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当家庭主妇（三）：儿子、夫人、客人
2018/9/24 11:10:14 码字工匠老詹
想念儿子
身在海外、魂系祖国，是我们驻外人员的共同特征。最起码在日本是这样，不管公派也好、自费也好，都以不同的心情思念祖国。而对我来说，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我那宝贝几子阿多。
姜波给儿子洗了三个月的尿布，在阿多刚能微笑的时候，便离家别子，远赴日本了。姜被的大姐夫、大嫂专程来北京，把我和儿子接到沈阳。在大姐家里我住了两个多月，给儿子断了奶后，我也“大江歌罢掉头东”了。
抵达日本时，正值圣诞、年末，置身于喜气洋洋的人海中，我仿佛一叶扁舟浪迹天涯一般，是那么的遥远和孤独。去日本朋友家作客，抱一下人家那未满周岁的男孩，我就眼泪直流。我为儿子牵肠挂肚、坐立不安。
按说，把孩子放在大姐家，是百分之百地放心。阿多长到3岁没生过病，就是最好的证明。姜波的妈妈10年前就去世了。大姐姜丽彬对弟、妹们就如同母亲一样亲切。阿多去了之后，她都顾不上自己的儿子了，张口闭口就“小儿”如何如何。姐夫李义在少年杂志社工作、吹拉弹唱，还有书法、绘画，样样都会，教育孩子十分耐心。他们的儿子石头对小弟弟也喜欢得不得了，还专门为阿多请了小保姆。同住沈阳的大嫂又是医生，去哪儿找这样的条件？但是，我还是朝思暮想，这大概就母亲的天性吧。
大姐在电视台工作，只要有空，就给阿多拍录像。有人到日本来，就请人家捎录像带。后来姐夫承担起这活，用他自已的话讲：“阿把我培养成了专业摄像师了。”我第一次看到记录着儿子生活实况的录像带时，边看边哭，哭了好久，恨不能马上飞回儿子身边。
几年来，我们就是靠着不断从国内传来的录像带，了解儿子的成长轨迹的。一收到录像带，我们就比过节还高兴。儿子能伊呀学语了，能站了，能走了，能胞了，能骂人了，能眼小哥哥抢东西了……儿子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喜说。
不能不相信血缘亲情：去年初我回国休假到大姐家时，已是凌晨四点，正在酣睡的小家伙竟一下子睁开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似乎知道是妈妈回来了，让我把他洒尿，再也不离开我的怀抱了。那两个多月，他把别人都抛在脑后，整天跟着我，跟我吃，跟我玩，跟我睡，见人就说：“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离别的时候，他哭着喊着要妈妈抱，不让我走。我硬是咬着牙，一路抽泣离开了沈阳。
在日本生活的日子里，如果说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能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如果说最大的内疚，就是把母亲应尽的责任，甩给了大姐。
记者团的夫人们
如果把《环球》、《了望》也单算的话，我国驻日机构有15家，男男女女有40多口，分成两拨儿。新华社约占一半，是第一记者团。他们有行政秘书、有专职司机、有厨师，跟国内的“单位”一样。其余12家“个体户”被称为第二记者团，除了个别记者单身赴任外，基本上都是“夫妻店”。因此，象我这样的公私不分，里外忙着的夫人有10人左右。
在这些夫人中，有大学老师、职业翻译、歌唱演员，还有医生。我们都是为了工作，为了丈夫而弃子舍业来到日本的。男人们要么采访，要么开会，要么看资料，要么写稿子，他们的工作量至少相当于在国内时的2倍，没有多少时间听我们瞎唠叨，于是，寂寞的夫人们走到了一起。
各记者站住得比较分散，除了人民日报和中国新闻社的房子是自己的财产外，其余各家报社都是租房子，选择离使馆不远的地方。虽说相距较近，但真正串门的时间没多少。最常用的联络手段就是打电话。拿起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没个完。有时，早晨还没起床，电话就来了：“王琨，快起来，我们这儿有鸡蛋!”“王琨，我们这儿的面粉今天便宜，而且不限点儿!”“王琨，明天一起去池袋买毛线，有时间吗？”交流购物信息，是我们最集中的话题。不仅事先通报，而且事后还要展示、评论、交流体会。
第二记者团的记者们每周一都要去使馆碰头。我虽不是记者，但是司机，要送姜波去开会。面对众多男性公民，品评一周来国内、国际时政，有时我旁听，多时我则躲在使馆图书室里，一呆就是一上午。每月一次的全体学习日，是我们大家相聚之时。记者们在前边讨论国内和日本的大事，我们夫人们则在后边议论家务琐事。谁买新衣服了，大家评头论足；谁家孩子照片来了，大家竞相传看；谁学会一道新菜了，大家认真请教……女人们的嗓门儿常常盖过男人们的声音。
