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傅德：为什么启蒙？
2017/9/13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史傅德史傅德(Fred E. Schrader，1948— )，原籍德国。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代史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为什么启蒙？文 | 史傅德来源：思想潮摘要
本文是欧洲著名历史学者史傅德教授为他和陈乐民先生著作《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所写的序言。这本书再版了陈乐民先生晚年的学术随笔《启蒙札记》，以及他与史傅德教授的对话录《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为什么启蒙？
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陈乐民
当一切变得费解时，人们往往借助恐怖和暴力重新建立一种制度，这当然是与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当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时，全社会都是敌人。
——史傅德
“启蒙的世纪”很漫长，自17世纪初持续至19世纪，其间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包含几位女性)、医学家和教育学家。“启蒙者”指的是教化别人的人，拥有一批愿意接受教育的受众。接受并非一项消极的活动，相反，它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它是个人的与社会的自我教育。即使在荒郊野外，在偏僻落后的农村，人们也可以通过读书，翻阅《百科全书》上的图片，讨论报纸新闻，通信往来，接待旅行者或旅行，而受到启蒙。启蒙运动就像一片前所未见的文化实践的广阔天地，在西欧和北美以及从东普鲁士直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孤岛地带，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社会。
这些实践的坚实基础存在于已具有发达的市场、商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社会里，比如在荷兰、伦敦、苏格兰、巴黎、波尔多、汉堡等地，并且植根于许多领域中，比如法院机构和科学院这样的学术社团。
启蒙时代首先涉及精英，就是那些拥有决定权的人，而后也扩展到被统治者，他们尝试以这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首先精英们因其良好的社会或政治背景，受过教育，有利于从事阅读和写作活动，与各种不同出身的“同类人”一起参与知书达理的辩论。资产阶级见到贵族，国王会面哲学家，尚贤者认识商人，军人相遇音乐家。路易十六和他的宫廷近侍阅读并探讨那些正是由他本人审查和严禁的书籍及宣传册，还以此为乐。
人民既是启蒙被动的受众，又是主动的参与者。企业家、资产者和贵族充分认识到新社会需要高素质、受过训练的人才，因此出现了学校。此即常识。但一种隐患也随之而来：底层人民看见并发现一个比他们日常生活更为丰富的世界，这一落差只能引起强烈的失落，进而转换成对社会的不满，发展为反抗。
启蒙的全新之处在于其开拓的目标。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强调个人与人类的作用和幸福的价值。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另一方面，人们也被震惊了。这一原则不言而喻，主张与其背道而驰是荒唐的。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显著事实的威力来源于何处，它像是从天而降。
危险接踵而至。对幸福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限制和节制。此前的世纪参阅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通过对感官愉悦的节制来追求灵魂的安稳。自此以后，什么都无法阻止对丰富物质和快感的积累与再投入，无论快感源于饕餮或情色。萨德的幻想在噩梦中结束，性愉悦以谋杀和集体屠杀而告终，没有一场源于理性的道德审判得以介入。对幸福必然的追求被无限延伸，却终止在人们肆意相互残杀的状态和对欢愉的恐惧中。
正是这一点证实了启蒙时代存在的社会局限性。若我们确信精英们知晓自控，可以掌控感官的欢愉，对财富和权力有自制力，普罗大众和社会各阶层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此时，我们情愿以“顺势疗法”来实行启蒙思想，就像让孩子尝一下葡萄酒，但是必须先掺水稀释。
被命名为“启蒙时刻”的现象随处可见。精神在觉醒，人们意识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重建秩序，恢复光明。康德把这种状态比作沸腾的海洋中间的一座小岛，社会层面的鲁滨逊式的觉悟。卢梭试图解决一个明显的矛盾——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简言之，就是给人性的觉醒一个方向，给无序的社会一个秩序。
然而，我们无法掌控社会上的一切。物质财富、金钱、资本，拥有卢梭称之为一种“物质的力量”的东西，这种力量通过积累和再生产造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平等和矛盾。卢梭看不到能够理解和掌控这种力量的可能性。唯一的措施就是政治干预，时不时除去市场经济中的“毒草”，国家征收过分的私有财产权，这在卢梭那里被认为是神圣的。
因此，启蒙时代预示了个人与社会的自由，让人呼吸到新鲜空气。然而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不要自由和理智的人呢？卢梭以为，需要“强迫他们自由”。这句话经过诡辩，残忍而可怕，很久以后再次出现在纳粹集中营的大门上，在那里既要强制人们劳动，又要大规模消灭人群中的“异类”，也就是不受欢迎的那类人。
