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故事】表姐夫队长
2023/3/3 6:48:00 监利人杂志

    

    

    

    

    

    表姐夫队长

     文/彭庆玉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那时正是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每天天还没有大亮，静谧的水乡墩台上，常常会听到“不早了，起床出工啦!”的呼喊，把我从睡梦中吵醒。这是表姐夫队长一大早催促社员上工的声音。民国时出生的我父母那代人，前半生遭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后半世又逢百废待兴、战天斗地。彼时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控制人口数量这一说。每个家庭弟兄姐妹一般都是五、六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表亲，少说也有数十人之多。因其人数太多，就像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李铁梅所唱的那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我有个二姑父，他家所在的棋盘乡新湾村蒋家湾，离我小时候的墩台彭塘湾，大概有十多里路程。二姑父一家在解放前所拥有的农用耕地，要比他们墩台上任何一个农户家庭都要多，因而土改时被人民政府根据土改政策，划定为地主成分，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对象之一。当时不但没收了他家的全部土地，就连全家人世代所居住的一座高大的七柱三间的瓦房，土改时也分给了墩台上的贫穷雇农。一家老小被净身出户后，全家人就拥挤在一处村尾的一间小茅草房子里生活。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天，还不满十岁的我，与二姑父有过一次见面。那次是我跟着我们墩台上的一群人，去到他家参加我二姑妈的葬礼。土改后的二姑妈，并非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那个凶巴巴总是对人颐指气使的地主婆，而是一个和蔼可亲替人做衣的裁缝。到了二姑父的家，只见二姑父坐在屋檐下的一条长凳上，看上去没有了昔日地主老财的威风，年过古稀的他已双目失明，一副潦倒落魄、可怜兮兮的样子。那天他哭丧着个脸，穿着一件破旧的乌青色长袍，手里握着一根粗大的朽木拐杖。我父亲拉着我的手靠近他后，让我喊他二姑父，他颤颤巍巍地抚摸了我一会，还能叫出我的小名。听人说，只有姑妈才会疼爱自己的舅侄，只有舅父才会疼爱外甥，只有姨妈才会疼爱姨侄，至于姑父、舅妈、姨父、婶娘、伯母这等没有血缘关系的角色，则另当别论。可那天我看不出这位姑父对我有二心而待慢我的行径，他见我后就马上起身摸索着走到房间，在装有零食的陶瓷坛子里拿了几块焦脆香甜的爆米糖给了我。看来亲戚关系中的那种厚此薄彼，在我二姑父身上并不存在。一九七六年秋季，我高中毕业已经回乡两年多，我们大队领导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需要进行调查社会关系。我怕二姑父的地主成分影响了我上大学，大队革委会领导派人调查我社会关系，我一共有三个姑父，填报时我只上报了两个姑父，把二姑父就给瞒报了。当年我好高骛远，一门心思净想着如何才可跳出农门，就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手段。其实大队领导大多知道我是有这个二姑父的，但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并没有强迫我如实填报。我二姑父有个女儿，解放前夕由她的姑妈也就是我婶娘保媒，嫁到了我们墩台上一个本家的堂哥为妻。整整大我二十七岁的这位本家堂哥，于我而言又多了一重身份，成了我的表姐夫。表姐夫的母亲过世的很早，他父亲除了养育表姐夫同胞三姐弟，还要另外抚养在头次革命中失去了父亲的两个亲侄子。那时家大口阔，生活艰难，表姐夫小时候只上过两年私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在这大约二十多年里，表姐夫在我们村不是做大队领导就是当小队干部，以担任小队长时间居多。那时的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劳动，一个生产小队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百口吃饭，主事一人。表姐夫自从担任了我们生产队小队长这一重任之后，全队所有的生产事务就由他一个人安排。季节更替，农事催人。彼时吃大锅饭，劳动时全凭自己是否高兴，高兴时就多干，不高兴时就磨洋工。