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强酸伤童”：你以为“加强安检”就安全了吗？
2022/11/30 越秀山边
2022/11/30
宋金波(广州 评论人)
11月25日，广州一名13岁男孩进入地铁时，踩到地板上不明液体后滑倒，并被该液体灼伤。公安部门介入处理后确认，是26岁男子李某随身携带约100毫升用于首饰加工的强酸性溶液(作者注：一说为60%硫酸)乘车，溶液意外渗漏至车厢地板。李某发现后，未留在现场看守，也未告知地铁工作人员便下车自行离开，导致上述乘客滑倒受伤。
图源：极目新闻(资料图)
对此，广州公交公安已发布案情通报。广州地铁也向受伤乘客表达了诚挚的歉意，表示，“将采取措施改进安检质量，完善应急处置指引，同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调查、处理，并将根据事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图源：广州公交公安(资料图)
这一表态，可以视为对舆论的回应。社交媒体上，最响的声音便是：“地铁不是有安检吗？这样的安检措施我们怎么可能放心？”
“事件反映了地铁安检管理等方面存在疏漏，未能有效识别出该男子所携带的液体为强酸性溶液”——这个判断有误吗？
一个正常人很容易在这个逻辑线上继续：难道地铁安检可以无法检查出危险的强酸性溶液吗？既然未能检查出来，第一反应不就是应该加强地铁安检吗？难不成出了这样的事件，地铁部门还可以面不改色无所作为？
我不认为广州地铁的回应有很大问题。基本上，这个回应是理解公众情感、关注公众诉求的，也缓解了公众焦虑。
图源：广州地铁(资料图)
但地铁公司的“改进安检”是不是一定要“加强安检”呢？我觉得不一定。可是，从社交平台上的反应来看，公众对“改进安检”的理解，恐怕大多数都是“加强安检”。
他们是认真的。
“加强安检”说起来很容易，具体怎么“强化”？在现有的基础上强化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向强化，评估强化后效果的尺度是什么？……
更进一步，地铁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边界在哪里，类似此次强酸性溶液灼伤乘客事件发生需要降低到什么频度才是公众可以心理接受的——这里的“心理接受”是指不认为地铁安检不足导致了安全事件发生。
图源：网络(资料图)
我们接受地铁安检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久到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在全民普遍戴口罩之前，地铁安检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中国特殊性”的高辨识度标志现象之一。
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大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地铁很少需要中国这种强度的安检。柏林地铁部门负责人沃尔夫冈曾表示：“开放式地铁安检是对人的基本信任和尊重。”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社会对地铁安检的必要性进行过讨论，最终认为：“把大量乘客当作一个犯罪嫌疑对象来对待，是对人权的一种侵害。”
图源：网络(资料图)
中国的地铁安检因而显得特立独行——如果不是“逆行”的话。
当然，普通中国人毕竟出国的很少，这三年尤其如此，所以愿意比较一下，想想为什么我们的地铁会如此特别的人，也不太多。
然而地铁安检这么大一件事，在决策程序上，似乎并没经过广泛、开放的公众讨论及听证。在学术和技术层面，也很缺少数据支持。
比如在设置了如此全面的地铁安检后，中国地铁的治安与国外地铁相比，提升了多少？早些年中国地铁设安检的不多，比如广州，多年里地铁基本没有安检，但与更早设立安检的城市，比如京沪相比，地铁空间的治安数据有表现得更难看吗？我们也不知道。
图源：广州地铁(资料图)
经济账也是要算的。地铁安检的投入，主要是人员与设备。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算过账，仅世博会刚结束时500多台安检仪的采购成本，按每台20万元计，就已经上亿(1.3亿元)。
有文章根据公开资料统计，2018年，仅北京地铁全路网共设882个安检点，共2.2万名安检员。北京市财政以每位安检员每月4300元标准向安检公司支付服务费。再加上新近配属的车厢管理员，粗略估算接近3万人，每年北京市财政需要额外付出接近17亿元。按照北京2017年末户籍人口1359万计算，每名户籍纳税人相当于负担了125元地铁安检费用。
