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规曹随」，汉初军功集团内部的一次利益分配和危机抱团
2021/11/10 17:00:00 碎历史
来源：头条号废兴千古事
1、关于“萧规曹随”的五个场景场景一：汉十二年四月，西安长乐宫。刘邦躺在病榻上，吕后问道：萧相国之后，谁能接班？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问再后呢，刘邦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迂直，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脑子好使，却很难独当一面。周勃稳重敦厚没有文化，不过，能帮刘氏安定天下的只有他。吕后又问其次，刘邦叹息道，这就没法说了。刘邦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场景二：孝惠帝二年，萧何病重，刘盈亲临相国府探视。寒暄过后，孝惠帝问萧何道：您百年后，谁能代您为相？萧何一如既往地谦和，说：皇上您心中最有数(知臣莫如主)。刘盈说，曹参怎么样？萧何挣扎着爬起来磕着头说，皇上英明，我虽死无憾了。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场景三：丞相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齐相曹参听说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并告诉下属也做好准备，因为他要进京当丞相了。不久，果然有使者来通知曹参回京接任。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
场景四：“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整天喝酒打牌，无所事事，政务都被荒废了，于是刘盈就安排曹窋回家劝劝自己的老子。结果让刘盈很不爽：曹参不仅不听劝，还把曹窋打了一顿。某次朝会，孝惠帝责备曹参说：是我安排曹窋找你的，你怎么可以打他呢？曹参仿佛答非所问道：陛下和高帝相比谁英明？孝惠帝说我当然不如高帝。曹参又问：我和萧相国谁能力强？孝惠帝说你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道，陛下说的很对，既然无法超越，那我们只管按既定方针办不就得了。……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场景五：曹参为相三年后去世，谥为懿侯。因感念他和萧何两人不折腾、不扰民而民自富的治国之功，老百姓专门作歌传颂：“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汉惠帝与曹参
2、“萧规”即“曹规”：“萧规曹随”的两种误读第一种误读：曹参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一般认识，在“萧规曹随”的故事中，曹参的主观能动性被弱化甚至无视，仿佛就是一个没有主见、完全按萧何既定方针走的被动实施者。这其实是错误的。先来看一下故事梗概。西汉初年，由于秦末暴政和楚汉战争，国民经济和社会遭到巨大破坏，不仅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连刘邦出行的座驾都凑不齐四匹同色皮毛的马，而那些开国勋贵们出门则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状况，刘邦接受萧何的建议，倡导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先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大批的士兵转业回家，同时开放大片山林川泽鼓励农民自由耕种，并废除秦代苛法，轻徭薄赋。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流亡的农民被迅速吸引并回到土地上，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政局也逐步稳定下来。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在任期内，他继续不折腾、不扰民，百分之百地遵照萧何的思路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发展。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为什么说故事中曹参的形象被弱化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很简单，看一下曹参在齐国的执政理念和政绩就明白了。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无为而治”本来就是曹参的主要执政理念。也就是说，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并非萧何的专利，而是整个汉初朝堂的一个共识。第二个误读：“萧规曹随”是一出完美的“将相和”故事。之所以说是“将相和”，是因为作为开国“功人”第一和“功狗”第一，萧、曹二人关系实际上并不好，尤其是一直在前方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曹参，始终看不起只会搞后勤却排名在自己之前的萧何。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刘邦)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
