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逆袭北京 成中国第三个社会主义样板高地
2021/3/16 16:56:22 时代论评
近些年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回归，尤其是随着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开放时承诺的“共同富裕”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官方的政治文件当中，成为中国新时代越来越重要的施政内容。
早在今年1月，北京在其十四五规划草案中提出“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期抢占如今在国家日益占据话语中心的“社会主义高地”。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倘若真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其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备受关注的国家“十四五”规划近日公布，人们却大跌眼镜地发现，北京居然落选，而浙江则成功逆袭，荣登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高地，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中央划定的第三个社会主义样板高地。
中国十四五规划里提出，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众所周知，深圳和浦东都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深圳自1980年以来是在邓小平的一手推动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高地，如今短短40年，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市，GDP总量已经超越香港，2019年深圳再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样板高地。
而同样是在邓小平推动下，1990年开始起步的上海浦东新区，也是从黄浦江边的农村荒地崛起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在2020年又获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名号，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样板高地。
而今年被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第三个样板高地——浙江，却一直以来既没有深圳那般独特优渥的特区地位，也没有上海那样底子雄厚的经济基础，反而地理格局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先天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曾因为缺少中央资源的支持，而缺少大规模的重工业国有企业。当地政府只能鼓励老百姓们发展中小民营经济，浙江成为民营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省份。
可如今，这个民营经济大省却出其不意地赢了北京，被拔高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在中国具有极高的政治意涵，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内核，而且也日益成为支配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指挥棒，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色，意义重大，谁能占有这个“名位”，日后可以说便“执牛耳”了。按理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如果北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其意义不可低估，但若对比浙江与北京、上海、江苏等其他省市，不难发现浙江有特殊的优势。
浙江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但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更为发达，近几年一直占GDP比重达65%，而且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到60%以上，相比于北京、上海以大型企业为主、民营经济占比在50%左右的经济结构，浙江省民营经济更为活跃，更容易藏富于民。而北京这些年在环境污染治理、疏解城市人口的政策导向下，大规模地向外疏散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冲击也十分明显。
其次，与北京、上海相比，浙江的城乡差距更低，区域发展也十分均衡。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连续20多年居于各省区首位，仅次于上海、北京。而相比于是大城市的北京、上海，有大量农村地带的浙江省的城乡差距却远远小于北京、上海。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是全国最低水平。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发展却十分均衡，除了丽水市之外都高于全国人均GDP发展水平。而北京、上海、深圳，很长时期都笼罩着贫富分化的阴影，高企的房价和底层普通打工人的艰苦挣扎，距离共同富裕的理想相差太远。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正是以北京贫富悬殊为背景。
在政治背景方面，北京虽然作为首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浙江也拥有特殊政治意义。浙江嘉兴南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地，承载着“红船精神”，在国家近年来反复号召“不忘初心”和中共建党百年的背景下极富政治意义。
总而言之，尽管没有北京那般独特、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在中国高举社会主义价值，优先解决社会发展不公平，落实共同富裕承诺之际，作为中共一大召开地、贫富分化相对较小、深具均衡发展特点的浙江，这次被列为社会主义第三个政治高地，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可以看出中央对浙江寄予厚望，浙江今后发展必然会获得更多国家政策的倾斜。
当然，相较于早就先行一步的深圳、上海浦东，浙江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还面临相当艰巨的挑战，可以说道阻且长。毕竟，自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有一个地区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的尝试能否成功，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却深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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