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贸易战来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搞孤立主义？
2018/3/24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
何怀宏，哲学博士，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何怀宏所译多为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贸易战来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搞孤立主义？
文 |何怀宏
摘要
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同时对中国企业实施投资限制。此举标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全面升级。全球化进程更加扑朔迷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错时代，中国何去何从，引发重大关切。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初，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就严肃指出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风险，他由深层的基本价值层面入手，解释了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在新的全球化阶段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系作者2016年12月在“全球化挫折与巴比塔的重建”论坛上的主旨发言记录，题目系编者所加。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独立精神和孤立主义，是从美国大选来观察全球化。美国在世界全球化体系里面是重中之重，不得不予以关注。我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第一，全球化的多重含义及反全球化的不同立场；第二，美国的独立精神和孤立主义；第三，孤立主义的对立面与两重性。
全球化有许多方面。首先是全球地理，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麦哲伦完成第一次全球航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联为一体，此前古代的地中海世界是最接近于某种世界体系的地方。而地理大发现最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具有革命性的也是真实的认识，人类第一次知道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知道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球，世界就等于地球，我们走不到天边，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或者说，任何一点都是起点和终点。所以说，在全球化的各个面向中，首先是地理上的，但它同时也是心理上的，我其实最看重的是，它给人类带来一种全新的认知。这种认知至今仍然具有革命性。此后500多年来，地理距离和天堑越来越不构成障碍，地球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交通工具和网络发达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暂时脱离不了地球，它就是悬浮在宇宙空间的球。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如果毁灭了人类就毁灭了，所以要搞好地球上的事情，这是全球地理以及它所带给人类的一种全新自我认识。
而全球化最显著的方面当属全球经济，或者是加上全球科技。也许还可以说，这是全球化取得成就最大的方面。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已经相互离不开。科技发明也是如此：过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缓慢有限，许多发明要各自发现，重新发现，现在任何科技成果都能很快在全球共享。早上在硅谷发现，可能晚上有的地方就开始仿造了。这是全球化的经济与科技方面。
全球政治方面，可以说，相互影响早就开始了，尤其是地中海世界——这里可算是世界各种文明体系交汇的地方。但是，在20世纪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全球性才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有影响。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全球性政治组织，虽然一战后出现的国联失败了，但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以上方面都是全球化比较积极的方面，是求同，求共赢，或者是双赢，或者是加强纽带。但也要注意到，全球化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追求联合共赢的另一面，我们现在很难说有了统一的全球文化，而且也不会去追求统一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方面追求的恰恰是一个次一级(比全球甚至国家都次一级)的群体文化。它们有一个共同诉求是平等，尤其是希望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取得平等地位。在整个世界全球化趋同的情况下，全球各个文化是在求异。我们讲文化认同，这个次一级的认同其实是求异，文化越是认同就越是求异。这个文化差异性的强化趋势不容忽视。当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文化方面也还有人们在追求一种全球伦理，它是从宗教界开始的，各个宗教、各个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共处？这在中国也有反映。全球的政治、经济、地理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的文化与价值观却本来差异很大，且还在继续求异。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某种道德共识？全球成为一个生存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一个对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道德共识，世界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追求全球伦理的努力我以为是很要紧的。
反全球化也有不同立场。过去反全球化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从左翼的立场、从比较激进的立场出发的，是从保护弱势、反对强势方面考虑，而且是经常带一些反西方、尤其是反美的色彩。但最近的反全球化，或者是逆全球化(英国脱欧)，是从比较右翼保守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保护弱者，现在可以说是保护强者，或者说保护本国国内的弱者。退欧正是反对全球化，反对世界拉平市场。发达国家反对产业转到国外，这次美国大选结果也是一个例证。英国公决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所表现这种趋势恰恰是从对全球化影响最大，或者是产生贡献最大的国家开始。这可能是一种收缩，虽然将来怎么发展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说，现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是出现了一些分离和歧异。
