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学森之问”的全面答复
2015/9/12 中国好学者
吴逸夫：读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有感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
仅从“钱学森之问”本身看，还无法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联系以下事实才能更清楚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国内看，民国时期仅30多年，基本上处于战乱不断的情况，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而民国结束至今有60多没有战乱，教育规模也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却培养不出能跟民国时期大师相比的学术大师。从国际看，至今为止的八位华裔科学诺奖获得者，除崔琦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读过两年多小学，其他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学就读的经历。其中李政道、杨振宁两人分别于1945、1946年出国留学，10年后的195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反观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经有三百多万[1] 中国学人出国留学，跟李、杨年代出国人数的寥寥无几相比，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迄今已经三十多年，其中仍然无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因此，郑也夫先生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指出：在49年后中国大陆接受过小学6年以上教育的人，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事实而已，无法据此预测将来必然仍然会如此。但读了郑著，使人感到其中的必然性。
钱学森之问，由钱学森本人提出，实在太好了!因为至少一半的答案已经隐含其中了。钱本人在“大跃进”时代撰写过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性的伪科学文章;“文革”期间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在多次党内斗争中因“站错立场、表错态”而惶惶不可终日(见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一文)。连钱这样因担任国防科研重任而受到国家特殊保护的大科学家都如此，遑论一般学者了。当然，政治运动对教育、科研的干扰，只是这个复杂问题的因素之一，此外牵涉到的其他因素还很多。后来的有关讨论和解答也零零总总颇为壮观。但笔者认为至今为止，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一书对此大问题的分析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郑著一出，广受欢迎和关注。在[复活师徒制及其他——就《吾国教育病理》答《新京报》](2013-11-29 22:15:09)一文中，记者提问，“对中国教育的不满与批判，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许多人都提出了意见。你的这本《吾国教育病理》，新意在哪里?”。郑先生自己例举了六点新意：“抖落一下本书中‘自以为是’的新意。一，我们的教育摧毁了潜在的诺奖获得者的想象力，靠的什么：复习。接受新东西是亢奋的，复习是沉闷的，复习超过两遍就不是好事，我们高三整整一年在复习。拉过一年磨，终生无缘千里马的行列。二，一切事情都有度，过犹不及，发展教育也不例外;学历通货膨胀比真正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三，缓解高考竞争似乎有两策：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子，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一部分不参加高考，玩别的去了。四，我推崇儿童成长环境中的‘五龄组’(同龄以及大两岁和小两岁的年龄组)，组内的互动和博弈的丰富性超过同龄组，学过当头儿，也学过跟班。私塾时代和农村复式教育(因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在一个教室中，分别受教)都是这样。这是年级制的不足，要靠其他手段补足。五，科技史的课程是打通文理的最佳桥梁。六，靠医院得不到健康，靠学校得不到本领;《论语》中‘学’字出现了56次，‘教’字只出现7次。等等”
笔者认为其中最富创意的是其中第一、四、五这三点，本文下面首先就此谈些随感。
一.过度复习问题
对现行教育体制批评较多的是强调死记硬背而不是启发思考等等，郑著指出并强调过度复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极富启发。过度复习严重摧残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笔者对此甚为赞同，也有一点个人体会。