这一点让两人本来不错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萧何在临终前却毫不犹豫地举荐了曹参；曹参呢，继任后也“一遵萧何约束”，对前任表现了绝对的尊重。于是，前者识大体顾大局，在国家大义面前，不计私怨，举荐贤良，属于“外举不避仇”；而后者同样不因为个人矛盾而改弦易辙，否定萧何的一切。所以，用传统眼光看上去，两人这一“规”一“随”尤其显得高风亮节，堪比蔺相如与廉颇。但是很遗憾，故事中的和谐与完美总会被现实中的丑陋人性所打败。萧何和曹参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现实是，所谓“萧规曹随”，除了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开国军功集团内部权力固化和传承的政治需要!两人虽然不对付，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却决定了：曹参可以否定萧何，却不能否定“萧规”。首先，“萧规”是刘邦敲定的、吕后认可的，是基本国策；其次，刘邦死后，帝国当家主事的是吕后，第二任皇帝刘盈只是摆设：刘盈想改，吕后却没说改，所以曹参不能改。换言之，虽然刘盈不能得罪，但吕后却更不能得罪，曹参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维护“萧规”就是拥护吕后，拥护吕后才能维护整个军功集团。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萧规曹随”，体现的是汉初军功集团政治诉求的一致性，确切说，是其内部的利益维护和危机抱团。而且，这只是他们诸多危机抱团中的一次。
曹参剧照
3、刘邦、刘盈以及吕后之死：军功集团的三次危机和三次抱团
第一次危机与抱团：刘邦驾崩，吕后想对军功集团搞团灭。
汉十二年四月，刘邦驾崩，吕后不仅一直秘不发丧，还和她的情夫审食其商量着遍诛众开国功臣，因为她害怕这群人不服少主刘盈，作乱犯上，危害刘氏天下。郦商听说后，赶紧找到审食其警告说，你们这个想法太疯狂了，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现在陈平、灌婴带十万人守荥阳，樊哙、周勃率二十万人正在燕、代平叛，如果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带兵反攻关中，到时候就都完了。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
审食其一听害怕了，找到吕后陈述利害，刘邦这才得以下葬，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第二次危机与抱团：刘盈驾崩，主少国疑，母后临朝，吕后再疑诸将。
孝惠帝七年八月，刘盈驾崩。在葬礼上，老年丧子的吕后哭得声嘶力竭，却一直干打雷不下雨。此时，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年仅十五却人小鬼大，他偷偷地对陈平说，太后就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却看不出一丝难过的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陈平有些奇怪。张辟强解释道，太后老了，而惠帝的儿子又都还小，太后是忌惮你们这群老臣，怕你们借机生乱。你赶紧向太后申请，拜吕台、吕产以及吕禄等人为将，掌管南、北禁军，再把吕后的其他娘家人也都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这样，太后心安，你们也安全了。“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悦)，其哭乃哀。”其实，这两次不仅是军功集团的危机，也是大汉帝国的危机，因为此时的吕后并没有完全把握拿下并彻底铲除军功集团，所以一旦发生火拼，最后的结果至少是两败俱伤，新兴的王国会因此陷入内乱而天下重新分崩离析。所以，这就催生了双方的暂时妥协。作为吕后来说，她确立了与军功集团共治天下的政治思路：吕氏一族只掌控宫廷卫队和京畿卫戍部队(南、北军)，而行政大权和外部军事大权仍然在军功集团手里(丞相主政，太尉主军)。作为军功集团来说，这种权力分配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他们的利益与刘邦时期相比并没有明显减损。真正让事态失控的是军功集团遭遇的第三次危机。
第三次危机与抱团：吕后之死，确切说是吕后死前的政治部署，真正让军功集团感到了威胁。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注：所谓上将军，金印紫绶，位次于上卿，职掌为典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如果再加上“吕产为相国”，那就是军、政大权一块捋夺，赤裸裸地要让军功集团靠边站。这次危机促成了军功集团的第三次抱团，而其中的重要标志则是陈平与周勃的和解与结盟。陈、周二人关系也不好，因为陈平是半路投靠，而且名声很差(所谓盗嫂受金)，还一直靠耍嘴皮子为生，没有半点军功。所以，两人的关系几乎就是秀才遇到兵。但是，战场靠气力和军功，朝堂却是靠谋略。面对吕氏困境，当周勃束手无策的时候，陈平发挥的空间来了。更关键的是，这时另有一位高手插手进来，并直接促成了陈、周的合壁——陆贾。陆贾找到陈平，建议道：治世靠相，乱世靠将，将相联手则天下无敌，想成事，就看你和太尉周勃的了。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