第二谈一下美国的孤立主义。美国这次大选之后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不想简单讲一个骗子和一个狂人竞争，这个狂人赢了，好像是蛊惑人心的角色，骗了很多无知乡下人，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这些现象在深层次一定是有一种相当的各自有历史根据与合理性的价值在支持。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明显出现了某种政治的僵持，陷入了僵局。所谓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共和党与民主党僵持不下，也有左翼、右翼的颉颃以及民间草根的介入，这种现象比较明显。在这背后的深层次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在冲突？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观。这个还是要追溯到美国的历史，不仅仅是独立以后200多年历史，还包括独立以前150多年的历史。在我看来，独立之前尤为重要。
通过对美国这个国家如何形成展开观察，可以发现，它在独立的时候有一些基本价值就已经形成了。美国独立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带着理想、信仰，在不同殖民地进行的实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的是把过去从英国带来的信仰和价值观重新在新大陆凝练筛选、更新强化了。这里更强化的是强调独立的意识。这里需要区分早期定居者和后来移民。179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的323万白人里面，80%来自不列颠，98%是来自新教，这个对美国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用亨廷顿的话说，如果当时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葡萄牙人占据主导，美国就可能不是今天的美国，而是墨西哥或巴西。新教就是一个强调独立且个人良知占首要地位的宗教。它强调的是个人，通过个人的途径去认识上帝。新教徒刚到这块新大陆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后来的移民不一样。他必须自我依靠，所以美国独立的意识和精神确实是很强悍，这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其自由观念是以独立为起源与核心。
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比较明显地反映在独立宣言最著名的那段话里面：“所有人都被创造为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主要的概念。首先尤其是生存，保障生存，先活下去，还有安全和温饱，然后还有信仰，并非一片空白，是带着文明世界的某种信仰来的，然后就是独立，还有英国的法治，包括法治保障的一些自由等等。但是独立宣言文本里面也同样揭示了另外一个方面，除了在独立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的价值，还有就是平等，这个是具有革命性的。当时所有人的平等并没有实现，自由的主体也未获得清晰的界定。这个我想另外写文章探讨。
为什么美国人会有独立的精神与意识，以及这种独立意识何以这么强烈，有宗教因素，有新教因素，有地理因素，也有民族传统的因素。曾经有一个世界各国的价值观调查显示，最强调独立和自我依靠实现自己理想的是欧洲的瑞士。瑞士至今也不是欧盟国，也不是欧元国。其次是美国。最早从华盛顿告别演说算起，美国就有一种独立意识。这很强烈地反映到它的外交政策当中。可以说，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初，乃至两次大战前期的美国表现都很强烈。它的外交传统更多的是孤立主义，最多包括一个后院拉美。华盛顿告别演说呼吁国内团结，但却主张和世界(当时主要是指欧洲)保持距离。自然要有商业和经济联系，但不要有政治联系，尤其是结盟等介入。他主张保持宗教和道德作为“人类幸福之重要支柱”，并促进建立“普及知识的机构”；但中立于世界各国。当然这不是不强调自己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曾经在北美扩张，现在也把自己国家安全系数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的确长期不向往世界主义，甚至不想和世界发生太紧密的关系。
第三讲讲孤立主义的对立面和两面性。与独立相对的是依赖。人性是容易依赖的，但强调自主也是一种传统。独立也有一点冷淡，和冷淡对应的是热情。和孤立主义相对应是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常常认为好的东西，就是世界主义、大同主义，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方面有强烈表现，比如输出民主，认为自己的制度很好，是普世价值。还有一个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等。两者也常常相通。孤立主义则和现实主义联系比较紧密。亨廷顿思考美国的出路不是理想的世界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路径。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优先。特朗普倾向于认为，美国要保护欧洲，但哪怕再保卫也不能又出钱又出力，在日本、韩国要有一点收缩，他不想管太多事情。这个还要再进一步观察。希拉里比较好预测，但是特朗普不好预测，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只是说英美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全球化受挫或者是有某种曲折。
全球化并非直线前进就是最好的，也可能有一些回潮，怎么认识，一方面我们讲这是一个大潮流，不可阻挡，从经济、科技各方面都在支持这样的趋势，美国想撤身也不是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头号超级大国，过于激烈的撤身也可能不仅对本国，也对世界带来大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包括我们祖先的古话也是这样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英国脱欧是不想太多搅入世界，你从克理斯蒂的小说就可以看出英国乡村对外国人持以怀疑态度。各个民族和群体当然更喜欢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不愿意受到太多干扰。有一种幸福是生活在自己家里的幸福。法律禁止种族隔离，但还是会有一些自然的分离。打拼几十年的华人退休以后他们的生活圈里的朋友还主要是华人。