笔者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因为“文革”失学，有长期自学经历，因此深深体会到自学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完全跟着好奇心走，根本不需要为考试而复习，让好奇心和兴趣充分发挥作用。
我的英语是插队期间跟几个朋友一起自学的，当时我们完全是凭兴趣出发。一开始看的是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因为内容迷人，也不觉累。就这么几本小说一看，阅读能力就基本过关了。阅读过程中，也不抄录新单词去复习，因为觉得抄录这个过程很败坏迫不及待读下去阅读兴趣。取而代之的，只是在词典的上新查阅的词条边用铅笔几下查阅日期，以后如果翻到这页，就把查过的词复习一下，看看是否记得。如果离开第一次查三个月以上还记得，就擦去标注的日期，以后不复习了。
当然，如今有了电脑阅读，在电子文本上查生词只要点击一下就可，这种方式显然不再需要了。这在技术上位兴趣性泛读提供了极大便利。加之如今英语读读物的数量也比改革开放不知丰富多少倍，英语教学如此普及，但是非英语本科学生考到6级的学生中，鲜有看过几本原著的，一般的兴趣性泛读也极少。他们主要看各类教科书和考试辅导材料，并且反复看，反复做习题。这种不是好奇心驱动的学习，效果自然不佳了。
我有两位老友，现在其中一位是资深英语教授，另一位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英语就是在黑龙江农场漫漫冬夜中凭强烈好奇心“偷听敌台”(美国之音)打下基础的。
郑先生主张尽少复习，并提出“以新带旧”的替代方式，“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对
已学过内容的复习。因为这过程包含新内容，如此不经意的、非专门的复习，不会造成无聊、扼杀好奇心”。笔者深以为然。笔者本人在自学过程中，采取一种万不得已才复习的方法。具体程序是：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只要看得懂，就一直看下去。如果看到第X页不懂了，看不下去了，就从头开始看。第二次看到第Y页(Y必然大于X)看不下去，就回头再从第X页看起。再下一次看到看不懂时回到第Y页看……。本人以前只是觉得这种最小限度复习的“递进式阅读”效率很高。阅读郑著后体会到这种方法还具有维护并培养持久而强烈的好奇心这一优点。子曰，“温故而知新”，显然也不是指过度复习，因为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不需要为考试而过度复习。此话意思是可以理解为温故可以获得新的理解。上述方法可以说是“求新而温故”,为了读懂新知识才去温习旧的。
曾见到有人谈及李泽厚是49年后大陆培养出的唯一学术大师。他是否可算大师当然可以讨论，但他是49年后大陆培养的最杰出人才之一是无疑的。不过，他思想方法形成的高中时期是49年前。问题是，49年已经读完高中的人很多，其中杰出人才仍是极少。因此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一个事实，李自己认为他的学术成就跟他大学期间病休一年而得以自由阅读有密切关系，
一般认为“文革”之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后来成才的不少。这跟其中许多人都有凭兴趣和好奇而自学的经历有关。自学的乐趣，是应试教育下的学生很难享受到的。记得当年每每“深夜闭门看禁书”时，那急切盼望的心情就跟同情人约会一样。因此不难理解，自学更容易养成终生学习的良好习惯，而受应试教育者往往离开学校后就对学习兴趣索然。
说到底，知识跟作为基本功的应用技巧是两回事，后者需要不断练习，前者知道就知道了，重在运用，并不需要专门复习的过程。
二.新的私塾和师徒制时代
郑先生推崇私塾形式和师徒制，咋听之下感到是匪夷所思的复旧。确实，在如今的班级制一统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并且笔者也未曾听说其他国家有正规学校如此去做的。也正因为如此，此提法可说是个创见。但细细想来，某种程度、范围上回归私塾和师徒制，也并非不可能。
作者(第四章第四节)指出，古老的学徒制在英国正在复活，学徒培训人员逐年增加，自2005年至2012年分别为：17.5万，18.5万，22.5万，24万，28万，40万。其间2009年，英国政府服务平台“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成立，向有招收徒工需求的雇主和想成为学徒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帮助。并且国家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标准，为学徒培训岗位提供资助。作者认为，复活和革新学徒制在中国具有格外的意义，因为更符合中国的重视个人关系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未来学家也预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回到家中上班。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白领职工数量越来越大，白领从事的办公室工作基本都可以在家中通过联网进行。这一趋势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可以大幅度舒缓住房(不需要那么多办公楼了)和交通、能源的压力。
