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我们真能战胜腐败吗？
2016/12/19 码字工匠老詹
写在前面的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范在《经济日报》当总编时，为培养年轻记者，曾让我开辟专栏《詹国枢每月新闻分析》，就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每月写篇新闻分析。在一份中央大报上开辟个人署名专栏，这在当时，比较罕见。所以，小詹(四十出头，不敢称老也)既深感领导信任，非常兴奋，又自知担子沉重，十分忐忑。每月除做好部门日常工作(时任工交部主任)和完成外出任务(常常外出采访)外，脑子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如何写好“下一篇”……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全力付出，总会有所收获。一月接着一月，这专栏竟连续办了下来，时不时还会收到一些读者好评!近些天，在为《码字工匠老詹》筹措稿件翻拣旧作时，找出写于23年前的这篇东西。让我小吃一惊的是，这样一篇时效性很强的文章，搁置二十余年后再拿出来，竟然还能看得下去(各位不妨耐心看看)，而且，内容竟然一点也不过时!这是为什么呢？我自己在思索。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认为原因何在？也请留言告诉我!
我们能够战胜腐败吗？
一场来势迅猛的“廉政风暴”，正席卷神州大地。
国人额手称庆，世界刮目相看。
“风暴”过后，效果如何？通过这场斗争，我们能否战胜腐败？
一种答案是：不能。因为腐败这东西，已经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仿佛丛生野草，风一吹来，匍匐在地，风刚刮过，马上直起腰来，照样滋生蔓延。
另一种答案是：能够。因为一，中央下了很大决心，年内定要抓出成效；二，各地迅速落实，纷纷采取措施；三，群众呼声很高，腐败不得人心。
两种答案，都有道理。不过，就我平时所接触的人看，谈及反腐败，持“未可乐观”态度，表示“信心不足”者居多；而持乐观态度，认为我们能够战胜腐败者，却比较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在于人们对我国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及泛滥程度，了解最深，感受最切，因而对战胜这一恶魔，难免心存疑虑，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解冻，亦非一日之功”也。但另一方面，还在于人们没有看到或者尚不了解世界各国反腐肃贪的成功先例。
倘若有例可援，便感心里踏实；如果无例可援，难免要犯嘀咕。
其实，反腐肃贪，不少国家都有成功先例。比较典型的，是新加坡。前不久，全国人大委员长访新时曾拜会黄金辉总统，对其民主法制建设深表赞赏，认为，新加坡的经验“有许多是值得中国很好研究与学习的”。
新加坡反腐肃贪，究竟有何高招？归纳起来，主要以下四条：
一是领导带头廉洁。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谈及领导带头时说：“肃清贪污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59年执政之初，便召集家庭会议，要求亲属不要靠他的权势发财。李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未谋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亦未沾其总理兄长什么光。因此，连反对派也找不到什么把柄。
二是建立健全法规。
新加坡政府先后制定了《防止贪污条例》和《没收非法条例》等法规。条例规定，凡公务员，必须每年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银行存款、股票、证券、贵重首饰等，如有增长，必须说明原因，否则视为贪污。还规定，官员不能向下属借款，向亲友借款不得超过本人三个月的工资；官员购买股票，必须经所在部门批准，凡与本单位有业务来往的公司，其股票一律不能购买；公务员不许接受宴请，不许进酒吧、舞厅、红灯区等。严密的法律法规，涉及公务员社会和家庭生活有可能滋生贪污的方方面面，既是引导各级官员廉洁自律的标准，也是监督部门执法惩处的依据，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
三是成立专门机构。
新加坡建立了一个直属总理办公室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官员不属公务员，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对被调查者查其银行帐户，开其保险柜，窃听其电话，直至搜查，逮捕。该局经常检查政府机关有关部门的办事程序，对容易发生贪污受贿行为的部门进行突击性检查，并每隔3至5年全面检查反腐肃贪措施的执行情况。贪污调查局信息灵通，效率极高，执法极严，对高官大员也毫不手软。在新加坡，一提起调查局，凡心存不轨之念者，莫不被吓出一身冷汗。
四是执法十分严格。
法规制定出来，倘若作为摆设，视为儿戏，则其后果比没有法规更为糟糕。新加坡反腐肃贪自国家领导人始，任何高官，均不能以种种借口而成为法外公民，逃脱法律约束。1986年，李光耀的密友、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郑章远被检举受贿百万元。李立即下令贪污调查局立案侦察，郑章远自知难逃法网，畏罪自杀。在反腐肃贪中，新加坡不少部长级人物受到法律惩处。
除以上四条外，新加坡还采取一些辅助措施，促使每个公民廉洁自守。譬如，政府规定，每个公务员必须把每月工资的18%，加上单位按公务员工资额另给的22%补助，一共40%作为公积金，积蓄起来。职位愈高，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许多人公积金已达六位数以上，足以成为公务员后半生幸福的保障。按规定，如有贪污行为，即予没收，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务员贪污腐败的代价和成本，阻止其心生妄念，陷入泥潭。
英学者保罗·哈里森在所著《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曾把贪污腐败喻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如果说我国也存在着贪污腐败现象，且像恶性肿瘤那样，不予根除就会危及共和国肌体乃至生命的话，当前的这一场反腐败斗争，正是为我们共和国的肌体健康而动的一次必要手术。
既然世界上有着一个又一个战胜腐败的成功先例，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战胜腐败心存疑虑呢？
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吗？
我们必将战胜腐败。
我们理当充满信心。
(原载《经济日报》1993年10月6日《詹国枢每月新闻分析》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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