集体劳动中，一旦发现有人在偷懒，他就会心急火燎，恼羞成怒，不考虑人家是否听得，当众对这种出工不出力的人破口大骂。他还形象地指责那些劳动时拖拖拉拉、慢慢悠悠的人说，你这是“阴得麻雀到”。偷奸耍滑者有时被他训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生产队长在农村是一个很得罪人的职业，因表姐夫性情耿直，处理生产队里的事务时铁面无私，有时简单粗暴甚至六亲不认。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小队领导干部，不知他毛病出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没有加入党的组织，直到年迈退出干部队伍，他仍然只是一个白身子。表姐夫队长一生未能加入光荣的党组织，那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我怀疑是否因他有了一个地主岳父的缘故？还是他天性心直口快抑或有人嫉贤妒能？我不得而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时候，在我们生产队社员群众中，对他不满的人，私底下还给他起了一个不怎么好听的绰号，叫做海宝坯子。表姐夫与我比邻而居，按宗族关系，又是刚出服的本家，我家有什么喜庆之事，都少不了他夫妇二人前来帮忙主事。因他是生产队的队长，又与我沾亲带故，那时的表姐夫即使与我年龄差距悬殊，但在生产队的墩台上，我的青少年时期与他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打从我记事起，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处世为人，在日积月累中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他已升入天国十多年了，很多与他有关的事情早已时过境迁，但他那些给我深刻印象的陈年旧事，很多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有一年的七月下旬，正是生产队的农忙“双抢”时节。我们几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是生产队里劳动力，暑假里没有老师与家长耳提面命时，整日里东游西荡。那天我们沿河岸闲逛时，只见大河对岸有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不知是谁的主意，一起朝对岸齐声高喊着当时的童谣(童年无忌)：“河那边的伢，我问你，你的嬷，几时死？初一里死，初二里埋，初三初四爬起来，…。”我们面对着大河对岸的陌生小孩正喊的起劲时，双抢中忙得昏头转向的表姐夫队长路过此地，认为我们这群小顽童在此大喊大叫，纯粹是没事找事，吃多了油胀。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抗战时期，儿童团员的他也曾为抗日出过一份力，在这双抢农忙时节，利用我们这些儿童帮生产队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也许对加快生产队的双抢进度有所帮助。表姐夫队长连哄带骗，把我们几个小孩领到离墩台不远的一块已经刚刚割了水稻的田里，他先示范着用脚踩踏割完早稻后剩下的水稻蔸子，要我们照着他的样子做，告诉我们只要把这些谷蔸子踩到烂泥田里，它们再也不露出水面就算成功完成任务。临走时他交待我们：只要你们把这块田踩好，我保证买甜瓜分给你们吃。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能够帮生产队做那从未做过的事，觉得很是新鲜，我们干起农活来，谁也不愿服输，都十分卖力。烈日下，我们裸露着身子，只穿一条裤衩，在稻田里还受着夜蚊子水蚂蟥的叮咬，脚也被坚硬新鲜的谷蔸子戳伤了，但劳动时大伙热情奔放，并没有人叫苦。到了结束时我们都弄得精疲力尽，浑身上下就连眼睛鼻子也沾满了泥水浆子。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我们不辱使命，没有辜负重托，完成了表姐夫队长交给了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表姐夫队长知道工分对于我们那时一帮好馋的小孩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那天他也是一言九鼎，对我们的承诺并没有食言，收工后给我们每人各分了一个解暑的甜瓜。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力的工分才值五毛钱，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只干了一会儿的农活，就能获得价值一毛多钱的甜瓜，这个报酬让小伙伴们一时喜出望外。