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分流”,为何让亿万家长焦虑?
2021/8/16 20:03:18 思想潮

作者 | 谷雨天(成都退休中学教师)原创出品 | 思想潮
去年早些时候,在与一些中学老师、家长及学生的接触当中,听到了初中中考“分流”一说。谈及此,无不显露出担心、忧虑,甚至焦躁不安的情绪。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就先后出台了“分流”的政策和措施。
本来“双减”新政也好,初中毕业的“分流”也罢,初衷都是为了缓解目前流行病一样的教育焦虑,从而有利于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但是,从天而降般神速的“双减”与“分流”,果真能如愿以偿吗?

“分流”在即,谁能不焦虑?
中学分流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早已形成传统,并非稀罕之事。德国的中学分不同种类:其中文理中学(Gymnasium)是针对考大学所开设的中学。
十年级之后再次分流,多数人(蓝领白领家庭的孩子都不少)会自愿去读各种技术学校。由于打通了教育上升的各种通道,已经形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类定型及有机融合,分类不是分裂,定型并非固化。所以显得自然而然。
在我们这里,被称作教育创新,或者“下一盘教育的大棋”。这也难怪,在德国是传统,是稀松平常的教育双轨制度,在我们这里,的确是从来未有的创举。

但是,陡然一下,希望多数初中毕业生去读职业高中,将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压缩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有些地方甚至更少),的确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惶恐和焦虑,家长们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孩子能考上高中寻找对策,不如找校外辅导培训。
谁曾想,接踵而至的“双减”政策带来的校外培训机构被“扫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绝对被禁止,以及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假如还有活下来的机构的话)兼职,政府有关部门坚定地表示:如触碰底线坚决依规处罚绝不手软等等举措。
这样一来,家长们面对分流,面对自己的孩子上不了高中的严峻形势,不仅继续焦虑,而且愈来愈焦虑。
“分流”加“双减”,对家长、学生们来说,说成是雪上加霜显然不妥,有对“创新政策”大不敬之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着想的,“双减”、“分流”新政应该是代表了他们的长远、根本利益的。
只是,远虑就算可以暂时不考虑,但近忧谁人能解呢?这样匆忙地出台“创新举措”,跃进式、放卫星式地搞“分流”,只怕不仅事与愿违,还会损害教育公平。

高等职业教育不入“流”,怎么办?
纵观恢复高考以来的这四十多年高校变化历程,不难发现,所有的一、二本工科院校都改成了“大学”,在大学的前面虽然也冠有“理工”、“科技”、“电子”、“石油”、“邮电”、“交通”、“林业”等等字样,似乎只是工科学院的升级,其实不然,成了“大学”之后,除了原有工科专业之外,理科、人文、社科、艺术,应有尽有,与综合大学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综合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长满全国。只好委屈民办和原来由老中专升成专科的院校入列职业高等院校了。最近也有人呼吁把三本院校变成职业高校。总之,弱势高校就可能成为职业高校的备选。
现有的公办职业学院大都是八九十年代的部属、省属中专学校升格变身而来。原有的公办“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都变成了今天的“综合”大学。虽然它们在“大学”字样前都有一个定语,比如“科技”、比如“理工”等等。
这类大学在德国那就是职业大学(德国叫应用技术型大学)。不知道在德国每年三分之二的中学生会分流到职业高中,与可以报考一流的职业大学有什么关系?
倘若迎接职高毕业生的也有原来叫某某工学院、某某工程学院,现在叫某某理工大学、某某科技大学,而不是只有由中专和三本升格来的职业大学的话,也许职高会像名普高一样,报考者趋之若鹜,当然也就用不着一纸文件“强行”对初中毕业生进行分流了。
也许工科院校都应该归类为应用技术型职业大学,这本是理所当然顺其自然的事。非常遗憾,我国的几乎所有的所谓“一本”、“二本”工科院校,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弄成了实际上的综合大学。
看看今年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就知道了,一不小心,你的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语学院、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前工科院校发出的。如此这般的话,职业高中长期成为“差生”学校的代名词便不足为怪了。
一句“家长要转变观念”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一句“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话虽正确,同样说明不了问题的。应该追问一句:家长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观念从何而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根源在哪里?

