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当家庭主妇(四):迎送“娘家人” 开车出事故
2018/9/25 10:16:53 码字工匠老詹

     (题图:姜波、王琨采访日本富山电视台会长内藤先生)

     迎送“娘家人”

    

     记者站是报社的“使馆”,除了采访、开会、写稿之外,订报、询间报价及广告价格,索要资料等杂事可多了。如果说姜波是“大使”的话,我完全是个“公使”或“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司机。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日本可能是首屈一指了。进入90年代后,每年访问日本的,光省、部以上的代表团就有上百个之多,更别说各种各样的参观团、考察团、研修团了。于是,我这个主妇又多了一项工作:迎送。

     我们来日本工作已经三年多了,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待国内来人,有时同时照应好几拨儿。报社编辑部来人自不必说了,这是份内的事儿,即使是以前的同学、同乡、同事、朋友,只要工作不是太紧,我们都尽可能地陪同,因为得到一次出国机会不容易,异地他乡,我们有责任关照,而且,也可多了解一些国内的信息,使我将来回国不至于成为来自日本国的“刘姥姥“。

     尽管东京遍地可遇到中国人,但是,每当报社有人访问日本,我们总是异常兴奋,象遇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不放过报社的每一个信息。我们总是先去他们下榻的饭店看望,然后,约好时间,请到家里来(也就是记者站)。报社来访最多的是1991年,前前后后共有六批。记得老罗访问抵达成田机场时,正遇上19号台风登陆,铁路中断,汽车误点。那时我还没学开车,幸亏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健帮忙,开车去机场,把老罗提早接了回来。

     由于我在化工部工作,对报社人员不是特别熟悉,报社访问过日本的人,从总编辑杨尚德、副总编辑罗开富、王昭栋到普通记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理解人、体贴人,使我一点儿生疏感也没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维,他是个“活宝”,噪门大,说话幽默,又透着一股豪气。最遗憾的是,李星来采访世乒赛时,远离东京,没能来家畅叙一番。

     除了报社来人之外,接待更多是朋友、熟人,新闻界、企业界、学术界都有,一般来说,我这个“购物指南”还是挺受欢迎的,有时在商店里,就听他们几个在用汉语大声喊叫,吸引着日本人齐目注視,我心里特别着急;不过,看到他们那急切的目光,憨厚的表情,又觉得朴实可爱。真没想到有些人是那么的有钱,十几万日元的摄像机,买起来毫不我豫。五、六万日元的一套西装、一两万日元一双的皮鞋,根本不在话下。而我们要买一套正式场合穿的西装,去三越“万元均一”大市,还得琢磨好久呢。

     不过,有时好心不得好报。一次,一位同事的孩子给朋友从国内带来东西,访日时间太紧,请我们代为转交。没有电活,地址写得又不请楚,我抱着先试试看的心理,按地址用中文写了张明信片,告诉了我们的住处及电话,请他与我们联系。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回音。我当然不能贸然把东西寄出。谁知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兄来电活了,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把东西给我?”你瞧,这忙帮的……

     开车出事故

    

     我开车历来规规矩矩,十分谨慎,可还是出了一次事故。

     那是199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八点多钟,我们从使馆办完事后回家。说来也巧,本来夜里路上车少人稀,平素可能会开得快些,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把车速压得很低,大概也就20~30迈吧。刚开离使馆四、五百米,突然从左侧冲过一辆摩托车来。我赶紧踩闸,我的车是停住了,可那摩托依着惯性,撞到我们车的正面,骑手从我车上滚出去三、四米,躺倒在地。

     姜波冲我喊了声:“快打尾灯,”是呵,夜里视线不好,如果那个冒失鬼开快车,可别再撞上。没等姜波走过去,那骑手已先坐了起来,原来是个“老外”,不到30岁的样子,只见他满脸冷汗,用生硬的日语一个动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等姜波扶他,自己挪坐在路旁。仔细一看,只是小腿搓破点儿皮,没有重伤。当时,我挺后怕的,如果车速达到40-50迈,这家伙肯定没命了。不过,摩托车是报废了。

     我们问他是否需要去医院?他说不用。我下车后,看了一下我们的车,问他是否要找警察?他说也不用。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幢房子,让人去找他的朋友。这时,路上过来了一辆车,在我们车后停住,两位日本姑娘看了现场后,问需不需要她们帮忙、做证?又来了几个过路人,问是不是要去医院,叫警察了没有?这些日本人还是挺热心的。不一会儿,从那幢房里走来几个老外,叽哇乱嚷,几乎同时,警察也赶到了。

     警察测量完现场后,令对方先去医院包扎并把我们带到警察署听取当时情况。当警察让我们出示身份证明时,我们却没有带护照。姜波拿出了外国记者证,一再申明是外务省签发的,但警察不认。要是平常,也许会大吵,但今天还是听警察的为好。于是回家取护照,再回到警署,写完证明材料,已是11点多了。

     等了一会儿,那人也从医院包扎回来,由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陪着来到警署。这两个日本人,尤其是那个女人,自恃会讲英语,整个一胡搅蛮缠,我们在外屋跟警察聊天,只听她在屋里大吵大闹,从里屋走出一警察气得够呛。那日本女人说是我们的过错:按中国交通规则右侧行驶而肇事。警察让她看现场勘测图,她才闭嘴。一会儿又说是我们高速行车造成,又被警察驳了回去。这个没有看过现场的女人,竟满嘴胡言。

     事情是明摆的,老外摩托越过中线,逆向行驶才招致这一切。但警察告诉我们,并不能说责任全是他的,你们也有责任,因为,行人、自行车、摩托车是道路上的弱者,是行驶中被撞,而不是静止中。我们平白无故被撞,竟还有责任?!第二天早晨,姜波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讲明情况,保险公司也说这是日本的法令,到车行去检车,车行的人也这么说,真没办法。

     不过,好在我们的车只是保险杠被搓掉了几块漆皮,内部完好无损。其他的,由保险公司处理吧。从人道出发,本来应去看望一下那个老外一一是个美国佬,但从那天晚上他们在警署的态度,算了吧。

     三个月后,我们从国内休假返回日本,在一大抱信件中夹有一封可笑的信,是那个美国人的律师找人用中文写的,说如再不跟他联系,要到入国管理局查找我们的行踪。

     起初,他们提出私了,我们不干,我们有保险公司。经过一番咨询了解后,我们同意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却又翻悔,如此反复,我们陪不起这时间,干脆交由保险公司处理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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