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哀思】难写父亲

【清明哀思】难写父亲
2023/3/25 6:45:00 监利人杂志

     难写父亲

     唐光华

     父亲去世己经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也曾几次梦中见到父亲，他老人家还是依然旧装：青色的中山装上衣，青色的长裤，戴一顶铁灰工人帽，着一双草绿解放鞋。颜面上看似乎没有昔日的愁容与威严，只是慈祥地望着我微笑。而我自己则不是五十岁的自己，却总是个带着一些稚气的青年，骄傲而腼腆地享受着父亲温润的目光。我真不愿意从梦中醒来，梦中的留恋往往使我泪湿枕席。离开梦境，便是沉甸甸的思念。我想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诉诸文字，但这似乎不可能，虽然近二十年来自己保持练笔，写下了几十万无聊的文字，但我终究不敢写父亲，因为父亲是一座云遮雾障的高山，难以绘其魏峨；他又像一本书，文字浅显而意蕴深邃，他并不伟大崇高，但也并不平凡庸俗。他一生清贫，没给我留下分文积蓄，但留给我的精神遗产却使我终身受用不尽。父亲生于1923年(甲子)，少年时期兵荒马乱，祖父祖母为保家庭安全，便全力支持父亲读书以支撑门户，父亲便一气读了十年长学，师从李友清等几位当地名师，学业也有所精进。我曾阅读过父亲学生时期的文章，除了品事论世的见解之外，文笔也颇为精美，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地方兵痞横行，“汉流”、“一贯盗”等黑色组织到处搔扰百性，丢票喊款，绑架殴打，一般中等人家都深受其害。祖母使尽浑身解数，用钱收买族长作干儿子，又把父亲送到128师部某团当文书，实际上是寻求家庭保护，父亲由此在解放后有“伪犯”之嫌。解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运动迫切需要读书人，父亲又被聘用为文书，专门负责丈量土地，填写《土地证书》。由于成绩突出，受到政府表彰。五二年，政府大兴学校，父亲被任命为烟墩小学校长，成为解放后张仲清县长第一次委任的全县七十二所公办学校的校长之一。从此，父亲千方百计的筹建校舍，物色教师，利用地主房屋建成了烟墩小学，容纳了约200多名农民子弟。辖下还有十几处巡回教学点，有学生近500人。五八年以后，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老师家属频频向学校求助，父亲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向政府请求允许开荒自救。父亲带着十几名教师在分洪口水塘四周的浅水滩处垦荒种粮。当年除食堂用粮自给外，每个教师还分得了几百斤稻谷和几千斤柴禾，但这却成了父亲在文革中的罪行——走资本主义道路。某教师在五九年全家绝粮时逃到学校。父亲招待全家几个月，然而这位身为共产党员的教师却在“年全县教师集训会上向父亲开了第一炮，给父亲送上“走资派”的高帽。这位教师向父亲的进攻是有其思想渊源的。他比父亲小八岁，生得一表人才，还能领先说一口监利普通话。善吸烟，一角六分的“大公鸡”在手，能吐出若干个神秘的雾圈；善喝酒，一斤老白干也放他不倒。善抹牌，地方人难得一见的竹板麻将他玩得出神入化。天生的人才惹出无数的大姑娘小媳妇的梦想，所以该君到处都有酒喝。到处受人青睐。一天，父亲安排他守校，他竟守到人家小媳妇的被窝里去了。学校却当晚被盗，不偷别的，单偷了父亲的新被褥、毛巾和白铜铜盆。父亲大怒，责成该员在全区大会检查，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是不会听从“伪犯”出身的校长的。何况“山雨欲来”，此君一张大字报，便将父亲送上批斗的审判台。好在有良心的教师居多，正面的辩解和侧面的安抚，终于没有使该员痛下杀手，父亲只是经常地接受批评，始终没有免除校长职务，只是靠边站而己。1967年，父亲开始明显的衰老，开始使用假牙和眼镜，(这两项待遇都是政府给的，要15年以上的教师才可享受)但却明显看出父亲藏在心底隐忧。以后，他先后八次调动岗位，而且逐渐降职，由公办中小学到民办村小，由校长到教导主任，文革高潮时，则专门充当宣传员(实则是写字的材料员)。那时，汴河街、上车街、太平街到处都是我父亲所写的宣传标语，这倒使父亲的毛笔字在汴河小有名气。67年以后，父亲经常叫我阅读他写的报告或申请书，其中大多是离职归田，言语充满沧桑之感，我由此猜测父亲的处境，每每黯然泣下。