刚到日本时，人生地不熟，真不知该怎样当主妇，先来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人民日报于青的夫人吕戴，性格直爽，为人热情，我没有被子，他们主动开车送来。吕戴还带我上街买东西，教我做菜，做点心。光明日报蒋鼎的夫人司万铃是位热心肠的老大组，总是风风火火地帮助别人解决图难，记者团里的单身汉经常到她家吃饭。她找熟人给我们开料理讲座，还给大家通知购物信息。文汇报林小利的夫人刘莉莉日语很好，电规、报纸、杂点看得多，告诉我们日本的风俗礼仪，鼓励我学好日语，多看多练。还有中国新闻社的陆翔，国际广播电台的叶慧娟……
有一段时间，第二记者团的夫人们有选择地跟“狗主人”(日语里对他人丈夫敬称为“御主人”，其发音接近于“狗主人”)参加一些正式活动，不知谁反映到使馆，说夫人们太显眼了，好象我们就为混顿饭似的。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一致行动，除非主办单位一再邀请，否则一律不去。夫人们相聚的机会少了，只要“狗主人”们去外地采访，我们就解放了，不必惦记着给他们作饭，不必忙着替他们抄稿子、发电传，也不必为来客而犯累。电话一串，我开车接送，夫人们的寂寞和劳累一时都忘却了。
招待客人
人是寻求感情交流的动物。时间长了，自然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子，来来往往，愈走愈近。加上工作时，采访中给于关照的人们，自然要回请，感谢一番。
听说近来在北京等大城市的普通人家，来了朋友客人，往饭店一领，既省事又潇洒，在日本则不同，且不说日本饭店餐馆价格太贵，而且，既使是山珍海味，在饭店设宴，只是礼节；哪怕是粗茶淡饭，在家中作东，则是情谊。
客人来了，拿什么招待呢？当然是中国菜，毕竟是一衣带水的近部，中国菜在日本很吃香，中国菜馆遍地都是。当年很多华侨漂流过海，背井离乡，靠一把菜刀闯天下，现在大都成了富翁，只不过这里的中国菜主要是面对日本人的，已经有些“变味”了。记得在一次闲聊中，一位曾在北京工作过三年的日本朋友问我，东京以及横滨，哪家中国菜馆最地道？我想了想告诉他：“最地道的大概是我们家吧。”
到旁边的副食店里买些肉、蛋、菜，加上在横滨中华街买的中国调料品及干货，我便忙活起来。普通的家常便饭，吃得日本朋友津津有味，常常大汗满头。比如麻辣葱拌豆腐丝，再平常不过了，可他们吃起来却是狼吞虎咽。因为日本不加工豆腐丝。再比如拔丝地瓜，作好后端上桌来，日本朋友往往不是先吃，而是先看，再问，怎么吃？待你示范说明之后，オ象孩子一样拉着长丝玩一阵子，再照相、鼓掌，兴奋一阵。很多人点名要吃饺子。因为，喝绍兴酒、吃中国水饺、饮乌龙茶，是很多日本人理想中的中国风味的最高享受。
日本有个习惯，客人临走时，主人应把客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装盒打包，作为“意思”，哪怕是吃剩的。有些比较直爽的朋友有时直言：要把饺子带回去点儿，给夫人吃。或把小点心带回家给孩子们吃。因此，我们每次都多包些饺子，或多做些小点心，装上两盒饺子或其他什么的，如再加上一瓶绍兴酒，日本朋友就高兴得不得了。花钱不多，大家高兴，只是我站厨房的时间多了。
有些朋友常来，我不能老做那几样菜呀，这就逼着我提高烹饪手艺。有时外出作客，见到好吃而易做的菜肴，我就暗暗记住，自己在家依葫芦画瓢，有时居然还成功了。另外，夫人们相互学习，提高手艺。我们还联合拜师，请一位国内来的特级厨师讲了几课。
刚到日本时，我语言不通，而到家里来作客的文化层次都比较高，遇到能讲几句中文的还好，否则，我就象聋子一样，只能在厨房里忙活。后来，我的日语长进了，再坚持经常看电视，对国内国际大事了解一二，我就能跟客人对话了。我讲我的儿子，讲中国普通人家的生活，讲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实惠，有时也向他们传授一点中国饭菜的做法等。日本朋友常对姜波说：体真幸福呀!他们都夸我是个好主妇。我心想：能合格就知足了。
(下期请看《我在日本当家庭主妇(四)：迎送娘家人，开车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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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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