全球化如果受挫，那肯定经济会受影响，很可能会下降，但这就看你更重视什么了。是不是整个世界一定要那么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要那么快，大家都要打成一片，联在一起。打个比方，世界上有两种人，喜欢跳广场舞的和不喜欢跳广场舞的，有一些人觉得大家聚在一起才热闹，才快乐；但还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宁可晚年就孤独地牵着一条狗，你可能觉得我可怜，但是我不会这样认为。所以生活趣味是不一样的，我也不是反全球化，我个人还是感觉全球化带给大家很多便利。比如欧洲联合之后，你去欧洲旅行，办一次签证就可以去许多国家了。过去欧洲国家为这些边界线打得你死我活，现在你感觉不到边界线的存在了。欧洲是最有可能实现比较高程度的一体化的一个洲。但也会进退起伏。但如果欧洲都做不到欧同，世界大同就更难了。
我觉得，不一定要反全球化，也不一定要全身心地拥抱全球化，往前走几步往后退一点，都可以试试。在全球化大潮当中哪怕有几个孤岛也没有什么的，因为全球化始终有一种危险甚至是凶险。过去文明是可以此起彼伏的，埃及文明、波斯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兴起了。全球化之后就可能有不可逆的大灾难，受害的就是整个人类，再也不会有新的文明，这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落甚至毁灭。这个不知道何时到来，现在可能也只是一种幻想，但有一些预警总是好的。人类有时可能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总之，我觉得，如果不是仅仅看经济、科技出发，而是从价值观、生活方式来看，你会看到一些反全球化的人，他也有他的理由，而且是有相当强的价值理由的。而我的发言就是提出一些问题。有一些东西，我自己也没有想得很透彻，供诸位批评，谢谢大家。
拓展阅读：
为什么西方文明越“文明”，越可能失去竞争力？
丛日云 |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数百年前西方人发起、推进并主导的全球化，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它的漩涡，如今，这个全球化进程却开始反噬他们自己。于是，西方社会的全球化战略出现了某种调整和收缩的迹象，有人将其称为“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在这里，我尝试将西方发达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即西方文明，援引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大师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教授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分析进入后现代的西方文明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所面临的特殊困境。
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教授
根据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的转变。前者是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者是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超过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的演进并非一套价值取代另一套价值，而是价值排序即优先价值发生了变化。物质主义赋予人身和经济安全以最高优先级，后物质主义一般说来也需要物质主义所推崇的一些价值，但它将与人的解放、人的价值实现相关的精神层面的需求置于人身和经济安全等物质层面的需求之上，赋予其最高优先级。
英格尔哈特指出，价值观的变迁是沿着两个维度进行的：第一个维度是世俗-理性的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Traditional to Secular-Rational Values)；第二个维度是后现代社会的维度，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urvival to 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自我表现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内涵相近。40多年来大规模的跟踪调查，包括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wide Value Survey)都证实，发达工业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不仅确实存在，且有不断发展扩大的趋势。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奠基人阿尔蒙德评价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时指出，它“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做出预测的实例之一”。
不过，后物质主义这个名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窄化对其的理解。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价值观的转变带来的是一整套文化变迁(Cultural Evolution)，涵盖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全部文化领域。我们看到，正是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使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开始转向平等主义、自由选择的个体主义(在个人生活方式领域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民粹式的民主主义、准无政府主义、世俗主义、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和平主义、生态主义，等等。
那些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不但政治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其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淡化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实现精神价值的追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种族或新移民、妇女权利和地位、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等)、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公众参与(公共领域、企业、NGO)、世界和平等。与此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对权威的敬畏、对安全与秩序的关心，更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对其他民族、宗教和生活方式更为宽容，淡漠了家庭观念、宗教观念、国家观念，不太在意民族、国家、种族、宗教、文明之间的界线，失去或降低了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自信、捍卫本土文明的意志。
