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什么留在了香港?
2018/2/6 中国好学者

    

     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什么留在了香港?

     作者:郑会欣

     摘要

     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于辞世,享年101岁。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

     季羡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金庸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学界更是誉其为“亚洲文明的骄傲”。

     2012年,在接受腾讯-大师栏目专访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助手郑会欣,着重介绍了饶宗颐与香港结缘的经历。以下是全文,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香港是饶公的福地

     饶先生自己说跟香港结缘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爆发之后,那时候他还年轻,在中山大学出版了他爸爸的《潮州艺文志》,他很聪明,看了很多书,但是基本上还是继承他父亲,搞地方史的一个年轻才子。1937年广州中山大学把聘请让他去编辑地方志。

     抗战爆发之后,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就内迁到云南,他作为中山大学的一个员工也要内迁到云南,这个时候他回家之后准备回学校了,结果生了一场大病,饶公说他平时很少生病,那次生了一场大病。结果就是人家去了云南他没去,他就到了香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渊源。

     到香港之后,经别人介绍他认识了两个著名的学者,一个是王云五先生,一个是叶恭绰先生。他帮王云五先生编辑字典,因为王云五先生过去是商务印书馆的,后来编过一个四角号码新辞典,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再编一个八角号码,饶公这时候很年轻,就20岁,给他做助手写一些图书记录等等,从这个基础之上饶公开始对文字,尤其是古文字发生了兴趣。

     后来他又到叶恭绰先生那边,叶恭绰过去是交通系的元老,做过交通部的部长,北京政府时期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先生正在编全清词,请饶公帮他收集这个词。因此他在香港短短一两年时间认识了这两位学者,在这两位学者身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久香港沦陷了,他又回到潮州老家,后来他到广西无锡国专(那时候的无锡国专也内迁到广西,无锡国专是唐文治先生创办的,现在好像没有人提起了,那时候也是传承国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他在广西生活了一段,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广东担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1949年他就到了香港,有个很有名的潮州商人,叫方继仁,问了情况之后就劝他不要走了留在香港。那时候饶公就一个人,他的家属、孩子都在潮州。饶公当时听从了方先生的建议,没有再回到潮州。因此饶公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我当时要是回去的话,我现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他就是这样,1949年之后就留在了香港,1952年又到港大去教书,这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饶公没有学历,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而林仰山先生(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能够慧眼识英才,不拘一格请饶公到港大去教书,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饶公自己说,他别的事情不会做,就会做学问,你让他做别的事情,他还做不了。如果一个人还在考虑每天如何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时候,你说还可能做学问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到了港大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按照饶公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在港大,饶公1954年获得了出国的机会,先是到日本,1956年他第一次到法国,法国是整个世界汉学的重镇,以前像伯希和,当时的戴密微,那都是在法国研究中国汉学的大佬啊。饶公和香港的几个学者到法国参加,我忘记是第九届还是第七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我认为那是饶公第一次走向国际的学术盛坛,在饶公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饶公最近出了一本书,就是《戴密微教授与饶宗颐教授的往来书信》,俩人通信最早应该是1956、1958年前后,戴密微对饶公非常器重,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饶公1962年拿到法国的儒莲奖。他们前后大概有20年左右的通讯,切磋学问。

     中国大陆那时候也去人的,去的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翦伯赞带队,夏鼐、周一良,好像还有张芝联。

     周一良的那本《毕竟是书生》,里边有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1956年我在法国开汉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饶公,第一次跟饶公见面,那时候饶公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等等,但是过了多少年之后,饶公现在不得了,饶公现在是如何如何。”这个话的潜台词可以看出来,周一良先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其实他跟饶公相比,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周先生也是过去没上学的,也是家里自己教的,但是后来周先生考上燕京大学了,最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

     如果将周先生跟饶先生相比,论家世,饶先生家是潮州的首富,但是跟周先生相比就差远了,周先生到日本去讲学的时候,日本学者首先在黑板上先把周先生的家世排下来,两江总督周馥,然后是周学熙,然后是周叔弢,一代一代不得了,家世很显赫,过去是当官的,后来经商,到了周一良先生这一代人没有人当官或经商,全部做学问。

     周先生因为留在大陆,后来也入党,文化大革命还成为梁效(成员)了,周先生原来就说自己一直听党的话,党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本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后来叫他写世界史,他就写了,我们上大学时候学的书就是周先生编的世界通史。但是他自己感到很惭愧,好几十年他的学问没做出来,而饶公在这几十年里,学问不得了。