表姐夫队长为抓革命促生产而使用了我们这些童工，人们并不觉得他的这种临时用工有什么不妥，能为集体贡献一份力量，似乎理所当然。回到家后我很有成就感，抱着那个圆嘟嘟的甜瓜，在家人面前晃来晃去，兴奋地展示着自己第一次劳动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表姐夫队长虽是一乡下粗人，可他也曾成功审理过一起集体粮仓失窃案，他的断案方式也是别具一格。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有一年正是村民度春荒的时节，生产队仓库里存放的稻粮不幸被人偷走了一些。当年表姐夫队长年过七十的父亲是我们生产队仓库保管员，若找不出盗窃分子，对群众确实不好交待。要想从没有什么线索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出窃贼来，谈何容易？!这件事确实是有点难为他了。但他是一队之长，是我们全队社员群众的当家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对村民来说也确实是太金贵了，不但能填饱肚子，还能用它养鸡喂猪，也可换钱。倘若找不出偷盗者的话不但群众对他有意见，上级领导知道后也会对他问责。况且他这人天性嫉恶如仇，容不得小偷在他治理下的生产队恣意妄为。找出盗粮人，亡羊补牢，以防后患，当时就成了表姐夫队长那段时间的头等大事。傍晚时分，表姐夫队长根据群众的私下密报，他把自己的房屋权作临时法庭，叫来了两个嫌疑人，他当仁不让地充当这起生产队盗粮案的审判官。两嫌疑人许久都不作声，他就把一木偶名叫黑虎都督的菩萨供奉在神龛上，点燃香火、蜡烛，烧了三张黄钱纸，神神叨叨向菩萨禀报生产队粮食被盗经过，祈求菩萨显灵。然后他对嫌疑人说：不承认是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在黑虎都督面前发个毒誓？黑虎都督是我们老家巴家剅坛口的一尊凶神恶煞。纯朴的村民只是饥寒才起盗心，他们天性胆小怕事，也普遍迷信鬼神，觉得做了坏事后，冥冥之中会受到老天惩罚，凡是做贼心虚的人，自然而然不敢在菩萨面前赌咒发誓。两个嫌疑人中本来就有一人是无辜的，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当着菩萨的面他很快就发了誓。誓言内容大概类似于《论语》中孔圣人见了举止不端的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后，有一高足弟子对其不满，孔圣人连忙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而另一嫌疑人，不发毒誓，并指责队长：你身为领导干部，还让我向菩萨赌咒，这是在搞封建迷信，我不发誓。表姐夫队长说：让你赌咒发誓怎么就是封建迷信了？这是表决心。你不敢在菩萨面前表决心，明摆着仓库的粮食就是你偷的。然后，表姐夫队长就把他交给了大队，大队领导派人对他每天进行强制性的办学习班到深夜。此嫌疑人在大队所办的学习班里，通过灵魂深处的斗私批修，后来承认了偷盗事实，如数退还了所偷稻粮。真可谓：菩萨面前一嫌犯，镇定自若充好汉。只要未做亏心事，赌咒发誓有何难。被盗的粮食完璧归赵后，人们联想到水浒中的粗人黑旋风李逵曾冒充寿张县令断过案，加之表姐夫队长生就一张长年累月因风吹日晒的黝黑皮肤，在那段时间里，有的人背后称呼表姐夫队长为黑虎都督，以示对其敬畏。那时农村实行以粮为纲政策，千方百计把粮食产量搞上去，表姐夫队长就带领社员群众，到蒿草丛生的洪湖开荒造田。不到几年，在他的带领下，为我们生产小队开垦出了一百多亩水稻良田。增加的这些稻田所打下的粮食，能够逐渐满足本队一百多人口对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表姐夫队长那时不仅只抓粮食生产，他还不顾上级领导反对，狠抓集体副业。在他担任队长期间，我们小队不但建起了一座砖窑，而且还集体喂养了两百多只蛋鸭。后来，又到洪湖建了一道网鱼的迷魂阵，驻守迷魂阵要比生产队农田劳动轻松得多，他照顾我父亲长期驻守。记得有天傍晚天快黑了，我与墩台上一个叫做洋生的要好小伙伴一起在放牛，放到生产队一个名叫大池塘的地方。这里有一片种植瓜果蔬菜的自留地，看到菜地里有人种有甜瓜，当时我两见“瓜”起意，正鬼鬼祟祟躬着腰到菜地里偷摘甜瓜时，突然间，只见表姐夫队长带了一帮男劳力收工回家路过此地。我急中生智，催促洋生赶快脱下裤子蹲着拉屎，他吓红了脸，说：我没有屎拉，怎么办？我说你没有屎也要像我一样脱下裤子，装着是在拉屎，要不被黑虎都督抓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就完了。他刚蹲下，表姐夫队长看到了我们，大声喝斥我们在菜园里干什么，我提着裤子告诉队长：我们在屙屎呢!表姐夫队长信以为真，逃过了一劫。小时候，我年轻无知不懂人情世故，在生产队不但没有维护表姐夫队长的权威，为了我个人一些私利，还与他多次闹过矛盾。我在彭塘学校读初中时，有段时间，老师动员我们学生为学校积肥。