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
2018/3/7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
陈曙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
文：陈曙光
摘要
面向未来，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国话语的根本特征不仅仅在于中国特色，也在于世界价值。中国话语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给出中国方案，若能够为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的重构贡献中国智慧，那么，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
中国时代的话语短板
随着一个一个的“中国时刻”陆续绽放，全世界的文化价值秩序在东移，笼罩世界几百年的西方中心论正在被打破，全球话语格局正在重新生成，中国话语正在世界回响。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健步走向富强，我们再不能简单地以“西强我弱”来定义中国话语的国际方位。比如，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显著地崛起，大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极大地改善了国际话语生态和中国的话语环境，达沃斯论坛、APEC峰会、G20峰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方案，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从未推卸。在制度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明显提升，预计很快达到与国力相匹配的水平。通过联合国、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从未缺席。
但是，中国话语也有短板，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短板在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准确地说，“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相对不足方面，在于我们把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相对滞后方面，在于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准备不足等方面”。尽管我们也有亮点，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联合国文件，但基本格局还是“西强我弱”，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一句话，“软实力”未能跟上硬实力的步伐，中西之间的话语间距、话语隔阂、话语落差非常大。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济强国、地缘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话语强国。中国的发展优势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尚未得到相称的体现，我们尚未获得与经济地位完全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话语赤字”“思想赤字”“文化赤字”犹如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 ：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回顾近三十年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到“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从“大国责任论”到“中国崩溃论”，从“中国威胁论”到“国强必霸论”，从“C型包围圈”到“价值观外交”，从“霸权稳定论”到“民主和平论”，从“航行自由论”到“中国孤立论”，从“普世价值论”到“世界趋同论”，西方凭借强权地位制造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话语，要么影射中国，要么剑指中国；要么捧杀中国，要么棒喝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人权、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本来清晰的中国图像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来确定的中国模式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大国复兴一定伴随着话语的崛起。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应当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今天，华盛顿时间与北京时间的切换周期已经开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美国霸权时代终将终结，中国引领的多极化时代终会开启，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时代，主流的话语总是钟情于成功的故事。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中国话语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中国的实践是13亿多人参与的历史性实践，是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与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斯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世界级的难题，每一个问题的成功破解都具有世界级的样本意义，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都将是世界级的贡献。
当然，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相对于实践创新的惊人进展，我们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尚有差距，我们尚未生产出与其实践成果相匹配的系统理论成果，中国故事尚缺乏系统的话语支撑。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寄语理论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中国话语的深厚沃土，中国话语崛起的最大底气莫过于此。
中国话语的本质维度
前现代与现代相互缠绕，东方与西方纠缠一体，这是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构成中国话语建构的独特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共时性反思都在拷问我们 ：中国话语的本质内涵，究竟定位于何方？
中国话语不能定位于过去，不能寄希望于前现代话语的当代复活。有人以为，中国传统话语绵历数千年，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信仰，塑造了独具东方风韵的民族性格，塑造了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交往理性，塑造了独步世界之巅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历史的高点为坐标，以“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的梦想，前行的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其实，前现代话语不过是封建中国的话语表达，今天的中国早已置身于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可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话语自强，也不可能依靠伦理的救赎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复杂利益问题。
中国话语也不能定位于西方，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东方再现。有人提出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西方话语在几百年的历史洗礼中日臻成熟，全球秩序、世界体系都是西方话语塑造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惯例接轨？其实，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经验的话语表达，是现代性的西方版本。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只能起到“隔岸观火”的作用。
中国话语的本质究竟定位于何方？我以为，把握中国话语的本质维度，必须穿越“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感性直观，穿越流行的日常经验话语，穿越具体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形而下的视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依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智慧，才可能洞察中国道路的本质性规定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方位。依此来判断，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归根结底属于现代性的中国版本，属于新的现代性文明。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从未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也从未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发展逻辑。邓小平指出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中国道路不是脱离世界发展潮流的旁门左道，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它第一次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第一次摆脱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政治模式和文明体系，第一次摆脱了殖民、扩张、掠夺的发展逻辑，第一次摆脱了依附发展、梯度进化的历史宿命，第一次通过“走自己的路”成功崛起，第一次在吸纳西式现代性的精华之后开启了更为壮丽的现代性之路。
中国式现代性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西式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版本，而非唯一版本。西式现代性作为对中世纪前现代性的反叛，以理性的法庭来取代宗教的法庭，以主体性取代基督性，以“合理性”作为衡量一切进步的标准，确实充当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
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西式现代性，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泛滥、精神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僭越、自我观念的膨胀；在提升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导致了自然的异化、生态的报复；在彰显理性精神的同时，导致了有限的理性上升为无限的理性，经验的理性上升为超验的理性，属人的理性上升为理性的实体；在发掘工具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缺位、人文精神的退场；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泛滥；在科技昌明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技术本来意义的遗忘。西式现代性的缺憾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人生活世界的严重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信仰、生态等各方面的总体性危机。