而我更有另一层感知。就是父亲在有意无意之间给我传授一些应用文体知识，他已经在间接给我遗产了。70年代后，父亲的身体明显消瘦，本来很白净的脸上似乎多了一些苍白，身边经常带些药物。那时爷爷尚健在，父亲对爷爷似乎一天比一天尊敬，有些超越常理。父子俩都喜欢吸烟，每每各执一根二尺长的竹铜结构的长烟枪相对吸到半夜。第二天，爷爷脸上常带愁云。72年，我己有小孩，父亲提出分灶，并嘱咐我供养爷爷，并要负责死后安葬。我甚感诧异，但也连忙表示答应。事后我想，父亲平时敦崇孝道，没有特殊情况，怎么将自己赡养父亲的责任托给后辈呢？由此我更增添了忧虑。自75年春节之后，父亲就没有安宁过。身上似乎有很多疾病，但又说不出病在何处。头痛、胃痛、腰痛、心绞痛。恶心、厌食、呕吐、便血接踵而至，每星期要上医院。星期天看病，医生却不上班。几十里路到县城徒步往返，每每精疲力尽而归。归家后，父母亲常避着我们相拥而哭，叫人肝肠寸断!腊月初，父亲终于起不来了。初二清早，距我家十多里路的兰港小学一位教师慌慌张张的报信，说唐校长病得厉害，腿已失去知觉。母亲又传信到水利工地，叫我火速赶回，待我回来，父亲己由老师们送往汴河医院，医院又迅即将他转往县人民医院。经众多医生会诊，确定为胃癌。奄奄一息的父亲却不相信，他说病不在胃，要到武汉确诊。县医院又不肯丢面子。坚持保守疗法二十多天。我们多方恳求，杨德修院长方肯出具转院证，腊月二十三日，天寒大雪，我们用一张躺椅将交亲抬到鄢铺码头，乘轮船经30小时方到武汉。同济医院一位教授看后摇头长叹：“迟了，‘迟了，肝癌拖到如此程度，怎么救法？”腊月二十五日清晨，父亲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回去吧。”我们知道父亲不行了。便匆忙办手续出院，医生送输液设备一套，配药几瓶，想保他船上不死。谁知春运期间轮船特紧，港务人员绝对不许病人上船，父亲竟咽气于汉口码头上!……我们东奔西走，雇车雇船都无着落，谁在春节来临之前肯帮人奔丧？所以，父亲终于没有回来，他被送往汉口唐家墩火葬场……父亲走了，留给我许多他来不及办的事：对76岁的爷爷的赡养，对53岁的母亲的安慰，还有16岁弟弟，与11岁小妹的读书与成家。父亲把这一切都无可奈何地交给了我。父亲虽然走了，但他对儿子的培养令儿子终身难忘。62年，十一岁的我在中学因溺水受到学校处分，因而逃学。父亲盛怒之下打肿我的屁股，而后又用热毛巾冲敷我伤痛。66年，我回乡后当民办教师，父亲亲自给我教示范课。他说：“别轻看了小学教师，他所教育的对象正如一张白纸，写上什么就是什么、很不好更改，所以一定要保持正确。”一天夏夜，父亲亲手教我写“毛主席？三个大字，这三个字真正留给我书法的印象。直到今天，我写毛笔字，唯这三个字得自真传。文革之初，废除封建文化，破四旧，凡有藏书之家必受其祸。父亲说：“你就把那些小说交出去，以后还能买，但教科书和工具书不能烧。”由此，我交出了几套旧小说，保留了《诗经》、《左传》、《四书》、《幼学》、《康熙字典》等书籍。谁知所交的小说是金圣叹评点的书籍，以后再也没有买到。所幸父亲的手记安然完好，让我不时诵读，就像见到了他老人家一样。我务农以后，父亲教我耕田，下过秧，栽秧割谷，父亲一一示范，这使我在农村曾能以劳动能手而自居。但父亲不主张勇力，每当看见我用力过度，都严厉斥责：“痴汉赌力，智者不为!”68年秋，造反派头目刘德明批斗父亲，我作为民办教师也要参加批评。要儿子斗父亲，我忍无可忍，掀翻了讲台也失去了民师资格。父亲反而安慰我，说斗走资派是毛主席的号召……父亲去世以后，我到兰港小学收拾他的遗物，只有被子两床，蚊帐一件，用几块砖垒着的“灶”上尚有小铁锅一口，己是尘垢蒙积，灶灰清冷!备课本中，夹着尚未呈递的《请假书》，其中写道：“我为国家工作二十六年，没有贡献，但还可作几年努力，以求报效。望上级怜我赤心，疗我病苦，当以残年余力报答。”父亲临去之前，在病榻写成一纸便条，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他亲自交给前来看望的教育局领导，上面只有一句话：请关照我的孩子。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没有伟大的业绩，他一生清贫，但是他却是我们平凡人中的真正的善良者。他爱国家、爱事业、爱儿子、敬长辈，从极端的困境中表现出一种足以令我仰慕终生的品质，他应当是伟大的。作者系原长江中学语文教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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