     周先生说他一辈子很佩服的三个人,王元化先生,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王元化先生在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就给打下去了,季羡林先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也倒下去了。只有饶宗颐先生,因为早就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因此饶宗颐就如何如何。我觉得这就值得反思,我想正是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闭关,在这个极左的思潮下,在文革这个时间,饶公在学问上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这跟香港的地域也有很大关系,因此饶公经常讲香港是个福地。

     1968年,饶公到了新加坡,我想大概也是跟当时国内文革、1967年香港暴动也有关系。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成立新加坡大学设立了中文系,请饶公到那边当首任系主任、讲座教授。但是我听饶小姐讲,他到那边去一个是气候不适合,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政治气候也不适合。新加坡当时对华人、对中文很抵制很防范,对自由钳制得很紧。因此在那边工作几年之后,他说天气太热,热得做不了学问。当时新加坡跟他订了九年的长约,他就提前说要走了。

     1973年,正好香港中文大学刚刚成立十年,就请饶公到中文大学来做中文系系主任、讲座教授,这个时候就开始第二次跟中大结缘。在那之前其实跟中大也有缘,因为饶公也是参加新亚书院创办的重要人物,同时饶公也在新亚书院兼职上课,因此饶公跟中文大学的源远流长,也可以从新亚书院开始算起。1973年他正式去到中文大学,一直做到退休,退休之后饶公一直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荣休教授,还带研究生。

     1978年饶公退休,我跟饶公讲,你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间,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抛弃过去那种左的东西了,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饶公离开大陆那么多年,1978年、1979年之后,广东省当时的省委书记吴南生邀请他回大陆。那时候大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也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饶公到那边去的时候,当时中山大学专门派一个老师曾宪通教授陪着他,几个月时间走访了中国大陆大概30多个博物馆。

     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到最后全部都砸碎了,就是考古一直还保留,或者最早恢复,包括历史研究恢复算是比较早的。当然历史研究有一个评法批儒、影射史学,但是考古没有啊,饶公在这个阶段接触到大量的中国新出土的东西。你看饶公一生创作的时间,他退休之后发表的文章远远超过退休之前的文章。

     1978年退休之后中文大学应该有说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一直有一个办公室,一直有配备助手,饶公在中文大学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觉得饶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提携奖掖后学,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的学者。

     从1980年末、1990年代初开始,饶公在中大创办了一个叫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他跟台湾一个出版社合作出版两套丛书,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丛刊,一个就是《补资治通鉴》丛书,作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中生代的这批学者,荣新江、赵和平、郝春文,有一些年龄大一些,像姜伯勤、陈国灿、项楚,包括李均明、王素、刘钊,这批人现在都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年轻有为,饶公注意到他们,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们大概大学毕业十年左右,已经崭露头角了,饶公就请他们到香港来,三个月、六个月的访问,在这个时间内指点他们。

     我经常跟饶公讲,其实你很多的一些工作不单单是你自己写文章,是你指导那么多后辈,你有些题目不一定自己做,你指点他们,我就说这叫道夫先路,他开创一条路子,他自己没有能力做出那么多工作,他指引他们一些方法和途径,因此我觉得饶公很了不起,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传承。

     饶公非常非常注重学术的信息,虽然他不懂电脑,但是他的脑子像电脑一样,他看东西记忆力好。我帮他查资料什么东西,他都告诉我什么书什么版,有的时候甚至能把大致的方向告诉我,他看过了就叫我查。别人新的一些著作、论文、期刊中间发表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到他所关注的问题,抓住别人研究的重点,利用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材料做出成绩。

     我想大概有些事情,因为他年龄大了以后有些也是不得以,把他塑造成一个神,我们觉得也是过分了,因为我们平时跟他一些聊天、说话,反正我们比较近地看待他没有什么感觉,饶公非常亲切,平易近人,我们把他看为一个慈善的父辈。

     现在饶公老是在提倡的六个字,求真、求是、求正,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不要无原则地把他说成无所不能,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饶公就是在一个仰仗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之下,他有他自己自身的积累,他的一些底蕴,然后在这种非常适合他的条件之下一步一步地成就上来。

     文章来源:腾讯-大师栏目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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