陈平一听大喜，主动上门为周勃贺寿。周勃见陈平如此，非常高兴，接着作了回访，两人逐渐成了好朋友，并开始商讨倒吕大计。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
正是这次抱团成为倒吕成功的关键。
倒吕行动
4、拥立刘恒：为绑架皇权而进行的第四次抱团严格说来，选择刘恒，既是军功集团的一次抱团，也是他们的一次政治投机——只是，抱团是成功了，但投机却失败了。轰轰烈烈的“倒吕”运动本来和代王刘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主内的是以陈平和周勃为首的军功集团，主外的是以刘襄和刘章为首的刘氏诸侯——军功集团要自保富贵，刘襄想当皇帝。硃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
双方一拍即合。不料，当革命成功之后，军功集团却变卦了，理由是刘襄的舅舅不是好人，让这种人成为外戚，就等于吕氏故事重演。所以，刘襄被淘汰，刘恒被上位。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
军功集团的这个借口可谓蹩脚之极。拥立刘恒，表面上看，原因是“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而实际上，拥立一个没有背景、低调和善、人畜无害的代王，主要是便于军功集团掌控并保持政治权势。而如果换作齐王刘襄呢。以刘襄当时拥有的超大地盘(除旧有的齐地外，下一步他们还会同时领有赵、梁两国)、超强实力以及权力欲望，如果军功集团兑现当初的政治契约的话，那么，皇权的强势与上升，将会直接危及军功集团在政府中的现有地位和利益。所以，吕氏甫一垮台，军功集团立刻在第一时间形成默契，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把齐王兄弟排挤于皇权大门之外。馅饼，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砸在了千里之外且毫无瓜葛的代王刘恒头上。不过结果挺有喜感，他们煞费苦心选中的代王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军功集团在他的手下遭受了真正的打压，并促成了他们的第五次抱团。
周勃献天子玺绶
5、贾谊之殇：军功集团的第五次抱团第一个发觉“选错人”的是老滑头陈平，他从刘恒在渭桥迎立、即位后的人事安排等一系列表现看出，新皇不简单。所以，他主动退后，把周勃推向前台，以此试探刘恒的深浅。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
周勃是个武人，脑袋里没有那么弯弯绕，可以说长于武功、短于政斗。所以，他在与刘恒的直接对话中手忙脚乱，并很快败下阵来。这对军功集团来说是个坏消息：诛灭诸吕、拥立文帝，目的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周勃的落败却意味着军功集团被皇权打开了一个缺口，政局上开始被动。这是军功集团不希望看到的。于是，第一顺位的陈平又站了出来。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陈平的出面让刘恒知道，周勃是个莽夫，他的落败只是让军功集团后退了一小步，其整体势力仍不容小觑。所以，一直到灌婴去世，除了对周勃的持续打压外，刘恒和军功集团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他也并没有闲着，而是稳扎稳打，一步步蚕食着军功集团的势力范围。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诏对”的形式将一批地方贤才吸纳进中央政府，来填补一些重要职位的空缺。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贾谊就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
这种官员录用方式对汉文帝和整个西汉王朝都是划时代的，因为它从此打破了军功集团对西汉各级官吏的垄断。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也就是说，从西汉开国一直到刘恒登基，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各郡太守，重要岗位全部由功臣勋贵们把持着。刘恒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先冲破军功集团的铁幕。贾谊没有令刘恒失望，在文帝元年就上了一道《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要求“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不过，由于帝国草创，重心仍然在发展经济，所以文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他的另一个建议被刘恒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这就是文帝针对军功集团的第二项措施：遣列侯之国。也就是让列侯都离开长安，回到各自的封邑。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贾)谊发之。
