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平原：文科生在这个时代中的命运
2021/7/24 10:07:39 思想潮
作者 | 学人君来源 | 學人Scholar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想象都市》《记忆北京》《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2021年3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出版了《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陈教授将这本新书定位为“介于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之间”，目标读者是“对人文、教育、文学这三个关键词有兴趣的朋友”。书中收录的文章包含了他近三十年来对人文学命运、文学教育、人文与社会等问题的丰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对人们在今天如何理解人文学，以及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等，都大有裨益。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
近日，学人君就书中内容与当下热点专访了陈平原教授。本文为专访文字稿，特此刊发。
人文与社会
学人：在阅读本书过程中，有一则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热点新闻进入我们视野：前几日，央行一篇工作论文中称应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此事引起广泛讨论。您在书中也呼唤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您认为今天文科生是否过剩？每隔一段时间，人文学都要站出来向社会说明自己的“好处”，您怎样看待这种状况？
陈平原：央行网站上的论文并不代表央行的态度，而且，说文科生是多还是少，不是央行的责任，也不在央行的职权范围内。网上关于这事的议论很多，我虽没有专门研究，但说文科生多导致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肯定是耸人听闻，不可靠的。
央行发文指文科生太多影响国家发展，引发网友热议
但这个报告强调理工科教育，或者说主张办大学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这其实是官员的普遍思路。我的家乡广东这些年在拼命扩展高等教育，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发达了，大家都想多建大学。然后你就会发现，新办的大学都是理工类。所谓要在高等教育中加强理工科的分量，与其说体现了学界的思路，不如说代表了官员的立场。有没有这篇论文，官员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因为相对来说，在制造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理工科学生比较好就业，而且这些大学的科研成果带动GDP，更能显示政府的政绩。
另一方面，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文科生的比例确实增加了。因很多人误认为，增加理科生需要实验室，文科扩招很方便，多几个教师就行了。当然，好的大学不受这一风潮的影响。
论文一旦成为新闻事件，大家就开始疯炒，很多文科生也跟着自嘲、自黑。我不在意这个说法，依旧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重要性。当然，要“恰如其分”，别把话说过头了。否则，人家会觉得你挺好笑的，那么自恋。其实，不断地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科或职业辩护，不是自恋，而是自卑的表现。
学人：人文社会科学虽然相对冷门和边缘，但近两年偶有“出圈”的盛况。“内卷化”一词的流行正是此例，人们用这个原本生僻拗口不接地气的词描述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思考。可否谈谈您对“内卷化”的认知和思考？“内卷”一词的火爆，可否证明人文学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生命力？
陈平原：“内卷”本来是生僻的专业术语，一开始是社会学的，后来我看做经济学、教育学的也都在用这个词。最近两年，“内卷”突然间变成了网络热词，很多人用它来描述自己身边无处不在的内耗，以及内部的过度竞争和停滞不前，这跟原来的界定不太一样。
图源 | 端新闻
“内卷”一词的流行，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十分焦虑，但又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语言和概念来描述。把一代人的焦虑与困惑全都丢给了“内卷”，容易把外部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屏蔽了。
其实，当下中国，焦虑的不仅仅是大学生，也不仅仅是家庭育儿，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相对停滞阶段的一种特殊心态。如果你读博士的话，就会明显意识到，80年代读大学不会有那么多焦虑，90年代读硕士不会那么多焦虑，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读博士也还可以，没那么多问题，今天不一样，很多学生都在追问：我为什么要念博士？念博士最后结果如何？
