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生活 & 享受生命
2016/5/27 陈安看世界
〇、关于题目的解释
Enjoy Life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它最恰当的翻译应该是“享受生活”吧，也许是“享受生命”？我觉得这可能反应了澳大利亚人基本的生活态度。
一、新疆妹妹
新疆妹妹不是真的妹妹，她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了澳大利亚，从哪里说都算是我的前辈了，读完了博士之后从大学的讲师做起，一直到现在的副教授，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这是个很高的职位了，因为这里的教师的级别是从副讲师到讲师，再到高级讲师，然后才是副教授和教授，后两者的数目是极其少的，一个系里教授1名，大规模的系才会有2名，而副教授则也是2名左右，真正的金字塔结构，和我国大学里一个系的教授动则十几个，而助教只有1-2个的倒金字塔结构大相径庭。
我注意新疆妹妹是因为她的姓，办公室门上的名牌上是Chang，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姓啊，但是前面的纯粹的英文名伊丽莎白却是非常让我迟疑，就猜她也许是香港来的，因为在香港见过很多这样的名字，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地问她了，“Are youfrom HongKong?(来自香港？)” ，也许她也拿不准我是哪里来的亚洲面孔的家伙，回答到：”I am from Xinjiang，Originally(我来自新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新疆妹妹，一切疑团烟消云散，难怪长的一副西方人的面孔，但是总让我觉得不那么地道。
新疆妹妹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有多次，很晚了，我从会议室里取水出来经过她的办公室时，看来里面亮着灯。有一次我骤然从黑影里出来，还把她吓了一跳。
我跟着她看过一次电影，那是一个国际会议的招待电影，Enigma，她手里拿了很多票，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去，开着她的红色现代跑车，当然，还有她的印度学生及其妻子。电影开演前还吃了她买的玉米花和可乐，颇觉不好意思。
没事时也就访问了她的主页，知道她的论文也是非常多的(现在已经300多篇了)，很多发表在顶级的杂志上，而她本身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主持了一些项目，其中一个是和工业界合作的国家基金项目，有上百万的规模。的确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妹妹啊。
然后，有很长时间看不到她的影子，照她的以往的勤奋来说，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从她新招的一个博士生那里知道，原来她在珀斯(Perth)的一个大学谋到了一个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直译应该是椅子教授，一般一个系只有一把这样的椅子，所以坐上去的人一般都是不得了的人)的职位，且负责系里的全部工作，那是领导的架势了，这样，她就可以不再教书，而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了，就愈发地佩服她起来，从她学生羡慕的口气中，知道从此她可以“Enjoy 她的life” 了，因为这是一个终身职位，自己不辞职学校是不能够解聘的，且工资很高，年薪14万澳元，相当于人民币70万左右了，而一个大学讲师的工资则只有年薪4-5万。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Enjoy Life资格的例子吧。
二、听来的故事
我非常不愿意把听来的故事作为我文章的主角，谁都知道在传话过程走样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就象一个广泛传播的笑话说的那件美军 1910 年的一次部队命令一样，变形的结果让人莞尔。
营长对值班军官: 明晚大约 8点钟左右，哈雷彗星将可能在这个地区看到，这种彗星每隔76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着野战服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的话，就在礼堂集合，我为他们放一部有关彗星的影片。
经过值班军官对连长，连长对排长，排长对班长的传递之后，班长向士兵们是这样传达的:“在明晚8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 76 岁哈雷将军将在营长的陪同下身着野战服，开着他那‘彗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往礼堂。”
但是，按照物质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亲自看到的就不能相信，就象物理上的场一样，可以证明存在这么一个场，那就是真的，不过，前段时间中国有一个叫什么“轮子功”的邪教组织也用类似的方法试图证明他们的“轮场”是存在的就比较可笑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练功人的肚子里，那个飞去来器一般的东西始终在转，转出去不好的特质，转进来优质的东西。
虽然有时候自己看到的东西也不太能让人相信，不过感觉还是比其他途径来的东西更让自己心里塌实，我却是按照了物质的存在不以我的感知为主要的伟大唯物主义依据，直接采取了老郑的描述，把这个作为对Enjoy Life的诠释，因为老郑说话从来都是比较实在的，所以直接采信。
这是老郑的一个澳大利亚朋友，在一家医学院做教授，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继承了自己的衣钵，在另外一家医学院做老师，二儿子一直喜欢鼓捣音乐，主要以在各个城市的街头弹唱为主要生活模式，女儿则是正在上大学的阶段。
老郑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角度出发去赞扬过老先生的大儿子，说真有出息等等，如果他的孩子都能象这个儿子似的，那当爸爸的该更有成就感，云云。
然后，老郑转折到，那位教授爸爸却对他的二儿子情有独钟，让老郑的赞扬颇有尴尬之意。不过听他解释之后，老郑也就跟着理解了一下子，我们对于个人生活模式的选择和澳大利亚人还是有区别的。
当爸爸的觉得，人应该首先让自己满足，完全按照自己兴趣生活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兴趣之下选择的生活自己才会去Enjoy，为生活所迫而选择勤奋，选择超人的努力和钻营，最后即使有一个雄厚资金下的优渥生活，也不见得真的会Enjoy，因为奋力追求后而获得的感觉多数情况下自我实现的快感，而享受则是自身最直接最简单地快乐感知过程。
就想起悉尼火车站前的地道中卖艺的长发小伙子们了。地下道中的过路人行色匆匆并没有影响演奏的认真和投入，我总想，对于他们，弹奏的过程总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吧，就象我在去购物的路上路过无人的桥洞时总愿意聆听自己歌唱的声音一样，因为它悠扬的回音而兴奋着。
我却不能和他们一样快乐，因为他们是每天都可以收拾行装，去这个地方，而我的生活常态则是在论文里，仔细看别人的论文筹划写自己的论文，却仅仅是因为我必须看必须完成。