可以预料，此一趋势另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因为在家工作，大大增加亲子接触机会而密切了亲子关系，减少代沟。同时也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使家庭教育能发挥更大作用。父母同时教几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就有了多龄儿童一起学习、活动的“私塾”性质。并且，这样的条件下，孩子即使上学，也有更大可能就近上学，就会发展成邻里合作的较大规模的新私塾。
父母在家工作，必然使儿童耳染目睹，其中部分可能就对父母的工作感兴趣，而父母对此显然会感到欣慰而乐于谆谆指导。再进一步就是父母教子女专业知识的学徒制雏形。
当然，这种教育不妨碍学习其他内容。网络公开课的普及，也同样使得学生在家中学习任何课程成为可能。
家中自学的一个缺点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情商，但这不难通过邻里、社区儿童群的活动得到克服。事实上因为在家时间长，邻里交往必然大大增加，回归传统。而邻里社区儿童群的集体活动，就比家庭教育具有更大 “五龄组”特点，弥补现代家庭子女少，孩子缺乏兄弟姐妹互动的弊病。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现代化专业分工的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时，曾预言过未来社会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个体和小团体生产的回归。这一回归必然深刻影响到教育，使之也更加小型化、分散化。
三.关于打通文理的补充
现行教育体制的批评者，都指出“通识”教育的缺失及其严重后果。通识教育在培养高端科研人才方面尤其重要。海外高校教育的基本分科，更重视的是两分为偏重实践应用的一方和偏重研究理论的“文理”这两大领域。在文理学院中，主要就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而我国的“文、理”，却是根据自然科学还是非自然科学(包括艺术。文学类和社会科学)。从人才类型来看，看来是应用研究型和技术型的差别大于现在所谓的文科、理科差别。
对我国教育这一弊病，除了恢复传统通才教育措施外，作者提出了一个妙招，把打通文学和科学的科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因为它可以让文科的学生喜欢科学，让理科的学生喜欢史学和哲学。作为论证其可行性的一个方面,作者指出：“科技史对文科学生有极大的好处。很多文科学生对科学不感兴趣是因为微观上他们拙于计算。科技史不是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而是教授他如何理解科技的重大发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作者进一步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许多人虽然不懂绘画，在感觉上、审美上跟画家是平等的，他们同画家的差别其实主要是绘画的技巧手法而已。同样，缺乏搞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能力的人，他们对科学的演变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的理解，可能并不弱于专业科技工作者。
科技对于人类历史的推动，比帝皇将相等政治人物作用大得多,这一点在当代越来越明显，在未来更会如此。不难想象，在启迪心智和与时俱进方面，其作用也许远超过普通历史课。
此外，笔者觉得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基础知识也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首先是因为文科中这三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最接近自然科学。其次，它们的研究对象，跟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例如不懂经济基础知识，对当代新闻中相当大比例的经济新闻就无法很好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其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生活随处可见，有利于启发学生如何对身边平凡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能力。最后，掌握心理学基本知识，包括人格类型等等，也显然有利于增强跟人打交道的情商，同时也懂得对不同人格特点的人能持有更加理解和宽容的现代人文精神。
作者也提到生物学也兼有文、理两科的特征：“20世纪晚期人类在认知上进入了生物学的时代。因为生命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截然不同，生物学有着与物理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它强调博弈、机遇、偶然性、调节、适应、复制、记忆、历史。几乎可以说，在特征上生物学位于物理学与文学的中间”(第12章第1节)。既然如此，笔者认为生物学也应该成为文理学生都要学的课程。况且生物学的姐妹学科生理学等跟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当代人对此日益关注。当代科技中，跟生物学密切相关的生物工程又是跟信息科学并列的两门最具发展前途的阳光学科。因此，进一步普及生物学也是与人类科学发展大势所和谐的与时俱进之举。
四.“可适应性”发展