关键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过去了，必定导致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缩小，这样一来，年青一代很难迅速崛起。比如你本来学得很好，但最后找工作时到处碰壁，感觉特别受挫折。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初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大意是说，政府力推扩招，必须意识到，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了50%，这和以前的“精英教育”大不一样。作为个体的读书人，在这种状态下，要找到自己心仪的好位置，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念硕、读不读博、学什么专业？所有这些犹豫、斟酌与考量，都很折磨人。这不只是文科问题，甚至也不只是大学问题，这个焦虑属于全社会。正因如此，不太好解决。
至于博士生求职，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到某地念博士，不见得就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天之所以博士生普遍焦虑，很大缘故是，名校大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博士生毕业后，也大都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所以，不能说博士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一份工作。这一选择背后，包含对城市、对薪金以及对专业发展的期待。
这个状态在发达国家也很普遍，博士毕业，第一份工作会到比较偏远或水平较差的学校去，然后通过不懈努力，若干年后再重新杀回来。而在我们这里，大学教师的流动性相对较小。假如我在北大毕业，回家乡的一所普通学校教书，若干年后凭借出色业绩再回北大任教，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很多人特别焦虑，希望第一次就业就能找到自己比较满意、可以长期坚持的工作。该有的流动性没有真正实现，加上评价机制不太合理，年轻博士们才会有那么强烈的惶惑与焦虑。
学人：在书中您引用章太炎先生的话：“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对于今天大多数青年来说，生活相对优渥，没有切身经历多少大的“忧患”。对于这一代人的人文教育，您怎样看？
陈平原：在和平富足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阅读策略和思维方式和上一代人不一样。尤其是念文学的，这方面的感受会特别深。
我不希望重新回到战争年代或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思想深刻”而吃苦受难，这不对。年长一辈的谆谆教诲，不断“忆苦思甜”，对年轻人的教育作用不大。你让孩子们一年饿几天，或者吃野菜，体验前辈的艰辛，他/她还以为是在减肥呢。对于人生苦难的体会、体验和体贴，是一种必须有的成长过程。某种意义上，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为了培养这种修养。如何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除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再就是后天的教育，经由一系列的阅读而逐渐养成的修养和趣味。
不一定直接经受苦难，同样可以有同情心，我想起程派《锁麟囊》里薛湘灵春秋亭那一大段唱腔。第一次看的时候有点愕然，因为以前我们强调阶级对立，有钱人的孩子无法体会穷人的痛苦。其实不是这样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天性保护得较好的，看到别人的痛苦，自然感同身受。
这书(《文学如何教育》)里有一篇让人特别感慨的短文，题为《生于忧患》，写于2003年SARS期间。本书交稿时，还没有发生疫情。疫情期间，我把这篇旧文加了按语，发给学生们，他们感触很深。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提醒别人、提醒下一代，人生可能面临各种灾难与痛苦，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有了这个理解，回过头来看世界，见解会比较通达，不至于纠缠在一些细节上走不出来。
学人：最近出现了不少引起热议的事件，比如成都49中学的一位同学的不幸离世。当前舆论场，互联网上舆论场比较撕裂，站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表达的内容。在这种沟通、对话越发艰难的情况下，人文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我谈“人间情怀”，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注。鲁迅晚年有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且介亭杂文末集·这也是生活》)，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
我一开始认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学科背景，影响其思维方式、概念术语及表达习惯，这些都导致了各自思考的局限性。日后想想，其实这种局限性背后，还是有利益计算的。每个学科都在捍卫自己的边界、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旗帜，同时小心翼翼地掩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利益诉求。大学里各院系之间的竞争，牵涉各种高深学问，但也有一些很具体的利益纠葛。所以我才会说，学者看问题要兼及雅俗，尽可能超越个人以及部门的利益纠葛，着眼于整个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这才是我理解的“人间情怀”。
