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分流”，为何让亿万家长焦虑？
2021/8/16 20:03:18 思想潮
作者 | 谷雨天(成都退休中学教师)原创出品 | 思想潮
去年早些时候，在与一些中学老师、家长及学生的接触当中，听到了初中中考“分流”一说。谈及此，无不显露出担心、忧虑，甚至焦躁不安的情绪。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就先后出台了“分流”的政策和措施。
本来“双减”新政也好，初中毕业的“分流”也罢，初衷都是为了缓解目前流行病一样的教育焦虑，从而有利于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但是，从天而降般神速的“双减”与“分流”，果真能如愿以偿吗？
“分流”在即，谁能不焦虑？
中学分流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早已形成传统，并非稀罕之事。德国的中学分不同种类：其中文理中学(Gymnasium)是针对考大学所开设的中学。
十年级之后再次分流，多数人(蓝领白领家庭的孩子都不少)会自愿去读各种技术学校。由于打通了教育上升的各种通道，已经形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类定型及有机融合，分类不是分裂，定型并非固化。所以显得自然而然。
在我们这里，被称作教育创新，或者“下一盘教育的大棋”。这也难怪，在德国是传统，是稀松平常的教育双轨制度，在我们这里，的确是从来未有的创举。
但是，陡然一下，希望多数初中毕业生去读职业高中，将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压缩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有些地方甚至更少)，的确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惶恐和焦虑，家长们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孩子能考上高中寻找对策，不如找校外辅导培训。
谁曾想，接踵而至的“双减”政策带来的校外培训机构被“扫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绝对被禁止，以及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假如还有活下来的机构的话)兼职，政府有关部门坚定地表示：如触碰底线坚决依规处罚绝不手软等等举措。
这样一来，家长们面对分流，面对自己的孩子上不了高中的严峻形势，不仅继续焦虑，而且愈来愈焦虑。
“分流”加“双减”，对家长、学生们来说，说成是雪上加霜显然不妥，有对“创新政策”大不敬之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着想的，“双减”、“分流”新政应该是代表了他们的长远、根本利益的。
只是，远虑就算可以暂时不考虑，但近忧谁人能解呢？这样匆忙地出台“创新举措”，跃进式、放卫星式地搞“分流”，只怕不仅事与愿违，还会损害教育公平。
高等职业教育不入“流”，怎么办？
纵观恢复高考以来的这四十多年高校变化历程，不难发现，所有的一、二本工科院校都改成了“大学”，在大学的前面虽然也冠有“理工”、“科技”、“电子”、“石油”、“邮电”、“交通”、“林业”等等字样，似乎只是工科学院的升级，其实不然，成了“大学”之后，除了原有工科专业之外，理科、人文、社科、艺术，应有尽有，与综合大学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综合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长满全国。只好委屈民办和原来由老中专升成专科的院校入列职业高等院校了。最近也有人呼吁把三本院校变成职业高校。总之，弱势高校就可能成为职业高校的备选。
现有的公办职业学院大都是八九十年代的部属、省属中专学校升格变身而来。原有的公办“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都变成了今天的“综合”大学。虽然它们在“大学”字样前都有一个定语，比如“科技”、比如“理工”等等。
这类大学在德国那就是职业大学(德国叫应用技术型大学)。不知道在德国每年三分之二的中学生会分流到职业高中，与可以报考一流的职业大学有什么关系？
倘若迎接职高毕业生的也有原来叫某某工学院、某某工程学院，现在叫某某理工大学、某某科技大学，而不是只有由中专和三本升格来的职业大学的话，也许职高会像名普高一样，报考者趋之若鹜，当然也就用不着一纸文件“强行”对初中毕业生进行分流了。
也许工科院校都应该归类为应用技术型职业大学，这本是理所当然顺其自然的事。非常遗憾，我国的几乎所有的所谓“一本”、“二本”工科院校，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弄成了实际上的综合大学。
看看今年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就知道了，一不小心，你的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语学院、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前工科院校发出的。如此这般的话，职业高中长期成为“差生”学校的代名词便不足为怪了。
一句“家长要转变观念”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一句“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话虽正确，同样说明不了问题的。应该追问一句：家长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观念从何而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根源在哪里？
多少官员愿意自己的孩子分流到职高？
