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大学里的告密者
2016/3/5 中国好学者

    

    


    

    


     摘要

     我无法想象,当这两位热心的老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被学生视成为“反动”、“反革命”,甚至被告发到有司之处时,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从卢雪松到杨师群

     ——谈大学告密现象

     转自:公众号中国社会学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dream0327

     杨师群是一位老师,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2008年11月底,杨师群先生在博客上透露,因为自己在《古代汉语》课上对当今政府说了几句批评之言,班上两位女生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称杨师群为“反革命”。

     杨先生也因此遭到了有关单位的调查。从网上看到这则报道时,我感到有些荒唐,很是吃惊。我不禁联想到三年前卢雪松女士被学生告密的事情。卢雪松也是一位老师,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老师。

     2005年,在一次课上,她向学生讲述了林昭——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罕有的清醒且勇敢的女子——的故事。并且,为了使学生们有更真切的认识,她组织班上学生观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班上的学生竟去向校方检举,称卢雪松在课堂上讲述反动内容。学校官方收到消息后,秘密停掉了卢雪松的课。

     事后,知识界人士有个基本共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可能与吉林艺术学院作为地方院校的封闭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此事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情况。

     可是偏偏三年之后,在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上海,再一次真真切切地上演了如此相似的闹剧。同样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告密者同样是学生,自己班上的学生。这实在是向知识界人士的共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无法想象,当这两位热心的老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被学生视成为“反动”、“反革命”,甚至被告发到有司之处时,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卢雪松先生的朋友、网络知名作家冉云飞在《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一文中提到:

     几年前,遇到卢雪松之时,曾问及告密一事,从谈话中,可以感到,卢雪松对告密的学生没有怨恨,而是充满了深深地悲悯。因为,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却也只是中国愚民教育下的牺牲品而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多少人曾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百家思想自由交流的天地,是精神成长的净土。而当怀着这样的期盼,步入大学校园之时,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里,思想开不出花朵,自由独立的翅膀被硬生生的扯断,校园里一位普通的老师,仅仅在课堂上讲述了对政府的几点不满,竟会被学生认作反革命,这是谁的悲哀?而放眼世界,华夏之外,在哪一个自由的国度,你能够看到这种闹剧?也许,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如果大学校园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学生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进谏的本能,只知歌功颂德、拍政府的马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师作为附势的本钱,那么蔡先生所说的“良社会”又怎么可能在他们手中形成?

     老师是没有错的。一位大学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提出任何意义上的批评,这是其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这些老师不仅没有做错,反而因了他们的行动,展示为人师者的良心,若不是出于对学子的关爱,对国家的满腔热忱,他们又何需煞费苦心向学生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又何需向政府提出批评给自己惹来祸端?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依然拥有这种意识和胆量的知识分子,还剩多少?有这样的老师,我们难道不应该倍感庆幸吗?卢雪松女士被停课之后,曾经给告密的学生写过这样几句话:“你,我的学生之一,我想说,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人在社会上立足可以有许多方式,我比较欣赏回归真实的内心生活。但那就需要退出许多虚假丑陋织网的纠结,这已只能做为个人化的选择而存在了。”短短几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学生的无限关爱,对未来一代成才的殷切期望。她全心全意掏心窝儿地培养学生独立健全的人格,勇敢地捍卫作为大学之基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教学理念,不可谓不珍贵;这样的老师,不可谓不伟大。然而,他们热情的投入换来的是告密的回报,他们关爱的拥抱换来的是冷冰冰的匕首。这并非偶然现象,这种告密风潮其来有自。从49年开始,中国就已经逐渐沦为了告密的土壤。最典型的莫过于每次运动、斗争的前前后后,都会兴起揭发检举的风潮。在文革之中,别说师生之间,就是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之间都要被迫划清界限,互相揭发检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少数没有充当过告密者的角色。这种毒素已经深入了当代中国畸形的传统之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原本健康、单纯的大学校园之中。近些年来,在中国的高校里,创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形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钱财也砸进不少,但如果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保证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岂不只是意淫?高等教育又有什么指望?!而如果一个国度的大学教育都被如此阉割,又能够指望谁去实现所谓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奢谈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谁当为此负责?学生自然有错,他们成了告密者,成为了扼杀言论自由的帮凶,作为成年人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但是,有罪的,又岂止是这些学生?如果不是政府的不良引导,如果不是权势的威逼利诱,天真单纯的学生又怎会走向告密者的道路,又怎会“大义灭亲”,向自己亲爱的老师下手?真正需要改良的是环境,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政府。一个文明的国度,公民永远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打理日常事务的管家,绝对不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为了保证一个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于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在中国,权力垄断信息造成消息闭塞已是有史以来的“传统”,由此造成的官方愚昧甚至丧权辱国也是人们不愿提起的真实历史。这样形势之下,公民更有义务提出批评,政府也更有义务接受批评。