这么大一笔生意，到底谁赚得盆满钵满，公众是不知道的。反过来说，它也足以成为推动地铁安检越检越大的驱动力。
图源：广州地铁(资料图)
且不说常态下地铁安检的松散，全国各个城市的地铁，基本都采用半开放式建设方案。真想搞出点什么事情，比如这次广州这位李某，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安检，带自己想带的东西上去，如果存心危害社会，也绝不止现在这个小朋友的损伤。
这个风险靠“加强安检”可以杜绝吗？
一项安全措施，被作用在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上的时候，它的效用也是极小的。当人们认为当“安检松”的时候“没有用”，本能反应是“加强安检”，问题是即便安检本身大幅度加强、效果提升了，作用于一个极小概率的范畴内(或许可以拿更多安全风险的街头对比)，它的效用也是极小的。
说“效用”，就要算账。任何一种强化安全的措施都是一种公共支出，是消耗。然而代价还不仅是财政或税负上的。比如说，欧洲议会此前投票支持全面封杀利用生物特征识别的大规模监控。他们认为，大规模监控带来的公民权利损失风险比收益大得太多了。
图源：读特(资料图)
“强化安全”的极点其实就是“紧急状态”，但紧急状态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一种需要严肃对待、谨慎采取的极端措施。
群体在不安全感下会有加强集体防卫的本能，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本能反应，成为塑造人类统治机制的主要动能。
在很多西方影视剧故事中，当掌权的反派野心家、阴谋家想要篡夺公权力，都是以制造或煽动让人感觉极度不安全的事件，借机宣布紧急状态开始的，这已经是好莱坞的套路。当然，“国会纵火案”不是剧本。
按照类似剧本，这位小人物李某，完全可以是某个地铁安保公司为了在新的财政年度年获得更大补贴拨款而暗地里聘用的被“当枪使”的人。当然，这样的剧本，只能出现在西方。
中国地铁安检大体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逐步由点到面，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地铁的新常态。
图源：广州日报(资料图)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相关市政部门对待安检的态度，虽然谈不上“层层加码”，却也少见推拒。
最可能的考量，是“算政治账”。无论社会整体治安状况多好，地铁中的危险因素，终究不可能彻底排除。设立安检并常态化，虽然也不能根绝风险，但不设立安检，一旦出现事故，即使是平均概率内的事故，甚至偶发性的事故，决策者也必然要承担巨大压力。至于“安保生意”，可能倒在其次。
假使某位会过日子的城市主官取消地铁安检，那么万一出类似广州这次的事件，在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他是接不住的：“难道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是为了省点钱必须付出的代价？”
市民的态度则更加耐人寻味。即便不考虑分担到个人头上的财政负担，仅仅是安检造成的时间损失，就经常被吐槽，更别说还有踩踏等次生风险。但在发生像“强酸溶液灼伤乘客”这样的事件后，公众仍然本能地希望地铁公司“加强安检”。这不啻为一种“双标”，也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的思维方式。
图源：广州日报(资料图)
地铁安检在中国“特立独行”常态化的过程，正是今天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层层加码”与公众“既要又要还要”以及某种“双标”心态的预演。可以看到，几乎一致的内外推动逻辑和公众反应模式，同样存在于疫情防控这三年中，造成了同样的“层层加码”“双标”与“既要又要还要”。
这些逻辑无疑有现实合理性，这些公众反应无疑也合乎经验人情。可惜，一个国家，在社会资源的投入上，在付出民众各种合法权利的代价上，都不可能是无止境无限度的。现代社会就是这样，有时候看起来最合乎“常识”与“人情”的，恰恰是诱惑巨大的漏洞或陷阱。
广州
?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越秀山边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