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一个生动而有趣的回答！
2019/9/23 17:07:19金一南： 码字工匠老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
或许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也不止一个人曾经回答。
有没有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有的。
不过，见仁见智，很难找到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回答。
昨日上网，看到一个，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讲的。
讲得不错，很有意思，也很生动。
于是，推荐给大家。
有兴趣者，请往下读。
金一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文韬与武略
作者：金一南；来源：瞭望智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这个题目很大。今天不给大家讲理论，讲一些切身的感受。
首先从别人的质疑开始，因为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胜利。
1 沈大伟：美国“中国通”的所谓中国崩溃为何只坚持了三个月
首先是沈大伟。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在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是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一个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亲华派，但是一个著名的知华派，对中国很了解，中央党校请过他讲课，我访美两次与他会谈。
沈大伟，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但去年3月，《华尔街日报》发表沈大伟的长文，“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有五点理由：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第四，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第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完了，且很快就会完了。”
文章是3月6日发的，我大概是3月10日看到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哟，这沈大伟的脑子怎么突然“进水”了？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我们强力反腐，我们经济进入新一轮腾飞。你说我们完了？
该文发表不久，恰逢基辛格来华和我们会谈。中国国际战略协会副会长龚显福问基辛格，现在怎么回事，美国人又开始叫嚣中国崩溃论了？93岁的基辛格说不知道这个情况。
随后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学者，不要看美国的小报，小报为了登广告赚钱，上面的消息都是不实的。得知消息来自华尔街日报，也算大人物的沈大伟后，基辛格一愣，但他不愧是一个资深政治家，稍过片刻就说了一句让我们恍然大悟的话“他想当副国务卿。”
基辛格一点拨，我们顿悟，原来沈大伟不是在处理学术问题，它成了政治问题。2016美国大选在即，2017谁将入主白宫，美国学界都在纷纷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后来我一想，这个问题看来是世界性的通病。美国有“旋转门”之说，当年基辛格就是从大学教授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沈大伟也想“旋转”一把，弄个副国务卿干干。
基辛格接着又讲，“他当不成副国务卿，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今年底以前他会知道的。所以你们不要太在意，因为今年底以前，他的观点会转过来的。”去年6月份我们访美，7月3日离开美国，7月1日《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沈大伟的另一篇长文，《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一篇回归学术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就如同当年埃德加·斯诺从上海出发，来到延安，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样，中国使多少人获得了荣誉，使多少人丢掉了名誉。我觉得如果再朝深处看，沈大伟、基辛格其实是一样的。今天研究中国，说中国崛起，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说中国崩溃，文章有人看，书也有人买。
2 基辛格为43年前107辆车的车队造成的迟到向我鞠躬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美国名列的嘉宾中第一位就是基辛格，因为中国人认他。93岁的高龄，一年2-4次往来中国，13小时飞过来，倒12小时的时差，落地以后上午会谈、下午会谈、晚上宴席，节奏安排得非常紧。去年3月20日和我们会谈时，秘书让我们提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致推举我。
我正好想到一件事情，就问，“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当时车队有多少辆车？”基辛格一听就愣了，多少辆车？30辆？40辆？50辆？我说不对，基辛格先生，是107辆。
基辛格先生一下子就来精神了，眼睛一亮，你怎么知道107辆？
我说，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2年2月21日，当时我是北京一个街道小厂的学徒工，当时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结果22路公交车在去西单的路上被堵住了。长安街戒严，让美国总统车队通过，我站在22路公交车比较高的地方，车头能够越过行人和自行车看到路口看到尼克松总统的车队。整个公共汽车上的人大家一起在数，1,2,3,4……107。基辛格先生，不是我数的107，是全车人在那吼，107!所以这个数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基辛格大吃一惊，有那么多辆车吗？!
后来我说，我在工厂一直是优秀徒工。虽然离家最远，但我一次都没有迟到过，只有那天我迟到了，西单路口堵了50多分钟，疏散了20多分钟，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上班第一次迟到。全场大笑起来。紧接着茶歇，茶歇结束后下半场会谈开始。全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想到，基辛格做了一个动作。他把椅子转了过来，面朝了我，站起来鞠了个躬，“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在这里向你正式道歉”。我大吃一惊，因为万万没有想到。
当时全场都鼓起掌来。我说，三天前，习主席和您会谈时，您说，“真不敢想象，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一天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和进步”，借鉴这句话，我想说，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在路口的一个小学徒工，今天能和您坐在一起进行会谈，并接受您的正式道歉，真不敢想象!
我当时非常感慨。基辛格为什么会向我鞠躬？因为我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是一个衰败的中国，那我今天也就只是一个街道小厂的退休老员工。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个人命运的变化，映射了中国的崛起和高速发展。
3 西方军官：来上海看一大会址，因为那段历史里有他们的影子
我们防务学院办“国际军事交流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来参加。2001年之后，美英法德意日，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全部都来了。
结束后，把大家带到山东去参观。参观完了泰山、曲阜、青岛之后，前往上海。发达国家军官就提出质疑，澳大利亚空军上校多尔就代表美澳军官提问：在山东所看都由我们安排，到了上海之后能不能让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听安排。我们车上当即商议，决定到了上海之后，国际军事交流班的第一天活动全部取消，各国军官自由活动。
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我带了德国军官汉斯和法国军官路易。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到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军官第一次肯定会去看外滩、浦东、陆家嘴，哪儿繁华看哪儿。汉斯却说，我想看看孙中山故居。
吓我一跳，我问汉斯，你从来没来过中国，从没到过上海，你怎么会知道这儿有孙中山故居呢？汉斯回答，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最早引进了德国顾问，德国人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这帮家伙!真的是极富历史感，他们挖老根来了。
之后我问路易，你建议看什么？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多么政治化，他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们法租界上召开的。
我那时第一次知道，一大会址当年属于法租界。路易和我说，你们共产党当时很危险，到处被抓。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今天搞那么大的局面，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的贡献啊。
我当时脑筋一转，说，好。路易你到时候好好看看，你等会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中国一大开到后期，一个陌生人敲门进来，到处扫了一眼，不好意思走错了。我们当时立即转移。
十几分钟后法国巡警进来抓人，我们人去楼空。新生共产党差点被一网打尽。路易听了之后说，哎呀，没想到还有这个事情，真是狼狈啊!