为了完成学校领导老师布置的任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天凌晨，我挑着撮箕到耕牛路过的地方捡拾了满满的一担牛粪，我正准备把捡拾的牛粪挑往学校时，不料碰上了路过我身边的表姐夫队长，他说这粪肥是生产队的，为了维护生产队集体利益，就把我捡拾的牛粪给倒掉了。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一担肥，却被他给倒掉了，我当时非常气愤，也是我小孩见识，就出言不逊，骂他是一个孤老头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少不更事的我，那次对表姐夫队长口不择言的冒犯，虽比不上历史上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应算是一个无辜少年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的布衣之愤吧。我估摸表姐夫队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因痛骂了他定会记恨于我，而我则对这一失言，懊悔至今。有一年腊底，表姐夫队长出于一片好心，要过年了，家乡习俗年夜饭餐桌上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一道莲藕骨头汤。他就号召我们生产队社员到生产队荷塘去挖藕，采取的分配方式是各挖各得。那年，我还只是一个初中生还不会挖藕，我父亲还在洪湖给生产队守迷魂阵而不能回家，眼睁睁的看着生产队里那些壮劳力在挖集体的莲藕，心生不快，就用信纸写了几句牢骚话，贴在生产队的队屋大门上，其内容是对生产队干部带头私分公物表示不满。表姐夫队长见我白纸黑字说他带头私分集体财产，非常恼怒，他找到我，教训起来：“人家看你写的东西就像看把戏哩，都在说你认得了几个狗脚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说让我派劳力把藕挖起来，再交给队里按人口分配给每家每户。你想过没有？这冰天雪地你让他人在水塘里卖冻肉，有谁愿意干呢？只有各挖各得，人家才会有积极性。以后有话你就直说，不要动不动就把得罪人的话写出来。你没听人说｀不看你怎么说，就看你纸吸墨｀这句话吗？”我没有把表姐夫队长的善意开导听进去，不久之后我又在我们生产队故伎重演，把我一个中学生在课堂书本上所学到的如何维护生产队集体利益的幼稚想法，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写了三页信纸的文字，作为我对生产队的建议，把它贴在生产队仓库的大门上。其中用“身背一只桶，手拿一条龙，双脚朝前走，哪管队里穷。”顺口溜等文字来提示社员群众，要他们实行科学种田，不要胡乱喷洒农药而浪费生产队的人力物力。前不久，我回彭刘村老家在与我少年时的玩伴闲聊时，有一位刘姓发小随口说出了那段顺口溜。一晃半个多世纪已过去了，他对我当初年少轻狂的纸上谈兵，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楚，着实令我感到惊讶。一九七六年暑期，我们大队迎来了一批从武汉下放的知青，表姐夫队长从那时起，就成了大队知青农场场长，一直任职到知青全部回城，农场解散。当知青农场场长并不比当生产队队长轻松，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离开了城市、父母以及学校，来到这贫困落后的农村，一切都很不习惯。表姐夫场长不但要安排知青的生产劳动，还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也要注视他们的思想动态，更要保障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关心爱护这些大城市里下放的知青，犹如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女。表姐夫当了三年多的知青农场场长，也就相当于做了三年多的知青父母。知青回城后，我这表姐夫队长与本大队我一堂姐夫两家合伙，承包了原知青农场的全部土地，在此种上了甘蔗、甜瓜等经济作物。因他两具有改变现状的经济头脑，既聪明好学，又吃苦耐劳，承包农场多年，虽没有发大财，在我看来应属改革开放后我们大队最早的万元户之一。我与这位表姐夫队长，六代之前是一个祖宗，同属烈祖之后，按世系我与他只是刚刚出五服而已。他在世时，就如我的一位亲兄长，也是长兄如父。我从未喊过他表姐夫或叫他队长，而是一直称呼他为庆炎哥。我成年后，他一直尊称我为庆玉叔，好像我高他一个辈份似的，其实这是他按自己子女的称呼在高抬我。我与他过往的那些恩恩怨怨，早已烟消云散，但他那高声大嗓以队为家的形象，在我大脑的记忆中并没有丝毫的消失。我以此拙文，表示我对这位本家兄长也是表姐夫队长的深切怀念。

     作者系监利某学校退休老师，现居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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