你说的成都49中事件，舆论不断反转，让很多抢先发言的人很尴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陷阱。第一，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发声，但因接收到的信息不完整，于是必须不断调整。第二，政府没能及时汇总各种信息并加以公开——我们都想听官方的说法，但关键时刻官员不敢随便说话，怕说错话赌上了自己的仕途。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好的媒体擅长“深度调查”。如今此类需要投入较大人力、物力，乃至押上媒体声誉的“深度报道”，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这很可惜。比如南方报系关于“孙志刚事件”的连续报道，发挥了很好的舆论监督功能，推动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至今想来还是很让人感动。因内外各方面的限制，今天的媒体很难再重复以往的光荣。未经深入调查，对事件本身知之甚少，而又很想表达自己的见解，导致互联网上各说各话，不同立场的人无法沟通。
经历多次类似事件，我的想法是：第一，政府应思考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一旦舆情汹涌，该如何回应和适当管控；第二，新闻传播专业最近20年招生数量膨胀，但发挥的社会作用却在迅速下降，这点值得深入反省；第三，自媒体兴起后，抢先发言成为常态，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很多人往往只凭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就开始哇啦哇啦。这三者互为因果，最后倾向于情绪发泄，而不是真相探究。在我看来，不一定非第一时间发言不可，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让信息更充分地披露，这样可以减少发言的盲目性。真正受过严格训练的、有修养的学者，必须学会在“铁肩担道义”与“妙手著文章”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关键在是否掌握足够的信息。
人文与科学
学人：在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个很响亮的口号；但80年代也是人文非常兴盛的年代。您在读书和教学中完整地经历了80年代，请问在那个年代，人文和数理化是怎么兼容的？当时二者是什么样的状态？
陈平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口号，80年代反而不是这样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文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今天之所以很多人怀疑人文学的存在价值，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整个社会处于相对稳定乃至保守的状态。回看“五四”时期，那时候最热门的专业是哲学、文学等，因为大家在思考生命的意义、精神的导向、人类的未来等大问题。同样，80年代也是如此。人文学对整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所谓的“文化热”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人文学倾向于“说大话”，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往往大而化之。所以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相对衰落，有其合理性。
学人：您书中提到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作者)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科学”。那么，当科学成为科学主义、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人认为人文社会学应该有所发展，补救科学造成的问题。您怎样看待科学和人文在今天的关系？人文该怎样回应科学带来的问题？
陈老师：“科学”和“科学主义”不同。比如说，我们谈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主义、作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执念，就与我们在日常中看得见摸得着、正日新月异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是一回事。
一方面，彼得·沃森想说的是，20世纪整个人类在科学方面的突破与贡献，确实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比如说，物质上的富裕与富足，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而20世纪基本上实现了，这很大程度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图源：界面新闻
另一方面，正因为科学的突出贡献，很多人将其彻底神话，作为人类的救世主看待，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其他层面，比如精神需求，以及人文学的发展等。大家都记得1923-1924年发生的那场“科玄论战”，不一定用这个题目，但类似论争几乎是永恒的话题。我书中那篇涉及人工智能的文章(《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也是在与科学家对话。我觉得真正好的科学家以及人文学者，在这方面都必须有深入的反省。
质疑今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科学崇拜”，这是合理的。但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当我们在捍卫自己的学术理想时，不能把话说过头，必须反过来思考自己的局限性，承认乃至表彰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以我才会说，应该多举行科学与人文的对话。防止全都是人文学者聚在一起自说自话，越说越激动，把自己的专业成就夸大到了无边无际，以至于对别的学科的立场与利益缺乏基本的了解和支持。