两年之内，刘恒连发两道诏书。文帝二年十月，刘恒下诏说，列侯都住在长安，远离自己的封邑，不仅往来运输劳师动众、耗费钱粮，而且列侯也没法对封地百姓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列侯接到通知后就马上动身，有特殊情况的就派太子回去。二年冬十月……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看来是执行的效果不太好，一年后，文帝就此再次下诏。这次措辞较为严厉，直接点了丞相周勃的名，要求他带头返回封邑。(三年十一月)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擒贼擒王，功臣之首周勃的被遣，标志着西汉皇权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回到封国的周勃，又被地方官告以谋反下狱，受尽狱卒羞辱后，才在太后等人的干预下勉强出狱。虽然被赦免，但是，军功集团的政治势力已经遭受重创，不复从前。皇权受益了，但首倡此议的贾谊却犯了众怒，并惹来军功集团的抱团反对。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进入公卿之列，并就此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结果，“绛(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贾)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有点出乎刘恒的意料，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军功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壁虎断尾、舍车保帅：不仅暂搁其议，而且牺牲贾谊，贬其为长沙王太傅，以向军功集团妥协。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从此之后，贾谊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毕生抱负也就无从施展。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一群功臣勋贵集体攻讦一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这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再对一个名词——“丰沛集团”——作一下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与猫腻。
贾谊政论
6、丰沛集团：从功臣走向皇权的对立面所谓丰沛集团，丰即丰邑，沛即沛县，说白了就是刘邦老家、最早共同起事的一帮人。这帮人不仅包括屠狗的樊哙、办白事的周勃、司机夏侯婴、发小卢绾等，还有萧何、曹参等原沛县公务员。他们和派出所所长(泗水亭长)刘邦之间，既有朴素的乡谊，又有纯粹的政治关系利益，共同组成了大汉创业与开国的基础。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史料中可以看出，汉初受封列侯共有143位，其中居然有六十余人出生于沛县或者沛县周边。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索隐】：案：下文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
其实从一开始，这群人就在刘邦的心目中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可替代。秦二世三年，刘邦被楚怀王封为砀郡长、武安侯。“苟富贵、莫相忘”，受封的刘邦立即遍洒雨露：曹参封建成君，周勃封虎贲令，樊哙封贤成君。建国之后，他们更是水涨船高，萧何封酂文终侯，曹参封平阳懿侯，周勃封绛武侯，樊哙封舞阳武侯，夏侯婴封汝阴文侯，灌婴封颍阴懿侯，王陵封安国武侯，等。不仅如此，刘邦临死前规定的“非功不侯”，又对军功集团的利益进行了固化，列侯子弟的爵位也被允许世袭罔替，而且等级不变。汉十二年，刘邦又专门下诏，将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也完全下放：“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正是这种对权力的世袭和垄断，让军功集团掌握了国家最高话语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换言之，为什么刘邦会心甘情愿地对军功集团如此让渡国家权力？这与帝国的诞生机制有关。楚汉相争的胜利、西汉的建立，是异姓诸侯团结协作的结果；刘邦称帝，是诸侯和军功集团共同推举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汉初独特的“有限皇权”体制，即：皇权与诸侯王权、功臣列侯权力的并立。很明显，这是基于“共天下”的政治理念而公平分配共同权益的结果。也就是说，汉帝国，其实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这造成了汉帝国皇权的先天不足和诸侯王国、军功集团权力的畸形膨胀。对此，刘邦是无奈的，吕后是有心无力的。到了刘恒，虽然军功集团的势力通过废立皇帝达到顶峰，但他仍然决定挺身而出，要为维护家族(国家)荣誉做出努力。皇权和军功集团的冲突已经如箭在弦。
丰沛集团
7、张苍到申屠嘉：轻罪重罚和无团可抱汉文帝后元二年，已经九十多岁的张苍辞相。这一年，是张苍为相的第十四年。一般说来，能有十四年的相处，起码说明帝、相的关系应该很不错，再加上秦汉时期独特的相制，张苍有理由荣宠以退。但是，这次退休的画面不仅极不和谐，甚至还可以说灰头土脸。先来看一下张苍退休的原因。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