这一整套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当代危机，也使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现代主义和前现代主义的竞争，处于一种特殊的困境。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中，后物质主义无力应对物质主义、现代主义的竞争，后物质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在被掏空。
西方在物质主义时代的经济扩张，曾使前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没有招架之力。但是，当西方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时候，当初被西方逼入现代化竞技场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现代化亦即物质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普遍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关切，追求以GDP来衡量的发展目标，甚至在低度发展的阶段，出现以金钱拜物教为极端表现的高度物质化的追求、集权式的和竞争式的定向发展、以较低的劳动力和环境等成本求发展的局面。这样，在物质发展层面的竞争中，淡化了物质需求的西方后物质主义文明表现乏力。于是全球化进程就开始掏空西方后物质主义的物质基础，结果使后物质主义成为无源之水。
后物质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其中之一是“匮乏假设”。按这个假设，人们往往赋予相对短缺的东西以最大的主观价值。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人们往往赋予经济发展、生存安全以最高优先级。而战后西方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福利制度的完善，使人们不再担忧生存安全问题，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把富足和生存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其价值优先选项转向了更高的精神层面，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现在他们的物质基础出现了问题，那么，奢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便失去了基础，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中，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既无能力也缺少意愿应对前现代、反现代势力的进攻和侵蚀，甚至出现两者部分汇流的现象，从而使西方文明的根基受到威胁。
全球化的数百年中，西方文明一直表现为强势文化，不断向外渗透和扩张。但是，最近几十年形势发生了逆转。一方面，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转向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断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包括各种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与不同程度的认同与推崇；另一方面，部分地受西方文化转变的鼓励，非西方文化包括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表现出更大的自信与进攻性。甚至出现了西方的后现代与非西方的前现代势力联手夹击现代文化(即西方文明的主流传统)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为敌，但却向前现代文化伸出橄榄枝。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移民潮，使原本外部的文明冲突变成了西方社会内部多元文化的冲突。一种文化必然有其载体，那就是创造和传承这种文化的民族。人类经过数千年以至数万年形成的文化鸿沟，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弥平的。虽然西方文化有着很强的同化能力，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传统，但它们都有个限度。如果在短时间内过多的移民进入，文化的融合就会遭遇消化不良。政治或文化的多元主义也不是无限多元的，其前提是被宽容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要素必须认同这种多元格局，但当政治多元主义容纳了相当份量的坚定的一元主义的时候，多元主义本身就遇到了挑战。
更何况，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西方精英集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自信和捍卫它的意志，按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可以坦然面对西方文明的慢性自杀或自动退场。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文明的更新、社会的进步，没有什么传统是可以留恋的。而另一些仍然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却对此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移民带来的秩序和安全问题只是表面的、眼前的问题，长远来说，是西方文明的前途受到了威胁。他们担心的是，西方社会慢性自杀的移民政策、自残的全球化政策、自虐的文化政策如果不调整，西方文明可能重蹈当年罗马文明的命运，在异己民族(他们称“蛮族”)的内外夹击中走向衰亡。他们希望西方文明从疲弱萎靡中振作起来，恢复自信。
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在波兰的讲话就表达了这种担忧：“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们？我们是否还有对我们公民的足够的尊重，并为此而保卫我们的边境？面对那些想颠覆和破坏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来守卫我们的文明？”由此可见，文化全球化在西方主流社会内部也造成了深刻的分裂。
第三，在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传统宗教正在走向衰退，但它却面对着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复兴的局面，全球主义在迎接民族主义的竞争和挑战中显得处处被动。
民族主义和一神教信仰曾经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强大动力，被它征服的一个个庞大帝国如一盘散沙，没有民族意识，缺少凝聚力。但如今攻守易位，在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复兴(在一些地区伴随传统宗教复兴)面前，民族主义衰退、全球意识增长的西方社会难以应付，表现得左支右绌。
英格尔哈特教授制作的的PPT