启蒙时代最有针对性的发现之一就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社会永远会制造理性无法解决的矛盾。兰盖是研究这一矛盾的大师，他揭示出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状态，从而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和智识上的话语权：社会永远在制造难题，而人们却努力通过社会来解决这些难题。路易十六很欣赏这个洞察先机的玩笑。
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可预知也不可控制。为了避免在诸多变项中彻底迷失方向，至少一些政治参数应该是稳定的。启蒙时代确定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康德认为，共和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它和社会收入正当分配模式的传统构建决裂。法律并不必然公正，但它给未来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法律废除特权，使所有人都平等享有权利，这就是迫使所有人自由。
具备了三四个世纪的实践经验后，趁着还不算太晚，我们应做一份总结。启蒙时代确认个人是商业社会的人或者公民，并寻求给予“人”一个政治社会导向，强化并将其引领到人与个人的状态。这一规划首先是针对社会精英，即决策者的。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为了实现这一规划，个人和道德都必须足够强大，而精英们理应如此(否则他们会在筛选中被淘汰)。康德把法人的范围局限在经济和思维上自由的人当中，也就是说自立、自主的人。直到几十年后，工薪阶层才大大增加了康德概念里责任人的范围。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一个市场社会的存在前提是个体和法律规则，即为理性所引导，同时与他人进行理性沟通的法律上的人。这一切息息相关。
启蒙时代被称为百科全书时代，所有人应该可以获悉所有的知识，没有例外。然而知识的秩序或传播应该在个人的意识中建立起来并且不断更新。还有，这并非亘古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过程。就像生活，其过程中会走偏，会犯错，也会进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以其宏大工程成为最后一位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批判并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这个意义上的最近一次尝试不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维也纳学派“唯一科学的全球社会”项目，最终让步于科学工作的分工，这一分工从此不可逆转。
这样的进程不由政治命令来决定或禁止。开明专制主义只是政治上服从于公民乃至商业社会精英们的要求。启蒙思想逃脱了诸多种类的主观意志后不自觉地在人类意识中确定下来。就像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时所说，问题在于各种意识形态要适应公民社会的不同功能，还必须要保证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一个整体，作为社会物质生产所必需的理想形态发挥作用。人的平等与自由抽象却必要的形态由此而来。这无法立即等同于政治民主，而是共和政体，即意味着法律关系和“法治国家”，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甚至可能导致市场社会解体。
这是否意味着已经进入市场和资本领域的整个社会也同样应该进入了启蒙时代？如果将启蒙时代看成是唯一的、机械的模式，而不是逐渐融入社会演变洪流中的过程，那是对启蒙时代的误解。这需要将400年来的历史变化进行比较。但马克思的评判仍具有说服力，且毋庸置疑：每一个社会都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功能上与其相对应的精神工具。商业社会必然会要求并产生法人即政治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与平等。四个世纪以来，形态已改变了许多，仍处在发展之中。但是显然，没有这些原则，这个根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将在人的意识中坍塌。
把这些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正是确信新的公民社会本身独立存在，确信商业的、金钱至上和资本的公民社会病入膏肓并携带病原，不仅仅因为其污染而不健康的行为，尤其是因为其道德和心理上的问题。不采取行动，不给它解毒，贪婪的毒液会侵蚀人类社会。这一共同的信念解释了那些在当今社会里看来如动物磁气说一般玄乎和不理智的实践。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日后的革命者惺惺相惜，试图寻找治愈社会病体的良方。他们在共和体制雅各宾专政的恐怖中相遇了。
就像公民社会、市场社会同时带来的其他现象，例如现代民主或政治代议制，启蒙根本不是既成的事实，或者是标准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难题的表述，永远在追寻一种让矛盾运动起来的动力，找寻一个解决方案；不是处于统计的状态，而是从时间上不断扩展和延长。启蒙时代因此被认为是永无终点的进程，而非一劳永逸的结果。
通过艺术、美学、感官、智力、友情、爱情、交际等种种元素，启蒙使得市场社会的残酷性至少暂时可以忍受。启蒙为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的市场社会至少带来了一些伦理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很脆弱。启蒙绝不是革命性的，它至少为这样一种信念打开了社会前景：从物质和精神上超越那种“急需的”(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表述)公民社会，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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