的恐慌与对条件太差的隔离的恐慌所形成的恰好是一种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困境。
图源：和讯网(资料图)
如果纯粹从管理者的心理角度来看，才是应该体会一下那种选择的困境：假如人们对病毒的危害性不重视，或者为了安抚人心而把隔离条件弄得像五星豪华酒店，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或许只能从防疫的总视角来分析各种决策选择的功利性诉求，或者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研究它们，才能从选择的困境中发现真实的问题意识。
解开“知情”与“维持稳定”对立的固化思维死结
越秀山边：所以，尽管今天官方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对于之前“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依然是个谜。
图源：郑州航空港区发布(资料图)
梳理本次风波的信息传播链条，我们会发现，从最初的传言富士康“2万感染者”被辟谣不实，到河南多个市县乡发出告家乡籍员工书，再到年轻人徒步的视频图片在网络铺天盖地——信息发布的滞后及被动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公众知情权的保障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多次。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连公众对疫情防控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如何能设想民众真的会从内心里去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呢？
图源：网络(资料图
而且，人们敏锐注意到，连日来郑州官方通报显示疫情并不严重，比如10月29日3例确诊，20例无症状。尽管此刻，富士康的年轻人们已经大量行走在冷风夜里了，但在疫情通报里，根本看不到和富士康有关的内容。
同时舆论也注意到，在本次富士康年轻人大逃离中，主流媒体的失语再次被诟病。
从理论上来说，当我们追问富士康到底发生什么的问题时，如果寄希望于官方的通报，恐怕远不如直接去采访几位逃离的富士康年轻人。
图源：海报新闻(资料图)
但到目前为止，有新闻采编资质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这么做。
这预示了公众知情权更深层次的困境：如果媒体不能履行监督权，依靠防控部门的官方通报本身的单向度传达，是否是满足公众知情权本身？
李公明：公众对疫情防控的知情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通过这场风波所应该看到的某些普遍性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追问“郑州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追问“在整个疫情发生以来，病毒传播及危害和防控工作的措施及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源：凤凰网·风声(资料图)
这种追问就是一句大白话，而且客观上说，这一追问的性质是关于事实的，其答案并不需要如何深入研究才能得出，因为人类已知的新冠病毒传播、病情的状况与治疗过程，以及所有曾经有过的防疫工作(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基本上都有客观记录，有案可查，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完全可以就是瞎子吃馒头——肚里有数。
你说得很对，如果连公众对疫情防控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如何能设想民众真的会从内心里去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呢？当然，从思维方法和逻辑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可能还会有很多“如果”。
图源：海报新闻(资料图)
从知情权与公信力的关系是官媒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开“知情”与“维持稳定”相对立的固化思维这个死结。简单的道理谁都懂，但是在现实中却难以面对。
例如，富士康在26日就发表辟谣声明，并且声称“区内生产运营相对稳定”。这种话语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辟谣体，其中包含的问题比较复杂。
图源：界面新闻(资料图)
在疫情发生以来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当某一辟谣声明说市场肉菜供应稳定的时候，有些人就马上去采购，事实却证明这些人是对的。但是更多情况是辟谣真的是辟对了，如果人们相信了就真的不会出现恐慌和乱象，在这种情况中谁都知道问题就出在公信力。
但是公信力的培养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只能建立在全面地、真实地公布客观信息的基础上。
如果富士康在辟谣的同时，以及在肯定运营还在稳定进行的同时，也承认存在问题和做出解决问题的安排，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年轻人逃离潮。
李公明广东省政协原委员
他拥有许多耀眼的头衔，比如著名政论家、艺术史家、文化批评家等。但我们永远记得的是，一个地地道道广州人的文化情怀、一位知识分子的风骨、一个内心真正自由的公民。
他用真实的言说坚守良心的维度，并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期待人们哪怕在充满懦弱和卑怯的社会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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