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理论思维的三个要求
2015/9/2 中国好学者
李德顺：理论思维的三个要求
把理论研究的目标要求凝炼以下三句话：一是要善于“把事情看清楚”(目的是消除观察认识的盲点)，二是要“把问题想透彻”(强调追究未明之处)，三是要“把道理讲明白”(主张在对话中贯彻思想)……这三句话，实际上是我国著名哲学家肖前教授八十大寿的时候，别人总结他一生治学的特点和成就概括出来。肖前教授曾是中国哲学界的“NO 1”。他治学的特点就是上述这三句话。这三句话看起来挺平淡、简单，但是真正能做到，而且力求一以贯之的却非常不易。
我们当时的体会就是，做学问的人要能够把学问做出自己的成果来，这三条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做学问，一辈子都是在说别人的，说现成的，介绍、翻译、搬用大家、大师经典作品当中的，前人的那些现成的东西。这种做学问，在哲学界，冯友兰说叫“哲学史家”，不是“哲学家”。哲学史家是研究哲学史上的思想成果，是研究别人特别是前人。当然这对于做学问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不了解哲学史就可能真懂哲学。但冯友兰很谦虚，他说，我只是个哲学史家，不是哲学家。这个影响很大。现在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如汤一介教授等人，总是强调自己是哲学史家，还不是哲学家。原因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说的主要是别人的、前人的东西。而像肖前这样的学者，就被认为是当代哲学家，因为他讲的东西，虽然也有出处，却不是专对某个人、哪本书、哪家学派和学说的考察或评析，而是面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历史，用来回答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提供自己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以供和决策参考，为现实的人生和实践服务。这样的人就被叫作哲学家。
那么怎么成为哲学家呢？大家概括出来，首先就是这三条要求。
(一)“把事情看清楚”
不管什么学问，当然都要关心现实、关心人、关心实践。在关心的时候，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思想家，第一步还是要做到“把对象看清楚”。具体说就是，你要说什么东西、研究什么东西，要先把那个东西本身看清楚。这一点恰恰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或者不注意做的。现在的现状就是，事情不清楚，可是看法特别多、观点特别多、感想特别多，看到一点点表面的或者局部的、片面的现象就大发议论。论点多、论据少，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对于一个思想者、社会观察者、思考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事情没看明白就急于下结论、做判断。
法律上，特别是审案子的时候，特别讲究事实要清楚，证据要充分。在证据搜集齐全之前、证据完备之前，不要下判断。这是一种基本的、应有的、可靠的科学态度，也是一种素养。但是对于学者，对于理论界来讲，这个素养作为一个起点来讲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有些事情本身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要看清楚它，要花功夫，要细心而且要耐心，要有客观的立场和尊重事实的那种谦恭的态度，还要有认真细致的观察过程，要调查研究。所以，做到这一点，在哲学上讲，即要分清实然和应然。在实然的理解和把握上要消除盲点。对实然不清楚，盲点很多，而应然讲很多，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些无效的理论。但事实上，这样无效的东西非常多，我们现在看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每天的学术成果都很多，但绝大多数成果，看的时候让人郁闷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被他说的那个东西本身是怎么回事儿他不交待，不告诉你何以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他自己不交待、不论证，只在那儿讲他看到了什么，他认为应该怎么样说很多，这就是对事情看没看清楚，至少在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里边，别人看不清楚被他说的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
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时候打着科学的、道义的旗号描述的很多东西就有这个毛病。前些年，大家都知道，之所以闹出flg那么大的事儿，就是因为在flg闹出来之前，我们有十来年的时间对特异功能到底怎么看扯不清。一开始闹这个事儿的时候，是胡耀邦主政，他提出三点意见“不宣传、不批判、要研究”。但事实上，有一帮人在那儿使劲儿宣传、也有一帮人在那儿使劲儿批判，就是没有人在研究。比如耳朵到底能不能认字，用意念到底能不能移动物体，像这样一些东西，到现在为止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科学研究结论。但是它的政治结论、经济效益、文化宣传那些东西已经把人弄得昏天黑地的了。当时我说过一句话“科学家到场，不等于科学到位”。这地方需要科学研究，而且两派人里头都有科学家，支持特异功能的、耳朵认字儿的那个，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站在这一边，反对这个的像于光远、何祚庥那些人也在这里边，何祚庥是高能物理学家，同时，还有其他国内很重要的科学家分化成两个阵营。它们都到场了，但是在这里科学并没有到位。
