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智正迷失在浅薄的网络中
2021/8/11 21:18:04 思想潮
作者 | 莫洛佐夫来源 | 法国理论
我们的心智正迷失在浅薄的网络中
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
胡方麒 译，同济大学中文系20级文艺学硕士
美国的一本颇有影响力的新书声称，互联网正在伤害青少年的大脑，损害我们的思考能力。但互联网真正的危险潜却伏在其他地方。
1889年，《观察者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对智力的影响》的文章，旨在激怒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英国首相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那时刚在电气工程师学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他承认，只有在未来才能证明，电的发现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文章的作者们抨击了他对电的态度的软弱。它(电)的实际效果是受人欢迎的——“想象一下，现在亚洲还有几亿头耕牛在辛苦劳作，而它们的劳动将被电动蓄能器取代!”但电对智力的影响却并非如此。
电的出现导致了电报的出现，而电报又见证了“所谓‘新闻’的广泛传播，它记录了每一个事件，尤其是每一桩犯罪。”该杂志为马歇尔·麦克卢汉(Mershall Mcluhan)的思想埋了近一个世纪的伏笔。它谴责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为了‘情报’的目的，世界被简化成了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纽约一个偷工减料的建筑商制造的灾难在两小时内唤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怜悯之情。”虽然“这当然会提高思维的灵活性……但这是有代价的。”所有人都被迫在片面的信息的基础上同时思考所有事情，并且，没有什么思考间的间隙。
把时间快进到120年后，类似的批评比比皆是。想想《纽约客》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今年2月在他的博客上发表的一片反对推特的哀叹吧：“对于读者来说，如果不在可用的时间、注意力范围、阅读理解和对周围世界的直接体验上支付高昂的费用，他们就不可能上线、浏览、发邮件、发帖子、发推文、阅读推文，并快速去做刷完推特之后的事情。”今年5月，就连自称是黑莓手机粉丝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抱怨说：“媒体环境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用各种各样的内容轰炸我们，把我们暴露在各种争论之中，而其中一些在真相排行榜中的排名还并不总是那么高。”他补充说：“有了iPod和iPad，信息就变成了一种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赋权的工具。”当然，处理信息是要付钱的。但真正的问题是：价格是否太高？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是一位科技作家，也是硅谷最受欢迎的逆势投资人。他的书《浅薄：互联网正对我们大脑干什么》(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Norton)刚刚在美国问世(并将于9月在英国由《大西洋月刊》出版)。这本书他2008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谷歌正把我们变傻吗？》(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的扩展版本，引起了几个团体的共鸣。那些担心谷歌对我们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的人认为卡尔对谷歌的追求是有道理的(尽管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这家搜索巨头)。那些关注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注意力的分散和信息的过载的人——这些都可以说是由于互联网而变得更糟的现象——找到了一个新的盟友。那些通过博客、推特和YouTube视频使知识生活琐碎化的人也对卡尔的信息论产生了兴趣。在线杂志Slate已经将《浅薄》与《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作，1962年，本书促进了环保运动的发起)进行了对比。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卡尔关于互联网的更宽泛的主张，许多读者都会对他对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的总结印象深刻。他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揭示了人类大脑对新体验的适应能力——这一特征被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帮助的，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使用某些大脑功能，它们就会萎缩。在这里，卡尔提到了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当伦敦出租车司机开始依赖GPS而不是记忆导航时，他们的大脑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神经可塑性为理解传播媒介如何“对文明的发展施加影响，并在生物学层面上帮助引导人类意识的历史”弥补了缺失的环节。
这一说法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信息的研究的支持。其中一些研究结果令人不安(如果可以预测的话)：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降低我们的效率；在线阅读者粗略地阅读；使用多媒体呈现数据可能会使数据更难被掌握，等等。卡尔特别引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精神病学教授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的研究。斯莫尔发现，使用现代传媒“会刺激脑细胞的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逐渐加强我们大脑中新的神经通路，同时削弱旧的神经通路。”他的实验表明，仅仅是使用5个小时的互联网，大脑先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前额叶皮层的部分区域就会出现活动——对卡尔来说，这证明互联网“重新连线(rewires)”了大脑。