多少官员愿意自己的孩子分流到职高?
对照一下德国的高等职业学校,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种高等职业教育格局本身就等于是向全社会昭示:职业高等教育是次一等(甚或次几等)的高等教育,接受职业高等教育是差生的选择。以此类推:初中毕业读职业高中是差生的必由之路。
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恐怕不会不知道,如此格局的高等职业教育会给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及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这种简单、匆忙,一刀切似的“分流”又会给教育的改革、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什么?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制造业举世闻名,这得益于德国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而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为人们称道,是因为德国中学生的分流,不是一流二流三流的“流”,而是个性发展、职业理想的分流。

德国的综合(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与职业大学相比是比较少的。选择分流到文理高中,再到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大都是有做学问,做研究,做学者的理想的中学生。何况进了大学后淘汰率依然很高。做学问,当学者毕竟不是多数人所为之事。
再有,德国的蓝领与白领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是全世界最小的。换句话说,德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小的,我在德国目睹了干干净净的清洁车、垃圾运送车,环卫工人基本上都在职业学校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其收入和福利甚至好过许多白领工作者。
至于他们的制造业,普通工人至少接受过很好的职业学校、技术学校的教育,高级蓝领大都毕业于一流的职业院校。我国不少留学德国的工科生,所就读的其实就是德国的“职业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
在德国,政府部门,甚至市、州官员的孩子,财团老板的孩子就读职业高中、职业大学的大有人在,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成绩这么差,读职高吧”之类的原因才选择分流到职高的。
我们身边,我们社会,放眼看去,职业平等、劳动平等、劳动光荣的口号标语早已写在横幅上,挂满宣传专栏上了,但要植根于内心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凡“有点儿办法”的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学习如何,大概率是不情愿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职业高中的。
正因为职业教育文化的匮乏,劳动、职业“鄙视链”的真实、普遍的存在,再加上薪资待遇的原因,职业高中很难吸引优秀的人来做教师(千万别误会,并非说职校教师都不优秀,而是说,越来越对优秀的人才缺乏吸引力)。长此以往,“差”校、“差”师、“差”生恶性循环在所难免。
试问:政府官员有几个人愿意自己孩子现阶段分流到职业高中的——哪怕他(她)的确动手能力强过读书能力,适合做技术工人?
由于德国社会是真的少有职业歧视现象,从政府官员到大众,从家庭到社会,对于劳动本身,对于职业选择不存在等级高下的观念(从政府人员自身做起——这一点至关重要)。
可以说,在德国,从小学四年级毕业就开始的中学分流(大概到高中一共有三次分流),是建立在优良的职业教育文化土壤之上的分流(就主流而言,并非是完美无瑕)。
我国蓝领工人与白领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尤其是高级蓝领的收入的确不错,但高级蓝领所占比例实在太小。总体看,两者不管是从收入、实际待遇,还是社会地位看,差距依然较大,职业“鄙视链”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甚至是自上而下地存在。我们可以不承认,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强制分流,胜算几何?
个人以为:“分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既包括教育文化的培育与改良,也包括政府和高校的正确示导。
就初中学生的毕业“分流”而言,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取决于高等学校的类型定位,确保真正优质的应用技术型职业高校的应有比例。从这个意义上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好坏决定着中学生“分流”是否具有内在动力。
所以,如果没有勇气对包括一、二本在内的大学类型定位,中学的“强制”“分流”难有胜算。借鉴别国的教育分流,不能只借外套,更重要的是借鉴别人是怎样从根基上做强做大职业教育强壮体魄的。
也只有把职业教育不仅看成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还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个人生命质量及家庭幸福的要素,方可避免欲速则不达,损伤教育公平,跳出职业教育低端循环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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