老郑故事中的教授先生对二儿子的回家都有节日般的感受，而和大儿子则有些相对无语了，因为大儿子的生活对于教授自己来说已经过了很多年，未来还是要继续过类似的很多年，而自己的足迹则必然地要被儿子重复，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
也许，教授自己的青春时代也是有遗憾的，快乐的心被社会压力和做个好孩子的家庭压力所困扰着，Enjoy life成为自己的梦想，而越接近后来的成功，这个梦想就越远，二儿子则代替他实现了这个对于他只能是遥远的不可及的梦，而大儿子对他的简单的复制只能让他担心。其实，我想，他也完全可以去“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毕竟这个社会本身是个宽容的社会。
三、为什么能Enjoy Life
我讲的两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就象那个在海边沙滩上向着晒太阳的渔夫建议去完成“积极打渔?挣钱?投资?盖别墅?晒太阳”过程的度假富翁一样，他可以有自己如何“享受生活”的想法，而同样地，渔夫的反诘“我现在不正在晒太阳吗？”也正反应了别人“享受生活”的不同模式，这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不过，即使渔夫也能做到“享受生活”这后面的内容还是很大的，追根问底，为什么澳大利亚人能够把Enjoy Life作为常用词不断在嘴边出现，这才是个核心问题。
文化的差异一直是很多人考虑的问题，中外如此的不同，我们的文化总是充满中庸，充满妥协：家庭向社会妥协，孩子向家庭妥协。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调和的结果，明显的错误轻易地被忽略或者掩饰，而兴趣之下的行为却那么难以实现，只看那些小小孩童，就能知道大人们的生活艰辛，他们有的写了大部头的书，而作家王蒙痛感于此，却还是无奈地说“我的孙子绝对不让他去写书”，有的除了正常的课程学习，还要同时要学绘画，学音乐，学书法，练体育。
其实，不只是文化的不同，还有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了这样的中外迥异的场景。我自己在书斋里想来想去，觉得最后的核心还是对于未来生活无着的恐惧才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Enjoy Life的原因。
于是，学习技能的目的是在社会立足，找到一份好工作以养家糊口；是让自己高雅一些，找到优秀的人做爱人；是让自己总是可以获得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不是让别人看不起。
福利国家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收税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保障一些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很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了，在有了这基本保障之后，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我的几个澳大利亚朋友都告诉我说，在这个国家最苦的人其实是那些可以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做的普通人，因为他们工资不高，还要去支付很高的税和房子的按揭等等，而最舒服的人则是领救济的人和国家的一些富翁们，前者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干，自有国家纳税人的钱养活着，而且整体这样算起来，那些领救济的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比拥有一份一般工作的人少一点，少不太多；后者呢，有各种避税的手段，一位几乎是全澳大利亚最富的人在2001年度才向国家交了几分钱的税，还一度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大讨论。
但是，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尤其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现至少从现在看起来还遥遥无期。
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的人能够Enjoy Life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这里的人不在乎工作性质和工作种类，这和我们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人宁肯不工作也不去做认为不符合自己身份的工作的，但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遇见过一个银行经理，在失去经理的工作后找到一份种菜的工作，他的老板恰好是个中国人，买了上千亩地专门种菜，而这个中国人还向我感慨过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从来就不是农民，而且绝对不会去当农民，但是没想到跑到澳大利亚反而当了农民，不过在我想来，他的感慨里是自豪的成分倒是多些。
其实，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曾经是银行经理的打工仔，都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不自在，这样的感觉真好。我的房东就不敢把自己在澳大利亚一度做清洁工的事情告诉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在中国虽然算不上大干部，但是无论如何也还算是个中干部，如果儿子到了海外居然做了这种工作，那太“跌份“了。
最初对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的认识还是来源报纸记者的介绍，或者是那些口口相传的一些事情，那时候的自己对这些以事例为主的描述总是充满羡慕的，比如国家给孩子的所谓“奶粉”钱，失业后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大家都可以根据兴趣去选择学习的专业乃至选择工作，觉得那就是天堂的感觉了，每每让我设想自己在那种生活制度下的快乐生活，甚至还担心地想到如果全国人民都因此而懒下来可怎么办啊，很为资本主义国家们操心了一把。
好在，现在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民生，政府也把人的生命作为非常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以后每个人也许都可以获得基本同等的对待了，没有人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这样，在最终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后，我们就真的可以享受生活了。
那时候，我一定要去北京的地铁唱我写的歌Enjoy My Life，流转的眼波之间是匆匆而过的人群和偶尔好奇的眼光，我知道，我来过，我唱过了，生活总是那么美好。
那么，经过这个沙哑歌者的时候，你会驻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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