     因此,任何一个公民,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权利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况且,一个自信且勇敢的政府,必须有承受任何批评的胸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只会因接受公民的批评督促而进步,不会因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步入危境。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一文中讲到,郑国大夫然明向执政者子产提及毁乡校(乡间公共学校,又是议政之所)之时,子产回答道:“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奈何毁之?”并用防川作为比喻:“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思想,这是很难得的,而两千五百年后,若是还有执政者将言论自由视作危害自身安全的洪水猛兽,甚至将此观点散布在精神独立的大学校园里,毒害单纯柔弱的莘莘学子,只能说是难得的混账不可救药了。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就提倡“自由民主”“兼容并包”,提倡对学生的教育应从健全人格做起,现在先生已经故去,如果知道当今大学里依然是人不敢言、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趋言附势,学生充当起官方的雇佣告密者,以出卖师长作为巴结官方的利器,他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

     恢复自由的精神,恢复大学的尊严,此其时矣!而要迈出这一步,请先从消除告密的土壤开始,请先从政府的反省开始。

     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

     朱大可

     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

     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

     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

     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附1:概念小贴士【告密】与【举报】: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两者不仅有语文上的褒贬之分,而且有宪政方面的本质差异,应警惕有人蓄意混淆。“举报”通常指平民百姓针对公务员(官员)的职务犯罪(如贪渎等)所进行的检举行为,而“告密”则针对平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言行。前者基于社会正义,而后者则是国家专制的产物,但往往会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GMZ)很受宠爱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

     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GMZ,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GMZ,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GMZ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GMZ”的称号。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GMZ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国的GMZ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GMZ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

     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言论罪一直折磨着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日益失去活力,失去原创底气。时空的巨大变迁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蓬勃大潮正在驱除言论有罪的历史毒素,还社会以阳光。一切神秘和专权正在被这个时代撕裂和打破,泥守阴魂几乎成为亡命之徒的疯狂选择。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他的被告密事件已经热炒几天了,本来我没兴趣跟风,可经不住网络诱惑,还是感慨一下吧。

     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被自己的学生告发为“反革命”,并被有关领导两次找去训诫谈话或曰调查处理?在“猫眼”里读了“小荷1120” [转贴]的《杨师群制作的课件幻灯片》,感觉很多争论都过于散漫,还是读读他的具体言论,把握更内在一些。以下是我更清晰的编辑整理,凡20节,便于各位阅读思考。(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18:35 草就)杨师群制作的课件幻灯片《古代汉语导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1 古代汉语导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2 大学与中学的区别你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期望?大学的学习生活与中学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你对大学老师的精神面貌抱有什么样的期待?踏入大学的大门,也算半个知识分子了。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3 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何在?不能把人当作强制接受什么的容器。孩子是成长中的自由主体,教育的目的是呵护他们的自由成长。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真实信息、文化教养、职业技术或专业智能。告之前辈经历过的痛苦和快乐、挣扎和奋斗、风险和焦虑、绝望和希望……尊重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自我同时有益社会。

     4 什么叫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人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人格精神!真正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格独立和精神健全,这是万业之本、创造之源,也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学习的乐趣,奋斗的幸福,创造的成果,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自己为自己开辟繁华似锦的精神天地和物质财富。不要做社会、知识和人生的奴隶,而要做其主人。

     5 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2006年10月,耶鲁大学校长在中外校长论坛上的演讲: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应是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要让大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习惯。芝加哥大学校长说:大学之所以名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必须是批判的中心。为什么要独立思考?为什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习惯?人类进步及其社会发展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你思考过吗?

     6 台湾学者殷海光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有时为此,他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7 为什么还要学古汉语?中学不是学过了吗?大学我又不学汉语专业,为什么还要读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是文科的学习工具,是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工具。任何一门文科学科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有关学科的发展史,工具是基础。而要掌握这门工具又相当艰难,中国古代的主要学问几乎都凝聚于此,古人将这门学问搞得相当神秘、晦涩。

     8 充满模糊概念的文字体系儒家学说的“仁”、“仁政”、“理”道家学说的“道”、“气”、“太极”墨家学说的“天”、“天志”、“明鬼”法家学说的“法”、“术”、“势”阴阳家学说的“阴阳”、“五行”以上术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理念,如何把握这些理念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基础,就无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9 敢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古社会要走向如此专制的政治体制?且影响深远?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的历史进程?统一就代表进步吗?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权”概念,或者说权利意识非常淡漠?为什么中国有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到近代却如此愚昧落后而挨打?美国为什么要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为什么不将其提案翻译出来,让人们看看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反华的?