两位西方军官选择这些地方，无非就是说，我当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可是注资了，而你现在是一个绩优股，不要忘记我。
4 台北市长柯文哲：访井冈山延安西北坡，寻找“思想武器”
柯文哲，台北市市长，去年访问上海。他参观了一大会址，并且发表感言，“在这一刻着历史痕迹的伟大建筑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柯文哲说，他18次到大陆，除新疆、东北外，其他省他几乎都去过。他来到中国，不是看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他的足迹遍布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遵义，高度政治化。
他说，去延安是因为这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根本上学习共产党的经验。柯文哲在战胜了连战的儿子连振伟当选台北市市长的当天晚上，召集起了自己的政府班子讲话。
讲什么话？讲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讲两个务必，是中共要进城了要执政，柯文哲讲两个务必，是他们也要掌握台北市执政权了。他看完中共一大会址后，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写的八个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虽然柯文哲是一个台独分子，但是他却在借用共产党的思想武器。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思想武器了，武器都在西方，得到西方去。但是柯文哲却一遍遍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韧劲。
5 刘仁静：19岁少年成一大代表，永远写进历史光荣册
共产党的韧性是从哪里来的？
建党之初，在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谁看好这个党了？1921年建党，当时中国社会200多个政治党派，中共成立了，其中一个。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就连我们当时的中共发起人，当时也并不怎么看好当时自己亲手发起成立的这个党。
建党的两个中坚人物，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叫什么名称，都是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书信往来一来二去决定的，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两人都没有与会。
陈独秀当时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因为当时有笔款子需要盯着；李大钊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金，成立了联合索薪委员会，李大钊作为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整天开会没有时间去上海。
当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伟大的历史人物却错过了伟大的事件。这就是当局者迷的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共一大会议是有重大的历史象征意义的。
我认为，这些所有的意义都是来源于，它今天成功了。当年谁能想到，28年以后，共产党能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共一大与会人员全是知识分子，按照那句话，别说三年，三十年、三百年都不成。可是它却在28年之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共一降生，就长得又白又壮让别人一看就说，这小孩前途不可限量？没有的。中共的降生更像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这孩子能长多大谁都没把握。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最年轻的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只有19岁，也就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岁数，现在这个岁数还要家长陪着参加高考，刘仁静已经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了。1983年，我们国防大学一位党史学教授采访刘仁静。他已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在世的，80多岁了。
我们学校教授问刘仁静参加一大的感受，刘仁静就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去参加一个会嘛，谁能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就空出了一个名额。
问资深同志们，首先问邓中夏，邓中夏说不去，他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协会的会议；再问罗兆荣，罗兆荣要召开工人座谈会议，也没有时间去上海。
你看当年，大家都很忙。陈独秀要盯住贷款，李大钊要盯住工资，邓中夏要参加少年协会的会议，罗兆荣要组织工人座谈会。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他们谁都不去我去了。”
刘仁静虽然之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但是中共一大的标准头像图里，刘仁静是居中的，他就这样不经意间流芳百世了。而随着历史推演，邓中夏、罗兆荣这些名字却逐渐被淡忘了。
参与中共一大的13人，其中第一排左起第四位为刘仁静
6 没有红色霞光从南湖射出，一大13人命运中看出凄风苦雨
中共是个“好运团体”吗？当年有谁在意它？我们今天拍宣传片，中共一大在法租界被发现，最后转移到了嘉兴南湖。一团红色霞光从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射出。
我觉得这些艺术想象是可以的，但是当年的实际哪有一团红色霞光啊？中国共产党是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当年与会的13个人，中共共产党的发起者，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年有谁在意了？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走的走散的散，有更好的去处。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代表，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7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这7个人，我在《苦难辉煌》中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他们会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之事？就像打牌一样，你知道所有的底牌之后，你还会这样出牌吗？当然历史不可知，但如果可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你们亲手发起的政党，28年之后夺取全国政权，用得着当汉奸吗？用得着当军统特务吗？有谁知道这个党今后会有这么一番作为？没人知道。就这样走了。
我有个很俗气的比喻，就像买彩票，你其实中了大彩了，可你不知道，以为是张废纸一钱不值，就把它撕了。等到兑奖那天，发现自己中奖了，再到废纸篓去找，可是撕得太碎了，兑奖号都对不齐了。当然他们的选择也可能是因为畏惧牺牲。这13个人中，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13个代表，除去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当特务的，当汉奸的，牺牲的之后，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有这两人，最终走向了天安门。
中共的艰难，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形容词、副词或者什么添油加醋，中共的艰难仅从中共一大13个代表的各自走向就可以看出来。它之前有好运吗？有红地毯吗？欢呼夹道？你从延安、井冈山、天安门，胜利都是你的？没有的事情。无尽的流血牺牲和万水千山的阻隔。
我们今天大学讲党史，网络上微信上讲党史，有人讲中共的胜利是投机取巧阴谋诡计，你弄个阴谋诡计给我看看，你能胜利？这个党没有任何的好运，没有任何的资源，当年建党，200多个政治团体，共产党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靠的是她的韧性，靠的是有历史自觉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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