现代大学是一个庞然大物，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同一个宿舍里住着工科、理科、医科、文科的学生，你会发现各自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一样。刚进大学时，各自的立场及趣味接近；等读到博士毕业，已经天差地别了。我们的思维及判断，被各自的学科立场、专业训练所极端强化，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公共论坛与对话，来加强彼此间的沟通。
图源 | phys.org
学人：科学可以说是人文学发展出的一枝花朵，今天科学发展得非常迅猛，同时科学无法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答案，那么我们在今天是否应该回归人文学？
陈平原：只能说让全社会多倾听人文学低调很深沉的思考。把自己(人文学)定位在原点上，希望有一天科学能回归，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做到的，是努力保持各自的立场，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人文学本身有它很优美的一面，比如阅读、思考、表达，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不要说跟自然科学相比，即使跟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也有明显的短板。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文学特别红火；但进入90年代，就发现一个问题，人文学喜欢使用“大词”，很多东西没办法落到实处。比如你整天跟人家说“天人合一”，人家一听就烦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合一吧。”有的学科十分精确，全用数字表达，且可以反复验证；但人文学不是这样的，主要描述的是趋势、倾向与态度。这是学科特点决定的，切忌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可以提倡对话与借鉴，但别想彻底融合。不管身处中心还是边缘，都得警惕唯我独尊心态。
人文与教育
学人：如今，无处不在且无法退出的竞争存在于社会中，也存在于大学文学院的教育中。一些学生擅长总结套路、投期刊编辑之所好，学习是为了应试和投稿，科研成果累累而对文学缺乏感情。人文学如何避免学生落入“精致利己”的成长模式？
陈平原：有时想想，很难怨学生，因为他们是弱者，必须在这个制度规训下面求生存，所以会寻找各种缝隙。我觉得应该批评的，或者说应该调整的，是现在的整个发表及评价制度。
最近二十年，先是扩招本科，后又扩招博士，僧多粥少，于是单位录用时水涨船高。前些年规定博士生发表几篇论文才能毕业，现在好多大学取消了这个限制，可学生找工作照样需要数论文。简历投出去后，把第一关的是人事干部，他们的职责就是数论文篇数、看刊物级别，这一系列“公平”操作，已经彻底异化了。
我们当年的经验，对于今天的学生已经不适用了。我读博士时，导师告诫不要着急写文章、发文章。尽可能多读书，勤思考，厚积薄发，这才可能走得比较远。现在我已经妥协了，告诉同学们读博期间还是要发文章的。以前主要看博士论文及导师推荐，现在强调“公平竞争”，制度设计越来越往数字的方向走。最后的结果，不好说“劣币驱逐良币”，但确实很难特立独行，发展个人才华的空间越来越小。
目前的状态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家都在追分数，因为不相信有人会出于公心举荐人才。没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晋升制度，也未见不看分数与颜值的伯乐，只有秉公执法的人事干部，在用同一把尺子(比如论文数量和等级)量不同的人才。不能否认，经由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提升，但很遗憾的是，对于“歪瓜裂枣”的特异之才来说，“全面发展”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好学者不少是偏科，而我们现在用十项全能的标准，把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以及铅球运动员放在一起综合评分。这样做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若不看数字，我们听谁说的好？先假定所有人都存私心，举荐人才是利益驱使，如果不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肯定会乱来的。所以我才说，目前这种制度设计，符合国人对于公平的想象，但对特异之才伤害尤大。
学人：您刚刚提到表面公平的问题，这样的选拔是否也提高了选拔的效率？这样的教育也许培养了大部分的中才，但这也许就是社会目前需要的人才。您觉得在现阶段社会还需要那种天才吗？
陈平原：其实，我们从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身上，很容易看到时代的进步。毫无疑问，今天的大学生比起40年前的我们来，水平要高很多。但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动能与势能，你别看大潮浩浩荡荡，但它到了一定时候，必须越过挡路的那一堵高墙，若过不去，就得卷回来。不能总是“潮打空城寂寞回”，需要有拒绝循规蹈矩、敢于别出心裁、跳起来跃过去的努力与尝试。而目前这一套考试及用人制度，能保证上来的不会太差，但奇思妙想没有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知识积累，但很大程度是靠不断地“跃过那堵墙”来实现的。而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没有给敢于且能够跃过那堵墙的人提供一个重要的支点。
