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留给我们的思考
2019/3/9 16:54:34艾丰 码字工匠老詹

    

     著名企业家、传奇式人物褚时健3月5日离开我们了。

     我和他有三次接触。1997年，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评出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红塔山名列榜首。在玉溪召开榜单发布会时，我见到了他。他沉稳平和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受到审查的时候，我通过报社内参替他说过情，但无济于事。犯事后，在保外就医期间，我到家中看过他两次。使我惊讶的是，他虽然消瘦许多，但仍然是那副沉稳平和的样子。以后再也没有接触，但他的生活轨迹我是一直关注的。

     对于褚时健的逝世，一些人写了不少悼念文章。我这里想说的是，他留给我们一个思考题：这个被判过无期徒刑的人，为什么人们没有把他列入“坏人”行列，反而称为“传奇人物”，并给予由衷尊敬呢？

     从微观上思考“褚时健现象”，这与他“做人”密切相关。

     第一条，他确确实实为国家、社会、群众做过突出的贡献。在他手中，红塔山每年向国家交税200亿，企业留利50亿，当地农民也因为他鼓励种良种烟措施而富起来。他的非法所得和所做贡献不成比例。这可能是人们原谅以至同情他的一个原因。

     另一条，虽经历灭顶之灾，但创业精神没有泯灭，75岁出来之后，又创造了“褚橙”的骄人案例。历经磨难，初心不改，这种精神，使他受到尊敬。

     从宏观上思考“褚时健现象”，是如何对待干事的人。这种思考，意义更加重大。

     组织、政府、社会对干事的人，要做的无非是做四件事：培养、使用、提拔、惩处。做好提拔，不容易，做好惩处，更不容易。该提拔的没有提拔，不该提拔的提拔了；该惩处的没有惩处，不该惩处的惩处了，或惩处不当，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种情况是体制不完善问题。在褚时健出事之后，我曾经说过，让一个人跳芭蕾舞，必须给他一个宽绰的舞台，如果只给他一个八仙桌，难免会摔下来。说他舞技不精湛，似乎有道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给他的舞台太小了。旧体制下，企业经营者的权责利是不统一的。当时的褚时健贡献那样大，而收入却很低，好人也不是完人，这就很容易刺激他做违反现行体制的事情，严重者构成犯罪。褚时健事发后，企业经营者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一个大进步，报酬合理了，也保护了许多人。

     一种情况是界限划得不清。做事的人难免犯错误，好人也难免犯错误。关键是把界限划清楚。犯错不等于违章，违章不等于违纪，违纪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从犯错到犯罪，中间隔着三道坎，这三道坎可以保护很多人，避免错误处置许多人。

     一种情况是无法可依，便以言代法。比如一些“非法集资”案引起的争论，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情况是，错误的观念往往导致对人的看法发生偏斜。传统文化中的恨能人、恨富人的“两恨文化”，左的路线风行时的“兴公灭私”、“斗私批修”等观念残余，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民营企业家遇到一些经济纠纷，常常作为违法行为加以对待。

     本文只是有感而发，不可能全面论述清楚，我只想说，“褚时健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深入思考。做伟大的事业，不仅要“目中有事”，更要“目中有人”。对人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创造良好环境。对犯错的人要区别对待，处置恰如其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有改进的余地。

    

     艾丰，1938年4月5日生，高级记者，教授。曾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中国名牌战略最早倡导者之一，是公认的名牌理论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财贸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教授。现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培训推进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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