卡尔认为，我们被困住了，因为互联网以一种“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方式，加剧了某些类型的信息处理的有害影响。他承认：“在网上冲浪时进行深入思考是可能的”，只是补充说，这不是“技术鼓励的那种思考方式”。网络“把我们变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我们不断按下杠杆，去获取社会的和能滋养智力的微小颗粒。”卡尔总结道：“除了字母和数字系统，网络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改变思维的技术。”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加黯淡的未来：“我们正在从个人知识的培养者转变为电子数据森林中的猎人和采集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卡尔认为，互联网和其他工具一样，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用户。这种技术决定论在学界已经过时了。但卡尔急于重述早期思想家们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例如，卡尔认为地图和时钟“重新强调了测量和抽象，强调了感知和定义超越感官形式的过程，”而“时钟有条不紊的滴答声有助于产生科学思想和科学的人。”
然而，时钟和互联网有多相似呢？前者是一种工具；后者更像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维度。这是120年前《观察者周报》落入的一个陷阱，当时它把电报(工具)与为其提供动力的电力混为一谈。虽然电报可能缩短了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但这一判断需要与电力对公共生活的许多积极影响进行权衡——从图书馆的电灯，到电影院，再到全球范围的知识传播。判断一项新技术的智力影响，必须依据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它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卡尔的论点暗示我们必须对互联网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但却掩盖了一个明显的对立面，即“浅薄者”可能是为更深刻的公共话语付出的代价。
任何媒介的监管都需要从公共利益的概念开始，这一概念远超出了神经科学的微观层面。媒介是如何影响公民被倾听、受教育、谋生或在社会阶梯上升的能力的？鉴于互联网的全球性，也需要考虑到全球正义——美国和欧洲的监管决策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如果互联网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更浅薄，他们会放弃互联网带来的好处吗？值得称赞的是，卡尔没有幻想我们可以回到一些更简单的部落式过去。但是，依赖神经科学也无济于事——至少在没有首先尝试证明为什么某些神经结构比其他的更重要之前是不行的。在谴责互联网肤浅的话语的同时，卡尔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区分他希望保留的旧的、“好”的书籍和期刊的文学文化，和推特与博客的新的、“坏”的后文学文化。这两者是分开的，这一点远非不言自明——尤其是如果互联网的边界被扩展到包括iPad和Kindle这样的阅读设备。根据卡尔的说法，互联网的“逻辑”决定了这些设备最终将链接嵌入到它们显示的文本中。然而，这绝不是注定的。iPad虽然会成为一种新的分散注意力的引擎，但Kindle却很可能将自己标榜为一种集中注意力的引擎。
接下来是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从卡尔的博客来看，他对这一主题很了解，但他在《浅薄》中却未能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互联网用户花时间点击一个又一个链接，但这并不是互联网的必然特征。谷歌和其他公司创建了这些“链接陷阱”来引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点击，因为对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了解得越多，公司就能更好地定制广告和其他服务。我们注意力的分散不是预先确定的；它是交易的副产品，在交易中我们同意成为攻击性和侵入性广告的目标，以换取免费访问互联网的好处。在未来，人们可以想象出谷歌提供其服务的高级版本，即用户每次搜索都需要支付一分钱，但不会显示任何广告。同样可以想象出不包含指向外部资源链接的《纽约时报》网站，事实上，这正是它十年前的样子，也是今天Kindle版报纸的样子。尽管卡尔洞悉了大脑的可塑性，但他对互联网本身的可塑性却视而不见。今天的互联网——拥有大量的超链接、小部件、推文和弹出窗口——只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互联网”之一。同样，我们阅读《纽约时报》的专注程度只在有人愿意发表时才重要。攻击网络破坏了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又掩盖它对出版经济的破坏，就像抱怨泰坦尼克号上提供的食物卡路里过多一样。
然而，卡尔的主要问题是，他倾向于认为他遇到的每一个社会问题要么是由互联网引起的，要么是受到了互联网的严重影响。他担心后文学思维的出现：很少有人有时间阅读《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缺乏沉思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对我们为人之道和人性的缓慢侵蚀”，更不用说他对电影明星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的简短推文劫持了西方的未来而不断感到焦虑。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但大多数问题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同样，卡尔在小说的章节中保守地捍卫了线性叙事、稳定的事实以及高度结构化、理性的话语。然而早在谷歌的创始人进入高中之前，所有这些都已经受到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了。