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用真实的材料加以理性的分析，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科学判断来。在科学研究对这个东西做出判断之前，其他人先不要乱说。胡耀邦说的“不宣传、不批判、要研究”，就这个“要研究”不落实，那两条都是反的，既宣传又批判，你在那批判他在那宣传，结果把一个事情搞得越来越乱，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纠纷，使这事情本身到现在还不清楚。
我那时候急着看这些科学家们用什么办法测试，怎么搞实验，实验结果怎么样，我就发现首先找不到一个负责的单位和负责的学术团体来管这个事儿。今天你有兴趣了说两句，明天他有兴趣了说两句，没有人认真的研究这种现象。所以，对一件事情本身没看清楚就急于下判断会存在很大盲点。其实我发现，像美国，他们也有人在认真的研究这个东西，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结论。原来苏联的科学情报机关，也有人在认真研究，但是在他们的社会上没有形成热潮。这种现象是很引人注目的，怎么解释它要有科学根据来说明。这个工作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爱好来对他进行判断和议论，这就叫做“事情没看清楚”。
因为把事情看清楚太难了。也就是因为难，所以我主张在没看清楚之前，个人自己的判断和爱好不要强加于人，大家都留有余地。我是替胡耀邦说话的，因为flg事件出来了以后，于光远和何祚庥那帮人就批胡耀邦，说胡耀邦是错误的，“早就该批他还不让批”。我说，胡耀邦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我当着何祚庥的面说“你虽然是物理学家，但是你没有研究这个东西，这是不是高能物理问题，耳朵认字、意念移动物体是高能物理问题，是化学问题，是心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们科学界，先不问已经弄明白没有，有谁在负责任地的研究这个东西？没有。你在这儿批判，钱学森在那儿肯定，你让老百姓、外行的人怎么说，怎么把握？现在最后就成了谁有权谁声音大谁说了算，没有科学和真理，事实就是不清楚。事实不清楚的时候大家耐心点儿行不行？支持、等待拿出真相来，拿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别忙着炒作它，不管是批它还是捧它。美国和苏联都是这么干的，就中国人爱闹腾这些玩意。这属于瞎闹腾，不肯下功夫，科学研究哪有那么简单。想当然的看个大概就可以做结论？我们就是太急功近利。有的人就看到好处了，就使劲宣传，有的人看到坏处了，就使劲反对。用价值判断、用应然的追求代替了事实描述，代替了实然的把握。没有实然作为前提，有很多东西都是乱说。凡事都是想当然，作为学者来讲，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学风。事情不看清楚就急于做判断、下结论，就不能叫做“把事情看清楚”。
肖前老师有一句话，我们印象很很深。他批评“左”的时候，因为人民大学有个副校长叫邹鲁风，59年、60年的时候，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四季青人民公社做调查研究。他们那个调查研究报告里面就揭露了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化的弊病，因此他们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挨批判。找谁批判呢？当时人民大学就逼着肖前去批判他。肖前就说，我又没有参加调查研究我怎么批人家啊？但最后逼着他非得去，后来肖前就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现在是“有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的没有不发言权”。当时毛主席不是说“没有调查研究的就没有发言权”吗？而现实的情况就是，有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的没有不发言权。不做调查研究连不发言的权利都没有，还非得发言，这很明显是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为什么后来邓小平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呢？从党风、政风上来讲，尊重事实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在所有的时刻，越是在重要的事情上，它越是检验我们，这是一种起码的科学精神。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说你看到的、你了解到的。对于你没有看到的，没有验证的，不了解的东西，不要妄加推断和轻率下结论。
(二)“把问题想透彻”
