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遇到的大师
2017/2/15 陈安看世界

     今天,看到一篇当年非常有名气的方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楼烧砖的情形,里面提到了和他一起烧砖的十二个人,其中两个来自数学系的讲师居然就是我认识的,当时不觉得他们多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啊,或者有的就是大师级的人物。

     以下是方先生文章里的内容:

     “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包括方)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值得把每个人的经历都简单介绍一下。在下列介绍中,姓名之后的职务是当时的。

     1,陈希孺,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1957年因“不当”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后为中国最好的几位统计、概率论学者之一。九十年代,成为院士。

    

     2,钱大同,数学系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为科大教授。”

     后面的几位都是其他系的,我不认识,但是前面这两个数学系的教授我是认识的,其中钱先生还是教我半年概率论的老师。

     而陈希孺则是中国统计学的大师级人物,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见过他,因为当年我到了大学三年级后选择的就是概率统计专业,而陈先生则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做统计学教授,系里不断地请他回去做学术报告,所以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能够得以瞻其容颜,但是,他回合肥的两次学术报告,我支了两只招风耳使劲听,却只能集中几次精力,很快就又溜号了,分析之下,原来是陈先生的口音实在太重了,他的家乡味太浓的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大师的报告我就只能听个囫囵。

    

     之后,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中国科技大学的老校长严济慈(他的儿子严陆光后来也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一次校庆的时候讲了一次话,我也是只能听明白几段。回到宿舍后悔的时候同宿舍的阿黄说,他觉得严讲的很清楚啊,我一惊,他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是他们都是浙江人的缘故,严济慈先生讲的就是离普通话太远的浙江普通话,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我非常后悔自己成为山东人而不是浙江人。好象当时科技大学的校长谷超豪也是浙江人。当然,谷超豪也是非常传奇般的人物,据说在苏联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不是副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到今天共三个,谷是第一个,现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周向宇是第三个,第二个则在古怪的徐州师范大学,想来大学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这个宝贝放走的。谷在苏联做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书记的时候就领导着后来在中国一度当家的李鹏同志。应该说,最初在学术上太好的人大多没有当什么太大的官,所以,有时候在学习这样的事情上做得太好了也不一定对人的一生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从谷的事情看,他其实失去了对于大多数中国认为更好一些的当大官的机会。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关于陈希孺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这样的,当1980年选过一次院士的中国科学院1991年准备重新开始选院士的时候,陈希孺先生很可惜得票数排在第十三名,刚好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12名新院士名单之外。我们所以觉得可惜是因为当时陈先生虽然人在北京,也还算是科技大学的人,而那一年中国科技大学就没有一个人当选院士,而他是离院士最近的一个,让我们这些学统计的感到更加可惜。后来回想原因,也许有他是统计学泰斗的缘故,很多数学家并不认为统计应该归为正统的数学范畴内,而中国一度最牛的统计学大师(比陈先生还厉害),北京大学教授许宝逯院士已经去世了,院士里并无统计学的人,所以也就少有人知道陈先生工作的价值。好在过了几年,还是评上了。

     在北京的时候还见过几回陈希孺先生,也是在几次学术报告会或者会议上,他的口音依然让我竖起耳朵来听才能听清楚,而他的眼神却是那么真诚纯净,应该说,那是远离尘俗喧嚣的眼神,尽管不一定就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徜徉,总是不会在做官赚钱这样的世界里徘徊不去,因为这样的学者今天越来越少,学者们越来越俗,越来越象生意人,所以陈先生的眼神和行为也就越来越可贵。

     需要另外说出来的是,中国恢复招考博士以来,第一批18个博士里有四个半是陈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直接指导的,那第一届全部18个博士毕业生在人民大会堂里颁发的博士学位,很是隆重。这四个半人里有三个曾经直接做过我的老师。

     我后来到山东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听到过这样的一件山大数学系里常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时的校长潘承洞院士曾经指导的一个学生于秀源是中国文革后的首批18个博士之一。我知道了之后,好象就在同学里炫耀过陈希孺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那四个半学生的事,有个硕士同学还感叹了一下,说中国科技大学真厉害!还有另外的山大同学因此不太服气过。

    

     顺便再扯远一点,现在不少单位或者大学开始注重起学生的第一学历来,这一点我开始还有点反感,觉得应该按照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来选择人才,管他草莽还是科班呢,只要现在厉害不就完了,一个例子就是华罗庚先生,他还一直是个初中毕业生呢。后来又想了想,觉得注重第一学历其实也有道理,毕竟,华罗庚这样的孤例太少了,大家都是一般人,那么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考核也就没有什么不对的。

     很让人沮丧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如果出身于很破的大学,请不要蔑视注重第一学历的单位,除非您自己确实是华罗庚这样层次的人,如果需要人去蔑视这样的制度,那么还是让本来就出身于名牌大学的人去蔑视这样的制度吧,最好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蔑视中国某地级城市XX师专毕业的人这样来招聘前者的情形吧。我前段时间说过的不要去轻易去否定考试,除非你自己考得特别漂亮,如果自己考得太差,是没有资格否定考试制度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还可以说句关于博士的事情,有本科生不断地质疑博士的水平,象这样的质疑可以说是毫无力量可言,除非你轻松地读个博士学位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在任何场合蔑视博士了。

     钱大同先生则亲自执教过我们的概率论的课,应该说,他的课讲的风采一般,但是很清楚,他也是看上去与世无争的学者,因为他的口才一般我还以为他水平也很一般呢,后来在研究道路上走了很久之后才发现他当年的成就也很高了,但是为人一直低调,好象就是个一般教授,其实不然,当年的教授毕竟难获得,哪里会象今天,很多教授水平真的还不如副教授甚至讲师呢,我这个副教授(副研究员)都可以说比一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或大学里的教授在学术上要强得多。

     这次看到方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到我认识的两位老师,就多了一些感慨,写了这些和他们相关的文字,思绪并不整齐,写出来也就显得乱了,请读者原谅吧。

     大学时代身边有很多胸中自有锦绣的老师,如果有时间,我以后会一一写文章回忆他们当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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