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财团能量有多大？看这位封疆大吏
2016/12/17 中国好学者
山西财团能量有多大？看这位封疆大吏文 | 习骅摘要
如果官和商变成连体婴儿，既会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让权力从市场走开，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是铲除官场腐败、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1
、被低估的政治基础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张之洞对此深有体会。他急需一大笔钱，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借到，为此苦恼不已。
张之洞打小聪慧异常，他爹是贵州的一个知府，但是大家都说小张将来肯定超过老张。果然，小张26岁名列殿试第一，当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
翰林院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清闲单位，但年轻的张之洞照样干得热火朝天。他认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有机会实现修齐治平的宏伟理想。曾国藩老前辈当年殿试只是第四十二名，他能成功，我反而不能？而且，要不是两次遇到堂兄张之万任考官，按规定家人必须回避，自己得功名还要早呢。
刚踏上工作岗位那阵子，张之洞苦思冥想写了不少工作建议，上报之前总要先请堂兄把关，也期盼他说个“好”。张之万是过来之人，给老弟泼了一盆冷水：文章确实有见地，不是一般人能写的。但是呢，要想实现远大抱负，必须出任封疆大吏，小京官作为有限。
这盆冷水对张之洞一生影响很大，但没有浇灭他的工作积极性。谁知一晃小2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华发渐生，工作范围始终没出文教部门，总是在翰林院、考官、学政、国子监的岗位晃来晃去。
时间已到十九世纪8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强敌环伺，民不聊生，国运日坠，上下束手无策，迫切需要经国之才。近期朝廷正在酝酿调整干部，正巧，张之洞就国防和外交政策发表的系统意见，第一次引起朝野瞩目，据说慈禧看了以后，先是惊讶，后是连连点头。
看起来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张之洞早已不是愤青，他知道孔方兄不能不出场，必须求山西票号了。
经朋友牵线，张之洞来到位于前门的平遥会馆，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老板见面。
日升昌老板：打算借多少？
张之洞：10万两行吗？
日升昌老板：急不急？
张之洞：不急就不来找你了。
日升昌老板：我先看看够不够，3天后回话。
日升昌是山西、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爷爷”。它实力雄厚，信用度高，分号遍及全国各地。10万两相当于今天的2000余万人民币，但在日升昌不是什么大事。老板用了缓兵之计，他有事要做。
在北京营业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名册，有投资价值的各级官员情况都在上面，只要名字在册，张口就到账。名字不在册的官员如果借钱，票号就要启动客户调查程序，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决定。
日升昌老板翻了翻小册子，根本没有张之洞的影子。这个后来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辉煌地位的大政治家，当时完全不为人知。
原来，这个姓张的没有任何背景，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虽然时作惊人之语，但只是个小小从四品，还是刚提的。岗位职责是为上面讲话发文件找点资料，人家用不用还两说。父子两代做官几十年，老家没添半亩田。总之，如果贷款给这哥们儿，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
于是，日升昌委婉地拒绝了张之洞。
第二天，绝望中的张之洞收到了一封请柬，协同庆票号老板请他赴宴。
2
、被低估的政治基础
协同庆的规模和实力比不了日升昌，一下子很难拿出10万两巨款。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脚，自有道理。因为大客户早被大票号瓜分，它就锁定小客户，用低低的成本、浓浓的人文关怀，做了生意，赚了感情。
日升昌拒绝张之洞话音未落，协同庆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在协同庆的花名册上，张之洞在有抱负有潜力缺机会的小官一栏。根据内部消息，最近张之洞行情陡然看涨，不排除是一匹黑马。他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人脉枯薄，动手又太晚，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滞，所以资金很关键。
他身陷如此困境，在他身上投资，他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工资仅能糊口，家里还养了十几只猫，而养宠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义。这单生意的风险是，不能确定馅饼一定砸到他的头上，也就是说，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这是协同庆无法承受的。
董事会经过一夜磋商，最终做出了一个完美方案。
席间，协同庆老板劝酒夹菜，谦恭有加，好像没有别的事。张之洞满腹狐疑，好几回想咨询一下贷款的事，人家总是笑笑说，这是小事，喝酒喝酒。等到酒足饭饱，协同庆老板正色道：
“您的文章韬略人品举世景仰，我们早就想结识您了。您时运不济，憋屈多年，大家都为您鸣不平。国家都这样了，人才该出头了。需要我们搭把手的话，您尽管吩咐。”
张之洞第一次受人如此尊崇和理解，不禁热泪盈盈：“数字太大了，恐怕你们也为难。”
协同庆老板问：“30万两够吗？”
张之洞大惊：“10万两足够了!”
老板又问：“是一次性送给一个人吗？”
张之洞说：“当然不是，需要打点不少人呢。”
老板于是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大官，弄一堆银子回家目标太大，也不安全，不如每次用多少过来拿多少，一直到起效果为止。”
协同庆刚为张之洞支付到3万两，馅饼突然像雨点一样砸向张之洞，也砸向协同庆!