对照一下德国的高等职业学校，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种高等职业教育格局本身就等于是向全社会昭示：职业高等教育是次一等(甚或次几等)的高等教育，接受职业高等教育是差生的选择。以此类推：初中毕业读职业高中是差生的必由之路。
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恐怕不会不知道，如此格局的高等职业教育会给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及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这种简单、匆忙，一刀切似的“分流”又会给教育的改革、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什么？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制造业举世闻名，这得益于德国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而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为人们称道，是因为德国中学生的分流，不是一流二流三流的“流”，而是个性发展、职业理想的分流。
德国的综合(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与职业大学相比是比较少的。选择分流到文理高中，再到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大都是有做学问，做研究，做学者的理想的中学生。何况进了大学后淘汰率依然很高。做学问，当学者毕竟不是多数人所为之事。
再有，德国的蓝领与白领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是全世界最小的。换句话说，德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小的，我在德国目睹了干干净净的清洁车、垃圾运送车，环卫工人基本上都在职业学校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其收入和福利甚至好过许多白领工作者。
至于他们的制造业，普通工人至少接受过很好的职业学校、技术学校的教育，高级蓝领大都毕业于一流的职业院校。我国不少留学德国的工科生，所就读的其实就是德国的“职业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
在德国，政府部门，甚至市、州官员的孩子，财团老板的孩子就读职业高中、职业大学的大有人在，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成绩这么差，读职高吧”之类的原因才选择分流到职高的。
我们身边，我们社会，放眼看去，职业平等、劳动平等、劳动光荣的口号标语早已写在横幅上，挂满宣传专栏上了，但要植根于内心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凡“有点儿办法”的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学习如何，大概率是不情愿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职业高中的。
正因为职业教育文化的匮乏，劳动、职业“鄙视链”的真实、普遍的存在，再加上薪资待遇的原因，职业高中很难吸引优秀的人来做教师(千万别误会，并非说职校教师都不优秀，而是说，越来越对优秀的人才缺乏吸引力)。长此以往，“差”校、“差”师、“差”生恶性循环在所难免。
试问：政府官员有几个人愿意自己孩子现阶段分流到职业高中的——哪怕他(她)的确动手能力强过读书能力，适合做技术工人？
由于德国社会是真的少有职业歧视现象，从政府官员到大众，从家庭到社会，对于劳动本身，对于职业选择不存在等级高下的观念(从政府人员自身做起——这一点至关重要)。
可以说，在德国，从小学四年级毕业就开始的中学分流(大概到高中一共有三次分流)，是建立在优良的职业教育文化土壤之上的分流(就主流而言，并非是完美无瑕)。
我国蓝领工人与白领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尤其是高级蓝领的收入的确不错，但高级蓝领所占比例实在太小。总体看，两者不管是从收入、实际待遇，还是社会地位看，差距依然较大，职业“鄙视链”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甚至是自上而下地存在。我们可以不承认，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强制分流，胜算几何？
个人以为：“分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既包括教育文化的培育与改良，也包括政府和高校的正确示导。
就初中学生的毕业“分流”而言，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取决于高等学校的类型定位，确保真正优质的应用技术型职业高校的应有比例。从这个意义上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好坏决定着中学生“分流”是否具有内在动力。
所以，如果没有勇气对包括一、二本在内的大学类型定位，中学的“强制”“分流”难有胜算。借鉴别国的教育分流，不能只借外套，更重要的是借鉴别人是怎样从根基上做强做大职业教育强壮体魄的。
也只有把职业教育不仅看成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还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个人生命质量及家庭幸福的要素，方可避免欲速则不达，损伤教育公平，跳出职业教育低端循环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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