也就是说，张苍曾经保举任命过一个中层官员，此人却在任上作奸犯科。文帝因此召来张苍大大地责备了一番，这导致了张苍的称病辞相。因为一个中层干部就被批评并罢相，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文帝这是明显的小题大做，甚至是故意找茬。确实是找茬，而且还不是第一次。高帝刘邦时期，还在丞相府任计相的张苍，曾“用推五胜之法，以周赤乌为火，汉胜火以水也”，以此推定汉为水德。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
但是，在汉文帝前元十四年，鲁国人公孙臣却上书提出不同意见，说汉应为土德，应当改制换服(改黑为黄)。对于此事，文帝专门组织了一场宫庭辩论。庭论中，张苍不仅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正确(德水尚黑)，还要求处理公孙臣。但是，文帝没有表态。不过，仅过了一年，“黄龙出于成纪”，这正与公孙臣的推演相符。这下文帝有话说了，不仅任命公孙臣为博士，还因此改制换服，并更元年。张苍羞愧难当，只好推说自己年老体衰才导致的推演失误。其後黄龙见成纪，於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
这两件事情一合并，张苍彻底明白了文帝的意图。于是顺水推舟，主动要求告老还乡。至此，汉初军功集团距离最后的失势只差一步之遥。因为，走出朝堂的张苍回头一看，后面老战友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申屠嘉。那一刻，相信张苍的心中是凄凉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申屠嘉未来的命运竟然比他凄惨百倍：张苍下台时，身后至少还有一名同志；而到了申屠嘉的时候，却已经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张苍罢相后，为进一步和军功集团抢夺阵地，刘恒曾想过启用外戚窦广国为相，但反复权衡之后，仍旧拜高帝刘邦时期硕果仅存的军功一代申屠嘉为相。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到了这个时候，总体而言，庞大的军功集团已经被皇权牢牢遏制住，整体已经极度衰弱。但是，持重的刘恒仍然认为和军功集团彻底摊牌的最后时机还没到来，所以，他把这个收尾工作留给了儿子汉景帝刘启。刘启没有让老子失望，他不仅气死了申屠嘉，还逼杀了周亚夫。
申屠嘉与晁错
8、周亚夫之死：军功集团的夕阳之歌正常状态下，一个王朝最稳定的时期都集中在建国前期。这一时期，新兴统治阶级吸取上代亡国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阶级矛盾最大程度地得到缓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偃武修文的合谐局面。只有一个例外：西汉。这个以“巍巍强汉”著称的伟大朝代，在前五十年间其实一直是以两副面孔示人：一方面“文景之治”，貌似海内晏然；另一方面却内忧外患，实则战火不断。这其中最大的祸由就是汉初实施的“分封制”。汉五年春正月，刘邦被拥立为帝的时候，诸异姓王是这样的：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汉六年春正月，又大封同姓王。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这一点完全效法周代制度。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
这一制度主要是利用宗法血缘的亲缘伦理关系来实现对同姓诸侯的羁縻，并由其充当国之藩篱。“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到了西周后期，缺少了强大武力的威慑，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渐次丧失，先期做大的诸侯国彼此攻伐，中国开始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割据混战，也就是春秋战国。刘邦对此心知肚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曾预言王朝东南方位在五十年后会有叛乱，并因此警告过自己的侄子、后来的吴王刘濞。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
但是，知道侄子会造反也没办法，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用自家人总比用外人好——就像燕王卢绾，和刘邦光屁股长大有什么用，还不照样在刘邦没死的时候就反了。继承人汉文帝刘恒对各诸侯国的情况也非常有数，知道中央政府与他们尽早会有一战。所以，他在临驾崩前专门给刘启留了个周亚夫。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
(注：车骑将军，按《后汉书·百官志》曰：“将军不常置……掌征伐背叛。”)在刘恒眼里，军功集团的剩余价值也仅限于此：牵制和打击各诸侯王国。也就是说，带兵打仗，替刘氏皇族站好最后一班岗，成为军功集团存在的唯一理由。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果然不负众望，三个月即完成平叛，事后论功，他被任命为景帝政府新一任丞相。表面上看，功臣集团的权势似乎要重新抬头。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毕竟，七国之乱被镇压后，诸侯王的势力已经被完全打残，几乎无法再对朝廷构成任何威胁，所以，制衡诸侯王的功臣集团自然也就彻底没有了继续存在的价值。