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樊和平：西方学界刮什么风，中国学界就下什么雨
2015/8/17 中国好学者
樊和平：繁荣与浮躁的时代，给思想留下孤独的机会
哲学社会科学正迎来一个繁荣的时代，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投入这么多的经费，仅全国重大招标项目每年就有几批，学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那么大的机会。但是，任何一个清醒的学者都不会否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正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有深厚根基的学术与思想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稀缺，大师的“分子”也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浩大的学术队伍的“分母”不成比例，学术垃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堆积。
繁荣与浮躁并存，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深深忧患。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也很深刻。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然而“贞观之治”之后，整个大唐居然难以找到几个思想和学问大家，繁荣的仅是诗词格律，绘画歌舞，思想贫困到最后竞要借助唐玄妆西天取经，请外来的佛教坐上中国意识形态的宝座，于是接踵而至的是宋元明清短暂辉煌之后封建社会一发而不收的下坡路。思想和学问大师的批量涌现，历史上从来都是下一个辉煌文明的晨曦。繁荣可以创造思想与学问的高峰，而浮躁却是幻觉中高峰的海市蜃楼。在繁荣与浮躁之间，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只在于一道沟壑万丈的“一线天”：守住它，头顶是无限风光；一失足，便是无底深渊。守住守不住，全赖一个学者、一个社会的学术定力——积行修炼的学术禅定能力。
能否守住？历史正在演绎，当然无可奉告。不过，反顾历史，“一戒”当可惕励：繁荣与浮躁的时代，必须给思想留下孤独的机会。
当今之世，人们处于史无前例的信息包围之中，信息在像空气一样为人们恣意摄取的同时，于不知不觉之间占满和俘虏了人们的心智空间，戏剧般地上演了一出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所思辨的那种“主奴倒置”：人们从信息的主人，不幸沦为信息的奴隶。同样，因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迎来虽不能说绝好但却是空前的机遇之中：课题的机遇、演讲的机遇、对现实问题咨询和发表意见的机遇。拥抱机遇，不少“专家”华丽变身为“转家”。“奴隶”与“转家”，也许都富有得令人羡慕，然而却失去一种机会：思想孤独的机会。久而久之，积弱成疾，便失去一种能力：思想孤独的能力。现代人普遍患有孤独恐惧症，所谓“孤独至死”，意味着对恐惧的恐惧。
然而对学者来说，这种恐惧本身才最恐惧，因为，孤独，从来都是思想创造的摇篮，至少，是学问制作的助产婆。对真正的学者来，不会孤独，意味着永远的孤独，因为可能永远创造不出有创造力的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作品。历史上，虽不是所有，至少很多大师都患有“孤独癖”，最典型的莫过尼采。马克思在图书馆的座位上踩出脚印，虽可能是一个美丽而善意的学术谎言，但却是禅定孤独的文学表达。心理学已经证明了孤独感与创造力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学术史也给它以无声的证明和支持。当今之世，在繁荣的时代，喧闹的社会，学会孤独，忍耐孤独，享受孤独，可能是思想创造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气质要素和品质构造。一个时代，一个学者，最可悲的，是彻底丧失孤独的机会和能力，因为它意味着喧闹对思想内存的掠夺和心智空间的挤压，很可能，它预示着一种真正的创造力的终结。
以上虚言用于个人与社会的学术发展战略，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前沿与热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一种趋向，人文社会科学进行面向应用研究和问题研究的转向，在人文科学领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这种趋向在中国学界也开始形成。的确，移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人文科学进行应用研究，是一种国际趋势，但是，时尚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就像热点不一定是前沿一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特别警惕对西方学术势向的盲目跟风，以免走进西方学术已经走进的误区。作为一种全局性的学术导向，人文科学面向应用研究的转向，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失误。
以我所从事的伦理学研究为例。当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伦理学研究的走向到底如何？面对西方潮流，中国伦理学研究到底该须做出怎样的战略反映？2010年，我在英国国王学院做访问教授，在此期间和一位同事一道，对大英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的所有伦理学藏书做了一次完整的检索，试图通过藏书发现和描述伦理学发展的轨迹。结果令我们惊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国学术有一种转向，这就是由经院化的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问题研究转向，甚至英国政府以国家名义发文件，要求人文科学移植社会科学的方法。进入世纪之交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由于高校经费紧张等原因，大学和学者到社会、到企业寻找课题。结果，学术发展的轨迹发生重要改变。高远的理论研究逐渐让位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2010年，问题研究、应用研究的著作越来越多，理论研究特别是宏大理论研究的藏书越来越少，学术积累越来越稀薄，特别是到本世纪。
大英图书馆作为世界最具代表性图书馆的地位世人尽知。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的代表性可从两个数据中表现：它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在2008年的泰唔士报排名中，该校居世界著名大学的第22位，其哲学学科在英国处于前3位；国王学院图书馆原为英国皇家档案馆，藏书非常丰富。两个图书馆检索和分析得出以下两个信息和研究假设：第一，伦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很大发展，藏书量远比其他学科发展迅速，与哲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它已经成为“显学”。第二，伦理学研究的轨迹发生重大变化。1900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藏书中所体现的西方伦理学的论题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如全球伦理或全球化时代的伦理、道德心理学、法伦理，问题研究与应用研究占同时期所有伦理学藏书的大多数，相反，关于伦理学基本理论、伦理学经典和伦理史的研究，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它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学问、思想的追求、宏大而高远的学术旨趣，逐渐被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所取代，学者的触角逐渐从理论创造、知识建构，转向对具体现实问题的解释与解决，基本理论研究为应用研究所取代，问题研究或应用研究成为21世纪的绝对主流。
以上检索信息和研究假设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伦理学研究在“面向”现实的同时，到底“背向”了什么？我们的解释是： “面向”热点，“背向”了前沿!