西式现代性之缺憾，正是我们重写现代性的理由，也是我们超越西式现代性的方向。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更现代”的未来，我们不能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反思现代性，“拯救现代性”，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型现代性的崛起，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性的成功。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源于对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归根结底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以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叠加的独特历史语境。
中国式现代性，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是一套能够解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一套有助于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中国智慧，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明体系，也是一套对西式现代性观念构成比较优势的思想资源。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的萌芽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同成长，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坚守，更有发展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烙印。改革开放以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逐渐走向成熟，且富有中国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外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具体化。如果没有中国果敢地质疑西方现代性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反思西式现代性的弊端，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思维惯性中无意识地沉沦，永远无法冲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永远失去独立思考、自主走向远方的能力。“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人类历史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普世于世界”，这是西方承诺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西式现代性不可能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发展模式西方化、西方价值普世化、人类文明一元化，这绝不是世界之幸，而是包含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因此，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中国话语的成功出场，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经典现代性的至尊地位，也动摇了基于经典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实现了现代性的救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重写现代性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中国话语的建构逻辑
今天，面对西方话语在全世界的强势扩张和深度殖民，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在国际舞台上该如何提升中国话语的在场地位？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一是凭实力说话。在国际话语场，话语崛起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重力量交汇的结果。话语的崛起，前提是物质力量崛起；话语的贫困，首先源于物质贫困；话语的背后，是硬实力的较量。所谓弱国无外交，所谓真理在炮舰的射程之内，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话语能否崛起，首先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崛起。虽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仍可能在文化和话语上“演奏第一小提琴”，但这绝非常态，在通常情况下，话语强国、文化强国首先是物质生产强国。当前，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门槛前，必须以发展自己为优先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任何时候，话语权的大小，不取决于音量，而取决于能量；只有腰板硬了，说话才有底气；只有硬实力强大了，才会有无声的话语权。
二是解码“中国样本”。解码中国样本，关键是“发现中国”。“发现中国”是一个筛选、提炼的工程，应当“思入时代的深处”，筛选出当代中国的问题，采掘那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畴、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关键词，用当代中国的“智慧”和“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发现中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动，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否定，但不是为了将自身提升到“普世性”的高度；“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
三是“为人民代言”。中国话语的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为人民说话”，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定的，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决定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只能说出人民的心声，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克隆，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决定中国话语体系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有别于东亚话语体系，也有别于苏联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决定中国话语不是同质化的世界精神。
四是关怀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方案。时代的变迁决定中国话语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国际责任相一致。21世纪的中国话语不能囿于中国问题，而应当心系天下，关怀世界，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自信地向世界输出自己的原创话语。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作为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不仅仅属于中国、影响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属于世界、影响世界。今天的现实不正是这样吗？G20杭州峰会，世界关注中国方案；达沃斯论坛，全球倾听中国声音；“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的抉择关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的理念决定未来。
中国话语的未来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在国际话语场，中国话语的成功崛起，中国话语时代的成功开启，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
一是主导“涉中”的议题。在国际话语舞台上，“涉中”的议题很多，比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暴恐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以及发展道路、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地位、普世价值等问题，西方常常利用这些话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西方的话语逻辑来裁剪中国。他们所说的话充斥着西方标准，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二是创设世界性的议题。随着中国时代的开启，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的议题，凝练一些叫得响的标识性概念，主动引领国际话语场的讨论。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担当，也是大国应当负起的国际责任。
近年来，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中国在G20杭州峰会开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愿景，这些世界性议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重要符号。
三是重构全球理性和世界精神。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有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它们成为本民族交往活动的基本遵循。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后，国际社会才成为可经验的事实，如何规范国际交往行为成为迫切的问题。建构什么样的国际交往理性，培育什么样的全球文化(全球伦理)，成为领导型国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今天，国际交往经过资本主义世界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充分发展后，已经跃升到了新型全球化时代。原来处于边缘的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扮演着引领全球化的重要角色，原来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新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面向未来，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国话语的根本特征不仅仅在于中国特色，也在于世界价值。中国话语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给出中国方案，若能够为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的重构贡献中国智慧，那么，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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