第二条就是“把问题想透彻”。把事情看清楚，能够完整、清晰地了解事情的面貌和过程，这只是一个基础，一个开端，并不是结果。理论研究、哲学思考的重点在于提出和回答问题。“事情已然如此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包括事情发展本身面临的问题，事情发展出现了什么矛盾，遇到了什么困难，或引起了什么冲突；还有就是我们在理解、判断和思考它的时候产生了什么困惑，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被你说的那个事情本身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什么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它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抓住，把问题想透，这是做思想、学术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之所在。光把对象看清楚，这是任何人，特别是任何当事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在理论工作者、思想家、专家、学者这个高度上，这就是从实然进入到应然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把问题想透彻”，到底问题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解决问题可能的、或者合理的出路是什么，围绕着问题把这一切想清楚、想透彻。包括我在后面讲哲学的特点——反思和批判的时候，包括对自己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东西进行反思和批判，解除这里面的假象和思考当中的虚假、困惑和混乱，把它澄请。一步一步走下去，直接把问题想透彻。比如解决问题可以有好几种方案，各种可能的方案有哪些，这些方案之间怎么比较，最后选定哪一个方案最合适。
什么叫透彻呢？就是直到最终在逻辑上针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实践方案，那才叫想透彻了。有的时候理论工作为现实服务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问题透彻了之后，怎么转化为实践？有时候这一点是更重要的问题。我跟政界、宣传界和企业界的人接触的时候，他们老说：“您讲的能不能具体一点儿？具体到我们这儿来”；中宣部的人总是说“李老师，你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我跟他们总是争论，我说，我们学者给你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解问的方程，象数学似的一个解题的公式或方程。方程列出来之后，要解决你的问题，要把那里面的变量换成你们的数，把变量变成定量，然后计算才能出结果。我不知道你的这些定量的时候，我只能给你一个方程，联系实际的那一步要你自己去做。你别让我给你提供答案，我想我给你提供具体的答案多半是错的。所以，从理论向现实转化的时候，问题经常出在哪里？这个在后面的问题和提法的部分我会讲。但最终，我觉得他们提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理论真正想透彻了之后，可以给人们以启示，给问题的回答应该、也一定是简单明确的。
我就打个比方，有人写文章说“走路”：走路应该两条腿结合，不能一腿长、一腿短，一腿轻、一腿重。这样的道理讲了很多，也很对。但是它就欠缺进一步思考，就是有你这套高论的时候，对人们的走路有什么改进和帮助；没你这套理论的时候，人们走路是不是辩证结合的？按照你这套理论人们以后应该怎么走路？不能一腿长、一腿短，一腿轻、一腿重，一腿先、一腿后，那人们就应该两条腿一块儿蹦？越是复杂的理论，想透彻了之后，特别是在指导人们当下实践的时候，越是能提供一个简洁的、明确的东西。比如说电，电的系统很复杂，但是交给用户的时候，就是一个开关，按一下就开，按一下就关。这个开关就是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但是它背后联系着全部的道理。它是立足于一套科学，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体系。我给我自己提的要求是：如果不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关于现实和实践结合紧密、切实有效、可行的清晰的答案的话，那么这理论就没透。
有些人讲历史总是说，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怎么样。总是对历史讲如果。黑格尔就嘲弄他们说“好像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它应该的样子在发展，而是始终要等待什么人的睿智一样。”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历史过去的东西不能总是如果如果的，历史已然这么走过来了，它就有它自己的方式。历史并不等待什么人去指导它，等待什么智者的睿智去启发它、要求它、指令它，历史从来就是按照它自己所应该的、所能够的方向去发展。理解应该的和能够的，把应该的和能够的统一起来去理解历史，理解过程，这是一种比较透彻的方法。看到什么不好、不合理、不满意，然后就对它进行批判、声讨、感慨，要求改变，这不是理论思考的结果，不是理论思考的目标。理论思考的目标，应该是从现实事物自身的发展当中，看出它应该是怎么样变成现实的。要找到这样的因素、契机和过程，认识这个过程的阶段性，这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把问题想透彻”，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是我们应该最下功夫的地方。