遗憾的是，完美继承其父政治智慧低下基因的周亚夫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此期间，他没有功成身退，也没有明哲保身，而是为了维护自身阶层的荣耀和利益，采取了与景帝正面硬刚的方式与皇权对抗。在军功一代凋零殆尽、诸侯王国苟延残喘、皇权势力气焰大张的时候，周亚夫此举无异于自寻死路!四个事件见证了这一轨迹。事件一：景帝七年，太子刘荣被废，周亚夫力争不得，“上由此疏之。”。事件二：景帝母亲窦太后找到景帝，要求给皇后的哥哥王信封侯。景帝有点为难，便征求丞相周亚夫的意见。周亚夫一听，这不是要和军功集团抢蛋糕吗？于是，他坚决反对，并煞有其事地搬出了“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作为依据。于是，“上(汉景帝)默然而沮”。事件三：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对其封侯，借此对匈奴宣传汉王朝的民族政策，以利于分化瓦解匈奴。但这又被周亚夫给拦住了，他的理由是：这是一群叛国之人，给他们封侯，以后还有人守节吗？景帝不屑与其争执，直接堵上一句“丞相议不可用”，遍封五人为侯。结果是，“亚夫因谢病免相”。事件四：景帝在宫内设宴，专请周亚夫——这是景帝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周亚夫的最后一次机会——毕竟是社稷功臣，非到逼不得已，景帝不想动刀。席上，景帝没有给周亚夫准备筷子。此举大有深意，按他的设想，让周亚夫求他赐筷，而他则顺手推舟，然后皆大欢喜，君臣和谐。但是，景帝低估了周亚夫的死硬：谢恩但不求筷，而且下堂就走。景帝肺都气炸了，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留给下任皇帝(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周亚夫的命运就此决定。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正月，周亚夫走上了父亲的老路：被以谋反罪下狱。但是，与其父不同的是，朝堂上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在绝食五日后，周亚夫呕血而死。周亚夫的死，使得这一阶层彻底失去了领袖和代言人，甚至可以说，所谓“军功集团”这一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代系皇帝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另有两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整个景帝一朝，军功一系(包括二代)进到三公九卿高位的不过十一人。而《西汉开国功臣封爵列表》中最初分封的一百四十三人当中，仅在文景两朝因罪除爵的就达七十人之多。还有，当另一个军二代刘舍免相后，非功臣出身的卫绾被任命为丞相，说明功臣集团彻底式微，他们对西汉政局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汉文帝与周亚夫
9、击鼓传花：从萧何到申屠嘉汉十二年(前195年)三月，伤病交加的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此时，天下初治，中央集权下的郡国并行制度已具雏形。为了保护胜利果实，刘邦拖着病体，与军功集团刑白马而盟。誓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一盟誓有两层意思：一是明确刘氏的宗主地位，二是固化军功集团的既得利益。在第二层意思中，刘邦分封列侯，就是为了满足军功集团“日夜望咫尺之地”的期盼。而丞相的传承则是这种利益固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看一下西汉帝国的前十三任丞相。军功一代：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陈平——周勃(陈平病逝，周勃复任丞相)——灌婴——张苍——申屠嘉；军功二代：陶青(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周亚夫(开国功臣绛侯周勃之子)——刘舍(开国功臣刘它之子)。很明显，西治初期的丞相接力就是军功集团内部的一个“击鼓传花”游戏。这就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陈平、周勃等人为什么会誓死倒吕，周勃、张苍等人为什么会集体围攻二十二岁的年青人贾谊，更明白了曹参在听说萧何死后为什么会自信满满地收拾行李回京接班，接任丞相后又为什么会“不计前嫌”追随萧何。因为，按照功勋大小轮流做丞相、掌握国家最高军政大权，本身就是军功集团内部的一种政治契约——如果曹参改变萧何的治国理念，那就是军功集团内部的自我否定，更是军功集团集体利益的自我破坏!从萧何到申屠嘉，军功集团就像一个披着坚硬外壳的政治堡垒，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内部传承秩序，并对外部威胁保持着时刻警惕。但是，进入和平年代后，与代系皇权相比，军功集团缺乏新生力量的注入和体制缺口的自我修复，双方势力开始此消彼长。最后，军功集团不可避免地渐次没落乃至消亡。申屠嘉死后，太史公写道：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汉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
西汉丞相出身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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