但《浅薄》最令人失望的是，在探索我们隐藏的神经通路的过程中，卡尔错过了一个调查真正与数字文化有关的且更紧迫的社会弊病的机会。以透明的社交网络文化为例，它正以令人不安的方式缓慢地重塑人的行为。保险公司访问病人的Facebook账户，试图证明他们有抑郁症等难以证实的健康问题；雇主们通过社交网站来审查未来的员工；校方已经在网上搜索了学生喝酒或抽大麻的照片。考虑到现代技术无处不在——尤其是手机自带的照相和录像功能——我们的对此的自然反应可能是停止任何不寻常的行为，因为担心这些行为可能会被公之于众。其结果是我们的公民，尤其是那些希望竞选公职的人，可能会变得更乏味、更不愿冒险。网络可能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透明度的革命，但自满(complacency)的革命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有证据表明，年轻人可能不仅自满，而且信息匮乏。今年2月，东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发表了一项研究，调查了3500名18至24岁的年轻人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信息习惯。调查的目的是了解那些从有线电视、喜剧节目、播客和社交网站上了解新闻的人是否同样了解政治。调查结果并没有提供什么能让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这些网站的用户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相符的观点；他们对政治的了解并不比他们的对手多，事实上，他们似乎不如他们的对手……他们似乎也不可能去投票。”正如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戴维·格勒恩特尔(David Gelernter)所说：“如果现在是信息时代，那么我们又对什么如此了解呢？”
随着网络变得更加个性化和社会化，我们将面临信息更加匮乏的危险。对于互联网用户被困在毫无挑战性的信息贫民窟的担忧并不新鲜，这可以追溯到2001年美国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stein)的著作《Republic.com》。桑斯坦认为，与旧媒介相比，互联网让用户可以寻找他们已经赞同的观点和新闻，创造了一个左翼和右翼观点很少融合的在线新闻贫民窟。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科技公司似乎把这本书的内容当作它们的待办事项清单。例如，谷歌一直在推动向其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搜索结果，这意味着搜索同一关键词的两个人现在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依他们之前点击过的内容而改变。2009年12月，谷歌调整了规则，即使没有登录谷歌的用户——这样就拒绝了这个搜索巨头对他们之前搜索历史的访问——也可以看到他们个性化的搜索结果。Facebook也不甘落后：今年四月，它宣布与Yelp(一个审查本地企业的平台)和Pandora Radio(一个在线音乐推荐服务)进行整合。任何人在登录Facebook的同时进入这些网站，都会立即接触到他们的朋友已标记的最喜欢的内容——餐馆、咖啡馆、乐队。在这样一个集体主义的环境中，人们如何培养独立的品味尚不清楚。对电影和餐馆的点评已经被从网上自动收集的单句评论取代。从媒体行业的健康状况来看，严肃的书评也在逐渐消失，为亚马逊的匿名评书人扫清了道路。总的来说，互联网对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少被考察，然而，这些问题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社交网络活动的激增也引发了自恋心里的雪崩，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对美国1068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57%的人认为他们这一代人使用社交网络进行自我宣传和寻求关注，而40%的人同意“自我推销、自恋、过度自信和寻求关注有助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这一说法。这项研究的主持者、科学技术副教授简·特文洛(Jean Twenge)在2009年与人合著了《自恋传染病》((the Narcissism Epidemic)一书。他认为，自恋者的出现和增加正是得益于社交网站的结构。2008年发表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30个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寻找自恋行为的迹象，发现“因为自恋者在Facebook上的社交对象比非自恋者多，所以一般用户感受出一个过度代表自恋者的社会网络。”对过度自恋的担忧与对沉思将终结的担忧一样古老，但是社交网络在这里开辟了新的领域。
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让人上瘾。今年4月，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研究，要求200名学生24小时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介，然后回报他们的体验。以下是一些片段：“我至少30次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想要拿出一个震动的手机，但它并不在那里……”，“我一整天都感觉到幽灵般的震动……”，“我注意到我的身体开始坐立不安，好像我对我的iPod上瘾了。”在这里，精神病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而神经科学不行。
所有这些问题——隐私被侵犯；集体思想战胜了个人思想，批评的前途未卜；网络的定制化；自恋情绪的高涨；对技术日益严重的依赖——是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仅靠技术是无法解决的。互联网促成了许多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解决方案。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将需要承担监管工作和组织宣传活动的负担。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尔最关心的问题大多已经被互联网本身解决了。像Freedom这样的电脑程序允许分心的用户断开链接，完成一些工作；像Instapaper这样的服务通过清除广告使文本变得可读。同样，就像现在有一种推动人们去放慢速度享受美食的运动，以及一小部分文人推动的“慢速阅读”运动一样，我们并非不能想象，人们可能也会被说服去放慢上网的速度。不难设想一种“慢速操作系统”，一种类似Windows的操作系统，它围绕“慢速网络”的关键道德原则构建：每天只能检查两次电子邮件；网站将清除分散注意力的广告；每天访问推特和Facebook的时间仅限十分钟等等。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并且可能会在一年内出现在市场上，而这具体取决于卡尔的书的热度。如果互联网上的所有问题——不仅仅是浅薄的问题——都能如此轻松地解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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