现在很多争论也都是在这个地方。问题没有想透彻，大家都还在摸索的过程中，问题不成名，所以结论、结果也不成名。我发现人们现在急功近利的一个表现是特别追求创新。我的看法是，真理是朴素的，可能经过艰苦的探索，拿出来的答案，未必是惊人的、出乎意料的，但是它一定是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新口号、新提法、新概念未必就一定是创新。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创不了新，很少有新提法。20年前《价值论》出版的时候，记者问我，你这套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现实能得出什么政治结论？我当时想了想，告诉他，就是一个词“民主”。从那以后，又经过了20年的思考，我再进一步思考，我觉得追求民主是对的，但是怎么实现民主？这20年的思考让我找到一个答案，也是一个词——“法治”。民主是实质，法治是形式；民主是国体，法治是政体；民主其内，法治其外；民主和法治不可分。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正好是把民主和法治分割开来，都把它俩当作工具和手段，当作形式，所以我们的民主进展很慢，有的时候还倒退，是因为根子上对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没想透彻。民主和法治两词一点都不新鲜，但是这两个词里面所包含的味道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理解，我觉得是以前没有的，或是重视不够的。把问题想透彻以后，很多东西就容易比较明确。如果不透的话，就会总是一锅粥、一团混沌。
(三)“把道理讲明白”
“把事情看清楚”要求我们在观察和体验当中消除盲点。“把问题想透彻”要求我们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把道理讲明白”，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有足够的实践意识和表达能力。什么是“把道理讲明白”？在把问题想透彻的基础上，把你透彻的思考再现出来，合乎逻辑的表达出来，这是必要的。实际上，你想没想透彻关键就要看你能不能讲明白，这是一个检验，也是问题思考透彻的一个体现。讲不明白是因为没想明白，能不能讲明白检验你想没想明白。我们的前提是在你已经想明白的基础上，在把它讲明白的时候还要加上一条，就叫理解实践、尊重实践；理解对方或理解公众、理解群众、尊重群众、尊重你的听众、观众。讲明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与他人的一种沟通。对他人的一种说服力，一种诚信的证明力，这叫讲明白。
理解他人，理解你的对话对象。你讲给谁，你要让他明白，那你得尊重他、理解他，平等地对待他，得准备接受他的反馈、批评、质疑、建议、补充等等。用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讲道理，而不是以居高临下、发布命令的方式、真理代言人或者代上帝传递旨意的那种方式去讲话。我反对一些人的提法，张载的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儒家的这套理念，整个就是一种病态心理，就是不让人老老实实的当普通人，就是不替当下老百姓说话，要么替天地、替往圣，把自己放在一个人民之外、之上，一个神和半神的的位置上去说话。那样说话的感觉，总体上就是看不起一般人，看不起现实的、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说话，那说出来的话一定也没什么说服力，不那么可信，或者不那么可行，比较脱离实际。
我们这样的话语很多。唐山市委书记带着他们市的一些人跟中央党校联合开了一个会，他们要概括唐山市的城市精神，到北京来请一些专家来咨询我。一看他们概括的城市精神，“感恩、博爱、开放、超越”，我说这八个字里有三个词是海外的，来自洋人的词儿，不是用中国语言表达的。首先我就批了一通“感恩”。唐山人的精神为什么是感恩呢？我知道他们用这个词的理由。但用这个词的话，你们就把唐山人放在一个他人之下的位置上。感恩是一个基督教的语言，基督教讲的感恩就是对上帝感恩，下对上的感恩。为什么一上来就把感恩提出来，把唐山人放在比他人都低的位置，唐山人真正感动人的是他们自强、自立。那个市委书记当即就说，“对啊!中央没给我们唐山拨多少钱……”给人讲道理，一上来就讲别人对你怎么地，怎么关心你、领导怎么照顾你、指导你，一切功劳都是别人的，不肯定自己努力奋斗，不肯定自立和自强。这种心态，放在基督教里面是贯彻对上帝崇拜的一种语言，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就是矮化和贬低人民大众的一种语言。老是让人感恩，第一功劳都是别人赏给我的，不是我们自己奋斗，我们自己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这种意识是很差劲的!这跟“修齐治平”一样。“修齐治平”是站在被人感恩的立场上，然后被治的那些人就总站在感恩的立场上。这种语言的文化感觉很不好。大家也就没有真正理解唐山人民，在这场灾难当中什么是他们最珍贵的、最重要的精神状态、精神成果。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阵子全国人民都同情、怜悯、支持汶川，很少人注意汶川人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其实汶川人自己有一些东西正是应该让大家来学习、理解和赞扬的。这就是他们那种面对灾难、天灾人祸，顽强不屈、自立自强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讲人靠人，谁都靠别人，都不讲自己站直了，始终就包含这样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过分夸大和强调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感，而没有主人感，主人意识。