《吾国教育病理》一书的内容，其实已经超越“吾国”，也超越了教育。该书所讨论的不乏各国教育共通之病理，如教育“军备竞争”性质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学历膨胀等等，不过在我国表现更为突出而已。由于教育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再如何夸大也不为过的重要地位，也由于作者本人是社会学家，因此该书也具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方面的启发。我们上面讨论了其中原创性最强的三个具体方面，这里也不妨稍微扯开去谈谈其社会学的意义。
例如，作者提到一个有趣的生物学实验。将孩子熟悉的和陌生的玩具分别装在6个盒子中，每个盒子中装5件玩具。每个盒子中新鲜玩具和熟悉玩具的对比不同——五熟、一熟四新、二熟三新、三熟二新，四熟一新，五新，让孩子们任意挑选其中的一个盒子，结果都是新玩具的和都是旧玩具的盒子没有孩子挑选。此外还有两个类似的动物实验。这三个实验都表明：“动物(包括人)如果有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它将拒绝完全的陌生，那意味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另一方面，它又会不由自主地试探有限的陌生;这完全是被天赋的情绪所驱使，这情绪便是好奇心。为什么动物的秉性会是这样?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所使然：彻底地追求好奇，将每每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中。彻底地躲避陌生，将无力开发新的生存空间。这两种品性都将在同类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所以动物和人类都拥有好奇心，都倾向于寻找适度的新奇和刺激。好奇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提升认知”。
由此笔者想到“可适应性发展”问题。人类追求变化、进步，但又需要相对稳定，没有变化会令人厌倦、压抑，变化过快却也会导致难以调整适应和由此引起的无所依从的失落感。这从当前中国大陆的速变所引起的普遍的心态失调中可以看出。这种失调的产生，一方面固然关系到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失误，如不公平竞争和贫富差距的急速发展等，但也有其从生物学角度看是必然的另一面。千百年来，人类适应环境的基因并无多少变化，但是现代社会却以加速度在发展，从而使人难以适应，可说是一种“进步的异化”。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比我们的祖先富有得多，但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先更幸福!原因之一就是难以适应过快的新变化所导致的焦虑和压力。
人在年青时大多有些价值观理想，如果能够在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后达成这个理想和目标，而后生活在自己争取来的理想境界中，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在一个变动、进步过速的社会，你刚刚达到了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却很快被更新的一代人否定掉了，这是很悲哀的。即使在一个价值观念变化不大的社会，仅仅因为发展过快，也已足以带来痛苦。如果你辛辛苦苦创办了一个企业，但很快又被新起的更成功的企业排挤下来，或者你学习多年掌握了某种知识、技能，或皓首穷经半辈子，创立了一个学术理论，但这些知识、技能和理论很快为更新的所取代，这不仅使得人人没有一点老本可吃，而且极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类极为珍视的成就感、贡献感。
一个更明显而普遍的例子就是电脑软件更新之快，远超过一般用户的实际需要。一个新版软件刚学会，使用还不久，又有更新的出现了，使人被迫处于不断更新的学习压力中。这种竞争也许更大程度上是软件企业市场竞争的需要。以前说市场中的顾客是上帝，但随着市场的全球化，这个上帝也日益严重地面临身不由己被市场绑架的可能性。
总之，人类追求变化、进步，但又畏惧过快的变化、进步。如果不是强食弱肉的民族竞争、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必要发展得象今天这么快。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发展速度不快不慢的社会。
固然，为避免整个人类文明与整个太阳系甚至银河系一起毁灭，科学家要跟宇宙进行发展速度的竞争。但这毕竟主要只是宇航科学家们的事情，跟芸芸众生无关。
“可适应性发展”，就以人为本这一人道主义来说，其意义至少不亚于“可持续性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子孙后代，也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福祉，覆盖面更广。
当然，各人的适应性不同，就如人的喜好倾向不同。就人群而言，青少年的适应性远超过老年。如何使不同适应性和喜好倾向性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地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这就需要社会、社区的更加多元化和这方面更大的选择自由。“以人为本”，这个题目说来太大，有点扯远了，就此打住。
(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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