对于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衰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权威的全球价值观调查在调查一个国家国民的战争意愿时问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6次调查中，以西方为主的高收入国家回答“No”的平均为37%，低收入国家为20%。其中日本在30多年间大体都在40%以上，加上不置可否的，达到80%到90%之间。表示愿意为国而战的只在10%到20%之间。越是发达国家，越是高收入国家，国民为国家而战的意愿越低。二战后，由于民主制度和高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内部基本实现了和平。而收入低的国家和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其国民的战争意愿普遍比较强。这个数据也可以视为民族意识衰落的指标。尽管西方国家目前仍具有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明显优势，但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步步进逼面前，仍然表现得非常被动。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制作的表格。其中瑞典回答Yes的比较高，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解释，是因为瑞典修改了法律，重新定义了战争和军队的角色。军队的任务不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援助发展、维和等。
西方文明的困境是什么？它是发达病、文明病，是现代文明综合症。它的问题是现代化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造成的。当年西方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它的现代主义征服了世界。当其他国家和民族也跟随它进入现代主义时代的时候，它又率先进入了后现代文明，从而更具有阴柔的、老态的、和平的特征，这样一来，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它面临着被征服的威胁：一个是从外部被征服；一个是从内部被蛀空。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力，后现代文明尤其如此。
认清了西方文明真实的困境，就会明白，特朗普所代表的并非什么逆全球化的趋势，更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调整到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也就是对以往激进的进步主义、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做出有限的回调，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就如英格尔哈特指出的，后物质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它激起了物质主义者的恐慌，形成了文化的反冲。
不过，物质主义的文化反冲也面临新一层面的困境：正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文化危机和政治疲弱，使更多的人转向了物质主义，但是，物质主义政策如果成功，西方人有了富足和生存安全的保障，则会使更多的人转向后物质主义。似乎使物质主义政策能够持续主导西方的条件，就是物质主义政策的失败。在新兴现代化国家的竞争面前，在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冲击之下，西方社会在一段时间里，会在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之间反复调整，经受煎熬。
西方的困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看到，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学界常出现的将两者的发展状况做错层式的比较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正是西方人退出的领域，不感兴趣的领域，使我们能够乘虚而入，获得了发展的巨大成就。我们的问题是源于受前现代拖累的现代化、不平衡的现代化，而西方的危机是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的危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势力向物质主义的回调，将使西方回到与中国同一竞争的层面上。
第二，中国也会并且正在转向后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我们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几亿中国劳动者勤奋工作，创造了天文数字的GDP。但是，涵盖了世界上90%以上人口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表明，经济发展导致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中国国民价值观的调查表明，中国人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中国顺利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这时，发展的动力就会减弱。
其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现实。世界价值观调查用来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中，就包括这样几个问题：“努力使城乡更美丽”，“建设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建设信念高于金钱的社会”，肯定的回答代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我们看最近中共十九大文件对美好愿景与主要矛盾的表述，如“建成……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这里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容，正是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后物质主义成分的反映。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也会发生。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以后将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曾经在工业不发达的时代嘲笑过西方的环境污染，如今，我们应该在工业化高潮中对未来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有所准备。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原标题为《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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