1881年(光绪七年)7月，慈禧作出了一个清史上罕见的决定：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夜之间连跨四级!年底，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次年到任不久，又不断转任其他重要岗位。又过两年，张之洞荣升两广总督。
张之洞终于实现了封疆梦想，开始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他也不忘老朋友。一到广州总督署，他就开始招商引资，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辖区内所有上缴中央财粮税款事务，统由协同庆代理。短短几年，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势头直逼日升昌。日升昌则因为看走一回眼，肠子都悔青了。
3
、被低估的政治基础
张之洞与协同庆的成功合作，是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的缩影。
明清两代，晋商掌控全国商业、金融业达五百年之久，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晋商，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与官场的关系。晋商明着是做生意，功夫却在生意之外。
晋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给的。当时为了防范残元政权，必须加强边防，但是后勤工作跟不上。因为山西与蒙古地区是邻居，朱元璋就与山西商人做了一个交易，只要他们肯给边防军供应粮食，就能拿到食盐的特许经营权。晋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接着便杀向了全国。
清朝入关之前，同样面临军事物资短缺问题。晋商哪管什么社会责任，忙着走私，两边游走大发其财，作用相当于清军后勤部长。因此顺治皇帝一到北京，就隆重宴请了8位晋商代表，并将他们列编于内务府，由私企转为国企，特权多多。
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客观上呼唤金融资本的时候，晋商的商业分号因为早就遍及全国，便摇身变作网点密布的票号，也就是现代银行性质的金融企业，西方人则干脆把票号叫做ShanxiBank!
票号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当时全国总共51家票号，有43家是晋商的，动力还是官场。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狼狈西逃，一路食不果腹的情形，到了山西才改变。晋商准确地预测到政局的发展走向，就像协同庆对待张之洞一样，接风洗尘，热情有加，临走还奉上20万两零花钱。
慈禧大悦，辛丑条约签订后，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通过晋商票号走账，晋商大发了一回国难财。
晋商根在山西，枝繁叶茂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北京，山西票号和各家会馆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无所不至的一条龙服务，培养、结交和套牢权贵。
当各地读书人进京赶考的时候，他们就在贫困而聪慧的考生身上押宝，为他们提供食宿，送点小钱。当考生金榜题名，运作补缺上岗时，他们及时提供贷款。新官要上任了，张之洞那些小官要升大官了，官场上遇到坎儿了，打官司了，无不需要山西票号做中介、出经费。总之，一个个外表光鲜的朝廷命官，始终像牛一样被牵着鼻子走，晋商成了官场腐败的发动机。
所以说，晋商离不开官场只是问题的一面，官场同样离不开晋商。官商共生共荣的结果是孽生各种帮派，对封建政权构成致命威胁。到了晚清，晋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级官员，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由于双方关系如胶似漆难分难解，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第二政权”、“影子政府”。这对朝廷是真正的噩梦，因为在不知不觉间，政权合法性流失殆尽，权力转移。
其实晋商也是受害者，不但活得没有尊严，更要命的是，人家能让你发财，也能让你破财。所以晋商钱再多，也只能拼命置地盖房子，满足于当胡吃海塞的土财主，根本不敢扩大再生产。今天我们到了山西，还能看到不少这个大院、那个大院，原因就在这里。
结论是，如果官和商变成连体婴儿，既会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让权力从市场走开，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是铲除官场腐败、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来源：侠客岛
延伸阅读：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
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排在最后。直至明清，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
商帮的形成
商朝初现商业繁荣，《诗经·商颂》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周朝初年，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范蠡是“从政转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贡兼得学识、德行和商业头脑。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雄厚的财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发事件，商人往往血本无归，出于安全的考虑，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陕西商帮，后来的闽、粤商帮，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商帮之中以晋商(山西商人)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煤”，同样，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其实，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用“猗顿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敌国，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其财富甚至超过“财神”陶朱公。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谋勋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
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财富得以传承。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我封你做唐王。”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最后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对贸易环境、制造业、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
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出路在何方？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打造品牌!
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根本原因就是品牌。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正是由于“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百川通”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晋商才没有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建立品牌，打造品牌晋商，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
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排在最后。直至明清，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
商帮的形成
商朝初现商业繁荣，《诗经·商颂》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周朝初年，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范蠡是“从政转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贡兼得学识、德行和商业头脑。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雄厚的财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发事件，商人往往血本无归，出于安全的考虑，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陕西商帮，后来的闽、粤商帮，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商帮之中以晋商(山西商人)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煤”，同样，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其实，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用“猗顿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敌国，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其财富甚至超过“财神”陶朱公。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谋勋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
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财富得以传承。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我封你做唐王。”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最后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对贸易环境、制造业、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
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出路在何方？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打造品牌!
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根本原因就是品牌。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正是由于“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百川通”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晋商才没有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建立品牌，打造品牌晋商，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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