学人：我们说“读书”，多是指读文字之书。但现在图像和视频带来的“媒介革命”在影响着文字的应用，破坏着文字的生命力，甚至有人说文字已经是“强弩之末”。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否给基于文字建立的人文学带来致命打击？
陈平原：就知识传播而言，必须重视图像和声音，我自己也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便是讨论大众传媒时代图像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我依旧相信文字的力量，因为，真正精微的思考、细腻的表达，还是要靠文字来实现。我有一本随笔集，题目就叫《依旧相信》，也就是说，明知有很多挑战，但我依旧相信文字的力量。
《漫画资本论》
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个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对古老的东西造成挑战，这是不可回避的。记得二十年前就讨论过：像日本的漫画《资本论》，你能不能接受？阅读蔡志忠画老庄，到底有多大收益？我相信，作为一般的知识传播，漫画以及很多新的技术手段都有效，但真正精微的思考和表达，还得靠文字。
学人：书中有少量篇幅关注到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现在在初高中，语文虽然是主科，但是其地位远不及数学、英语甚至物理等。您怎样看待语文的这种尴尬地位？
陈平原：在书中某篇文章(《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中，我说到语文是中小学教育里影响最深远的课程。多年以后，或许你已经退休了，还记得某些语文课，但不会记得数学课的。语文课和你的青春年华、和你的知识增长，还有你的生命记忆连在一起，这就是语文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语文不是急就章，它没办法像数学或英语那样突击。所以，说中小学里语文课的地位不及其他课程，那是着眼于考试成绩的提升。
从应付考试、迅速提高成绩的角度看，语文课确实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学语文就像广东人“煲汤”，需要慢慢酝酿，长时间烹制，不能太猛火。凡是想一下子提高语文水平(以及成绩)，几小时或三五天就上一个台阶，都不可靠。但这不等于说语文不重要。我下乡时教过中小学，也是语文老师，只要课讲得好，大部分学生都会很喜欢的。只从考试成绩谈语文，我不能接受。
学人：您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学人文教育是否有效衔接？
陈平原：这个以后会逐渐调整的。目前是九年义务教育，假定好多人初中毕业后将不念高中、不上大学，进入技校学习或直接就业。因此，我们的语文课从小学到初中是比较完整的，希望学生初中毕业时，能掌握一般的读写能力。但这个状态现在发生很大变化，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编语文课本不能不顾及这一点。问题在于，现在高考压力太大，不少学校高二就不学新课了，全力以赴复习、准备考试。因此我有点怀疑，高中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是打很大折扣的。
上大学后，很快进入专业学习，好多人从此不再跟文学或人文打交道了。这很可惜。中学的语文教学和大学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大学语文课程，到底该如何衔接，至今仍是个难题。教育部没有统一规定(政治课是另一回事)，不敢下死命令，各大学只好自行其是。若大学校长强势，就像当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就能把“大学语文”推广下去。这方面南开大学做得比较好，那也是因为主持其事的陈洪教授当时是常务副校长，手中有一些权力，可以积极推进。很多大学也开“大学语文”课，但不是全校性必修课，学生可选可不选。半心半意的结果，就是学生老师都不太喜欢，最后讲成了“高四语文”。这个问题，我虽有提倡，但没有真正投入，不好多说。
学人：有人认为，当前语文教育中频频出现的“排比论证”“比喻论证”“类比论证”“引用论证”等名词，腐蚀了学生对“论证”的认知，弱化了青年学生的逻辑思维。您是否认为，当前的中国语文教育中“情”的感发太多而“理”的训练太少？公共说理、论证观点的能力是否比审美感悟、发散创作的灵性更加重要？
陈平原：我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语文及文学课程里，对说理重视很不够。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上大学了，还是不会写说理文章。中学其实有教，但因套用一大堆复杂术语，把事情说得云山雾罩，最后不解决问题。
如果到欧美的学校去，你会发现他们的小孩子很早就开始做说理的训练，那就是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不管这问题是大还是小，他们会自己去找资料，去学习，去探索，最后告诉别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键不在文采与结构，而是如何思考与表达。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天上的星星，也可能是地上的知了，或某种植物的培植等，你把它表述清楚，这就行了，没那么多“论证”技法的。
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希望尽快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让学生像背数学公式一样记忆。你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学生们记住了那些条条框框，但忽略了事物的具体性与生动性。所以我才会感叹，过早总结或过度分析，都会泯灭孩子们对粗糙但新鲜的事物本身以及语言文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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