在实践当中，哪种精神状态才是真正理解和尊重大众的？你看“忽悠”这个词，我发现挺经典。现在忽悠人的人特别多，有的时候也很有效，但真正需要关注和理解的人是那些被忽悠的人。他为什么被忽悠？这里面的经验教训要总结。有一些被揭露出来了，但更多的是没被揭露出来的。目前还在被人当作神或半神崇拜的其实是在忽悠人，如果把道理讲明白，我有的时候发现，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检验，对自己人格的一种考验。比如说研究人，研究人之后发现人有什么弱点。，人都有弱点，发现了这个弱点之后就检验了，在这个弱点面前就区分出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积极的、想办法利用这个弱点，操纵和控制他人，为自己谋利。另一种人就是发现这个弱点之后，千方百计的去维护人，让这点不成为人们受害的一个因素，唤醒人们防护这个弱点，避开、克服这个弱点。后面的这种是伟大的人，高尚的人；前面的那种就是卑劣的、渺小的、卑鄙的人。在理论上、科学上，这两种人常常都是很隐蔽的，前面那种忽悠人的人有时候很受欢迎，后面的这种有时候可能不太受欢迎，因为他不满足当下弱点的需求；但是后面这种人，我认为才是正直的学者、高尚的学者理论研究应该做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些是潜台词，有一些不是在成果当中、字面上能够直接显示出来的。就像魔术师和骗子的区别，魔术师能当你面做出奇迹，但是他告诉你这是魔术不是真的。骗子呢，他可能也会魔术，但是他告诉你，他是通神的，这是我的神通，所以你要崇拜我、迷信我、追随我。这个就是骗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区分不了魔术和骗子，很多人会点儿魔术就想操纵别人，那样的骗子在社会生活中太多。而面对受骗的人，我有时候都生气，我说这人是有“精神受虐症”是怎么着？非得有人忽悠他，他才服气。你老老实实给他讲道理，在信任他的前提下，如实的给他讲道理，他觉得你没意思，你没劲。非得忽悠他、吓唬他、骗他，他才觉得有劲，有意思。这人类似于精神受虐的一种心态。
当然这些都不是必然的、普遍的。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最终要遇到这个问题，你要研究深了，研究透了，就会走到这一点上。最终的“明白”，还是尊重人、关爱人、支持人、解放人。所以“明白”是要有价值指标的，因为这已经不是描述对象了，而是一个理论成果。所以我讲问题的时候，我特别不主张，你的问题让我给你提供答案。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作答案、做选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答案一般是怎么做出来，根据什么做出来。然后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根据你的主体的尺度和条件来做，不要去模仿别人，照搬别人。为什么我《价值论》的最后一句话，全书结论是“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自己”呢？这就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了解了人之后，对待人的处境，人们怎么改善自己的处境，最终归结到人的权利和责任及其主体性。我觉得，“讲明白”，所有的问题最终就得明白到这个程度。特别是在价值问题上，在好坏、善恶、美丑这些价值问题上，一定要明白到这个程度，才叫做“真明白”。
所以这三句话，也即理论研究的三条要求，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恐怕是研究问题的人、做学问的人，一生都在探索、努力追寻的目标。并不是谁能够一下子做到的。我们是在肖前教授80岁的时候，在总结他一生的探索、曲折，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才总结出来的这么三条，这是第一个“三”。
所以，我们按照这三个要求来安排我们的课程。咱们这门课就是从观察开始进行哲学思维训练，所以下一次课，我们就不在教室里上了。你们自己选一个地方去实地观察，回来后就讲你看到了什么。讲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补充或者提问。但是不要记流水帐，太琐碎的现象记录是不符合要求的。不能没有抽象，也不要抽象过度。把握实质，要有方向。先不忙着评价，要有价值中立性。你对这个事情的描述要给多种可能的价值判断留出空间来。不要把事情描述成只有你那一种价值判断。避免意图在先，用意图来剪裁事实。
本文原载李德顺主编：《走近哲学——练就发现的眼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系李德顺教授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方法论课做的导论课讲授。来源：法治文化威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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