无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应用研究，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非常直观和明显地发现，学问的积累、知识的传承、宏大体系的形成，无重大建树。支持这一立论的例证是：21世纪再也难以找到像20、19世纪的重大学术著作，更不用说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经典”已经风光不再，也可能后继无人。通过检索研究，我的结论是：西方学术至少在伦理学领域一个断裂带已经形成，我们应该站在这个断开带上制定自己的学术发展战略，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向全世界宣布：在世界的断裂带上，我们来了!所以，我提醒，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避免步西方后尘，走进西方受式断涯。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还有另一个难题，如何处理理论和实际、思想和现实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对理论工作者来说上一个永远的话题。有句套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面向真实问题的研究，才能使理论工作者及其研究青春“常青”。但是，必须防止两种偏向。其一，将“理论联系实际”翻转为“实际联系理论”，用某些缺乏创新的教条式的理论简单附会现实问题，似乎给现实问题以某种理论解释，实际什么也解释不了。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性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理想性和批判性，因而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张力甚至乐观的紧张，不仅要思想符合现实，而且也要“现实符合思想”。理论研究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要创造现实，为现实提供超前的、富有批判精神的、负责任而又体现理想信念的思想和理论，否则如果思想和理论一味追逐现实，缺乏批判性和理想性，那就是媚俗，就是祛魅，同样是一种失职和渎职。理论工作者必须走近真实的生活才有生命力，但如果思想理论与现实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那在相当程度上只能说缺乏境界和高度，最终流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悲局。
我的体会是，“顶天立地”，即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尖端的理论研究的结合，是学者个人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重要战略。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那些国家民族发展中的前沿问题和基本问题，在对它们独立的理论思考和理性研究中推进学者的成长和发展。
变革时期，中国社会遭遇很多很多课题，但一个优秀的学者，如何不纠缠于一些具体问题，而是从中发现那些关涉国家民族发展的具有未来意义的前沿性和基础性的课题，这是对眼光和素质的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历练。理由很简单，如果纠缠于一些具体问题，只是为某个阶段的突出问题所吸引，那么或者与管理工作者的职责发生错位，要么追逐学术时尚，很难有建树。在中国学术史上，老庄应该比孔孟更有学问，当孔子从事那些“少也贱”的杂务时，老子已是国家图书馆馆员了，但为什么是儒家而不是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重要原因之一是：儒家发现并致力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即建构体现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按照思想文化规律实现大一统或建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孔子成为千古圣人对我们有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只有发现并致力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那些基本问题，才能做出大学问，真学问。在基本问题之外，还有前沿问题。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往往容易混淆，但一个事实是：前沿之为前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短期内“热”不起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研究，基本都是前沿问题研究，而不是热点，不少科学家长期坐冷板凳，以至获奖后世人不知是谁。
与之相关的还有文风问题。文风其实不只是一种写作风格，而是一种治学境界。学者的学术成长有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一是杂家，什么都学但无专攻，难有所成；二是专家，有专攻有专长，但“知音”有限；三是大家。我曾给“专家”和“大家”下过一个大白话式的定义：“专家”就是用众人都不懂的话讲出众人都不懂的道理；“大家”就是用众人都懂的话讲出众人都不懂的道理。“大家”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出神入化、绚烂之极归于平坦的境界。现在无论社会还是学术界，“专家情结”太重，患专家依赖症，学者往往也以“专家”自居，以“专家”为荣，于是写出那些除同行之外谁都看不懂的文章。其实，专家之为专家，就是因为有局限，专家是一种片面，只是片面得深刻，才成为专家。所以，学者必须有境界感，至少知道在“专家”之外，还有一种境界，这就是“大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在世界文明史上，高速发展期往往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思想文化比较浮躁，稀有沉淀。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已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西方”，应该说这不能说是“开放”。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导致很多学术弊端，所谓“欧风美雨”，西方学界刮什么风，中国学界就下什么雨。似乎试图用西方药治中国病，甚至西方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结果当然是吃错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中国病”或“中国问题”是什么，这本身就是理论研究缺乏创新力的表现，必须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通过独立的理论研究探讨和解决这些前沿性的问题。
作者 东南大学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樊和平
(来源：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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