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学者：郑永年
2015/4/7 中国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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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学者：郑永年
作者：张峰铭 编辑：中国好学者
郑永年，浙江余姚人，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这位在新加坡任教的中国学者，1981年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之前，一直在浙江余姚乡下生活。从农村出来的他，对中国的变革充满了浓厚兴趣。无论是在北大、在普林斯顿、在哈佛、在诺丁汉、在新加坡，“如何理解中国”一直都是郑永年苦苦思索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他对中国内部变革及外部崛起独到、深刻的研究和解读，不论是对政界还是公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是其真正的学术贡献所在。
治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郑永年的研究有着治学态度和方法上的自觉性，可以概括为理性主义态度和实证研究方法。他认为，当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感化的解读，这对解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对此他提出他的研究立场是理性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p21)
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经验研究要先于价值判断，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只有搞清楚中国“是怎样”，其根源是什么，才能进一步考虑中国“应当怎样”，这就需要大量的实证考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理论成果；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心太急，只考虑中国“应当怎样”而无视中国“是怎样”，往往只能提出一些乌托邦式的空想。“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控制。”(《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P186)
就解释中国而言，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和学习。
中国改革三步走
郑永年对中国改革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现行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需求，中国社会面临失序的风险，如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有效深化改革。而改革最根本最要紧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首先考察中国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及背后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规划中国改革的宏观设计和具体策略。
在宏观设计层面，郑永年提认为中国应走分解式渐进改革道路，提出著名的“中国改革三步走”构想。他指出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从历史来看，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的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的渐进改革。相较于前者，后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根本优越性在于，“人类没有能力来一步到位设计并建成一个完美的制度。这样的目标远远超越出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人们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中的理性，但这种理性也是渐进的。或者说，尽管人类的理性很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渐进演变的结果。渐进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理性。”(《中国改革三步走，P10》)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理想的改革次序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创造其他改革的物质基础，社会改革纠正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为政治民主化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化改革不能冒进，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中国很有可能陷入“低度民主陷阱”。最有效的方式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另外，分解式改革并不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只能进行一类改革，而是说“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把一种改革定为主体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只不过是辅助性的。”(《中国改革三步走，P12》)
那么当前的中国改革应向何处去？郑永年认为，社会改革是中国当下最紧迫的任务。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边界缺失、社会改革停滞等因素，中国社会已经面临失序的风险，中国必须开启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全方位深化改革，而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确立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边界，实现三个领域的互动平衡。“边界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就会混淆不清，在政策层面就会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边界，各个领域内部改什么、如何改革等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同时也比较容易理解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p40)在此基础上，他围绕如何使中国避免“低度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强政府、强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构想。
当前改革目标确立后，还必须寻找一种最有效的改革策略，克服一系列巨大既得利益阻扰，将改革进行下去。对此，郑永年提出了一种以制度创新促制度改革的思路。他总结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用利益逻辑把以往改革中“先易后难”这一经验现象转化为一个简单的论题：通过培养新利益来解决既得利益，或通过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改革的问题。“要改革，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在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过程中或之后，再克服“难”，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来平衡老利益，从而推进改革。”(《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p92)
如何培植新利益？关键在于体制创新。体制创新能够有效绕过既得利益的阻碍，在现行体制之外培植新的利益集团。郑永年详尽考察了中外各类制度创新经验，从顶层设计、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各个角度规划了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思路，以此推进中国改革。他还指出制度创新并不是不切中国实际引入一些外来的制度，关键是要能符合中国的国情，有效达到制度设计所设立的目标。
中国崛起应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崛起是郑永年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郑永年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是现实主义的，他摒弃对国际关系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解读，而是从利益逻辑角度分析国家间的行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对现行世界秩序产生深刻影响，而世界秩序的核心就是大国关系，在当代就是中美关系，所以中美关系就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现行世界秩序中处在什么位置？可以做些什么？在《中国崛起必须思考的十二个重大问题》中，郑永年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主导的次国际秩序解体，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内部多元主义”。中国已经加入加入这个秩序，并且已经是该秩序的巨大既得利益者，这意味着中国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另成体系，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内部进行改革。具体而言，有三件事中国必须做：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晚上爬；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无法忽视美国的存在。如前文所述，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郑永年认为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至少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P22)
实现中美关系的最低目标关键是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P107)这要求中美之间都理性、现实的看待双方的存在和冲突。为了平衡中国崛起，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其“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必须进行相应的反制和再平衡，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利益：首先，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防止苏联的悲剧发生；第二，中国需要根据原定的和平崛起路线，继续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商，迫使美国也回到经济竞争的轨道上来；第三，中国需要“走出去”，在亚洲之外开辟新的领域，获得更大的空间和平台，迫使美国对中国采取合作的态度。
而要实现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努力建设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这首先“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共识”。中国一方面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好适度考量美国的利益，承担起符合自身大国地位的国际责任。中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同时和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类问题，“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管，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P27)
结语
郑永年的一系列观点激起了巨大的争议，由于其对意识形态思维的抵触，甚至同时遭到左右两方的攻击。但他总是能够置身于风暴中心而岿然不动，他坚信每个人都有批评的自由，因而对一切批评都持开放包容态度。他曾说，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这体现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感。我们期待更多像郑永年这样的中国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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