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栏：无路可逃的“先富”
2021/8/17 12:11:43 凭栏欲言
文：凭栏欲言
27年之前，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举世震惊，这一年，卢旺达胡图族(多数民族)对图西族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造成约百万人口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5000，在现代和平环境中史无前例。
几个月间，卢旺达人口死亡比例就超过了中国八年抗日战争。
01
另一种确定性
自1980年至今，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的确定性，就是放水。
放水带来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过度资本化。一方面，资本品迅速升值，谁持有资本品，谁就可以不劳而获；另一方面，资本品的价格大涨，远超将其用作生产所能产生的回报(熟悉的形容词就是，价格背离基本面)。
譬如，过度资本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房地产的价格，超过了其参与社会生产所能产生的回报。
这导致工商业机构租购土地进行生产经营时，高额的用地成本迫使这些机构竭尽所能的压榨一切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口资源。
过度资本化将迫使社会只注重短期的目标，因此就会作出对长期不利的事情，最终，长期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对短期也不再有利。只关注短期目标，最终会对长期和短期都不利。
过度资本化模式下，财富积累是以自然欠债、社会欠债和人口欠债为代价的，就像漂亮的银行帐面下隐瞒了不为人知的债务。
自然污染、社会压力、人口躺平，成了放水(过度资本化)的另一种确定性。
02
社会矛盾
过度资本化模式下，一方面，土地(资产)升值导致分配扭曲，大量富人不劳而获；一方面，大量穷人饱受压榨，越干越穷。夹在中间的阶层要么搭上土地(资产)升值的便车越来越富，要么(不持有资产)越干越穷，社会分化愈发明显。
而资产遗传具有稳定性，这会加深阶层固化。
社会对立加剧，社会矛盾深化。
03
大屠杀的背后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通常被形容为自私的政客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煽动民族仇恨(民粹)，然而，民粹的发生并非如此简单。
“想要打动一个群体，你所选择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形象，并且有其突出的部分。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而要为这样的东西营造一种神秘感。” 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是事件的围观者，他们渴望做出判断、渴望表达观点，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详情，因而又迫切需要别人给他们提供思考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关心的并不是事实，而是怎么去判断。他们在内心中其实已经做了预判，然后再根据这个预判去寻找形象，因此，如果你能够创立出一个清晰的形象，用来引导他们的判断，那么你就掌握了他们的心理。——《乌合之众》为什么群体需要领袖。
民粹的发生一般需要有两个条件：
1) 社会矛盾积累严重，需要一个宣泄口。
2) 领袖提供了一个(或非事实)的恶人形象。
卢旺达大屠杀的深层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严重积累。
04
卢旺达的问题
1988年左右，世界性饥荒问题再次出现，卢旺达曾经被经济增长(持续繁荣15年)掩盖的问题开始暴露：
1) 环境破坏严重，叠加旱灾，卢旺达自身粮食生产能力下降。
2) 世界银行采取紧缩措施，影响卢旺达经济停滞。
3) 卢旺达两大出口产品，咖啡和茶价格大幅下跌，一方面行业重创导致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外汇短缺粮食进口受到影响。
穷人为了生活下去只能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富人则更容易通过(土地或粮食买卖等)获得非农收入，非农收入迅速向富人阶层集中。1988-1993年，卢旺达卡拉马地区非常大农场(大于2.5英亩)的比重从5%上升到8%，非常小农场(小于0.6英亩)的比重从36%上升到45%，富人和穷人差距越拉越大，处于中间的群体却越来越少。
阶层固化现象随之严重， 50-59岁年龄层的人拥有的土地数量是20-29岁年龄层的5.5倍，年轻人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性大为下降。
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是大屠杀的背景。
而以解决胡图族与图西族宿怨为口号的屠杀一经开始就失去了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地主和通过大量非农收入暴富的年轻人，胡图族不止针对图西族，还发生了针对本族富人的残杀，最后连发动屠杀的胡图族总统哈比阿日马纳也被杀了。
大屠杀已经演变为财富地位重新分配的机会。
05
先富先跑路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背景就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观察家普吕尼耶说：“所有这些将要被杀死的人都拥有牛和地，而这些人死后，总会有人得到牛和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无损一个事实，贫富分化越厉害，阶层固化越厉害，社会针对富人的恶意越强。
如果不能成功的解决(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这些问题，那么或早或晚，这些问题会自行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1930年大萧条之后，世界各国社会矛盾严重恶化，均贫富思想在全球大为流行，演变出各种各样的或温和或铁血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虽然没有卢旺达这么极端，但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打土豪分田地的意味。
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财富转移(财富不再以土地财富为主，更易于隐匿和转移)和肉身移民都极为简单，先富不再是无路可退。
先富可以先跑路。
06
富国之路
全球化模式下，富国的通胀风险、社会风险、污染风险、金融风险等大部分(不可能全部)都可以伴随着低端产业转移通过全球化转嫁穷国，将污染问题、金融风险、社会问题等留给发展中国家，代价无非就是一点纸币。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富国却安享低廉物价、优渥环境和稳定社会，成为“先富”们信赖的安全港。
富国较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又吸引发展中国家资本家 “先富先跑路”。而有路可跑，又会加大刺激发展中国家资本家无视本国长期利益，竭泽而渔，先富通过压榨后富实现更富。
输出问题，输入“先富”——富国之路
07
有限地球时代
整个农业时代，人类都以为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但一旦迈入工业化时代，蓦然发现，地球资源原来是有限的。
曾几何时，似乎富国问题转嫁能力也是无限的，然而问题转嫁也悄悄来到了有限地球时代。
这一刻的地球上，还有那个国家有足够的廉价人口与资源环境、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性(社会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和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社会稳定性的协调。社会稳定性越强，越能承接更高强度的富国问题转嫁，但承接问题必然会施压社会稳定性，问题的持续积累终将影响到社会稳定性下降，社会稳定性也是一个有限资源)，可以承接富国的污染压力转嫁？通胀压力转嫁？金融风险转嫁？社会压力转嫁？资源压力转嫁？
常态在悄悄变化，社会压力、环境压力变化非常缓慢，很难察觉出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常态的标准也在不知不觉的有所变化，不知不觉间就会以为糟糕的情况才是常态。几十年后，暮然回首，人们才会意识今非昔比，常态已经不同。
新常态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与社会压力已经不堪重负，已经缺乏能力继续吸收富国问题转嫁，富国的问题转嫁之路终有尽头。
一旦发展中国家停止(或减少)承接富国问题转嫁，富国社会矛盾就会迅速恶化，穷人与富人的对抗就会加剧，比如2011年欧债危机时富国社会矛盾恶化，发生过占领华尔街运动。
1%的富人的安全，源于99%的穷人的认命。如果穷人不再认命，富人就不再安全。
一些美国富豪为何热衷于慈善？巴菲特和索罗斯公开承认，美国是富人最后的安全港。美国的“先富”们再无他处可逃，所以减轻社会矛盾，改善富人形象，减少社会对资本的恶感，维护安全港的安全，是富人唯一的安全之路。
一个问题是，“安全港”相当程度上通过输出问题实现的，但问题转嫁之路终有尽头，如果再无人承接富国问题转嫁，富国还会是安全港吗？还能是安全港吗？地球上还存在安全港吗？
有限地球年代，“先富”们已经无路可逃。
小结：
善泳者溺于水，善战者死于战。
善于割韭菜的，也将亡于韭菜。
减少制造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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