     10 大学主要是培养自学能力大学与中学的差别:学习决不是背诵教课书上的所谓重点或标准答案,而是要独立思考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所谓:中学求同,大学求异!或者说,教育的目的不仅要你熟悉已有的成果,更要你怀疑已有的成果,能提出自己对它的解读。这就要求你掌握自学的能力,其中文字功底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

     11 文科课题没有正确答案教师讲课的目的并不是将所谓的正确答案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听之,背之。相反,教师只是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或者如何研究得出其观点的过程告诉同学,让同学得到一定的启发,同时又不满足,于是进行补充、完善,以训练研究方法,培养创造性的能力。同样,学生不能只知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个所谓结论,要自己去探索,要从独立的思考中获得学业的进步。

     12 要敢于怀疑一切!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人们习惯于接受答案而不去辛苦地考虑其答案的探索过程,尤其是这结论是否存在真实的根据?于是其所谓“知识”不但肤浅,甚或是伪知识。所以要获取大量的各类信息,认真思考这些信息,尤其是不同观点的信息。然后是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式,打开探索欲望的突破口。

     13 中国人缺乏深邃的思想信仰犹太作家赫斯说过: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两个不幸民族的典型例子,前者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后者只有灵魂没有躯体。西方人重视灵魂而轻视肉体,灵魂的核心是信仰与理智,它主宰其他方面。中国人虽也有“灵魂”概念,但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指一股生命之气,一种虚化的身和飘游的意识,不具有信仰、理智、主体方面的自定义功能,总体上仍属肉体范畴。

     14 和为贵与稳定压倒一切和为贵的倾向,使中国人在政治方面只要求安定,而不是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因此,一个政府只要能够维持安定的局面,中国人就可以让它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可以由它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感到不关痛痒。西方那种在平等基础上,每个人、每个团体都为自己权利而斗争,不能容忍一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压在众人头上的文化表现,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15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以实用为主民以食为天!中国人重视感观享受,讲究实惠,最重视“吃”。中国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中,最发达的是实用的政治统治术和一些生活技艺,最缺乏的是一种超验的彼岸信仰追求,由是跪拜在现实的权力脚下。知识者主要在权力的指挥下,运作自己的思维。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若为自由故,两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的精神文化。

     16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趋向于“团结”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喜欢整自己人的民族。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双方都将自己打扮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者,都将“搞分裂”、“破坏团结”的罪名加予对方。在保持“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下,彼此的斗争在“团结”的形式下进行。这种大家分不开但又必须互相整来整去的情形,就好象大家庭中的婆媳、妯娌斗法一般,彼此变成虐待狂与被虐待狂。

     17 深入解剖中国文化基因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从有关人的观念,从各类经济的运作,从社会团体的结构,从专制政权的形态,从法律文化的传统……各方面入手,而古汉语肯定是最基本的工具。同时更需要用现代的普世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作为研究工作的目的,自觉进入艰苦的文化基因转型的社会现代化历程。

     18 台湾学者殷海光 《文化的展望》如果权力决定其他成年人只能知道他许可知道的,只能阅读他许可阅读的,只能发表他许可发表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对人类全体的侮辱。任何人有追求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也有表述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那种只许他人知道片面消息,造成民众井蛙之见,观念坐牢,这是虐政中最虐的一种。

     19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与要求主要阅读课文的篇目每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有关文化传统。弄通每个字、词的涵义,读懂课文,并能翻译词、句、段落。(不讲求语法)从所读课文中得到什么启迪,或者有什么思想方面的收获。主要培养对文字的把握功底,对文化遗产的独立思考能力,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对今天的深刻影响。

     勇于发言,畅谈思想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办学传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遵循伏尔泰的名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同学们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畅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平等的态度与老师争论,存在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不要屈服于老师,也不要盲从权威,而要在学习中找到自我。

     20 如何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有种革命逻辑声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同意吗?这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低级思维定式,它看不到事物的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更为恶劣的是,人们会由此养成对不同意见持敌视态度的思维习惯,似乎只有观点一致才算正常,它使人们心胸狭隘。尤其是掌权人的偏执,不但许多无谓的争执和错误由此产生,更导致许多人间悲剧残剧的发生。

     要学会宽容!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宽容。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房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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