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银行的不良率依然可控？听听建行行长王祖继如何说
2016/4/14 哈佛商业评论
随着2015年中国各上市商业银行的年报发布，对于曾经无限风光的中国国有银行的质疑也逐渐增多：利润率大幅下滑，不良贷款飙升……对此，4月9日在波士顿参加2016年“哈佛中国论坛”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有所增加，不良率有所反弹，但总体上依然处于可控的范围。
“哈佛中国论坛”
“哈佛中国论坛”起源于1998年，是由张黎刚等当时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创办的《哈佛中国评论》所组织的同名年会。从2010年起，成为哈佛大学本科学院组织的中国主题年会，每年春季在波士顿举行，今年是第19届，通常会邀请来自中国的重要企业家、学者和美方政商学界人士一起讨论相关经济、环保及社会问题。
王祖继是首位受邀的中国国有大型银行高管，他和哈佛商学院资深副院长克里希那·帕勒普(Krishna G. Palepu)教授、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以及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庆斌，就中国金融体制和银行业发展进行了交流。
此外，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软银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Lazard(诺斯德)大中国总裁阎兰、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零点研究资讯集团董事长袁岳等中国产业和金融界人士，亦受邀在今年“哈佛中国论坛”上演讲、讨论，并深度参与了本次论坛举行的创业大赛。
此前几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万科董事长王石、京东集团董事长兼CEO刘强东等中国企业家亦曾应邀出席该论坛。
据3月底披露的建设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末，建行实现净利润2289亿元，同比增0.28%，较上年下降0.20%；建行资产规模达18.35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1659.8亿元，较上年增加528.09亿元；不良贷款率1.58%，较上年上升0.39个百分点。同期公布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2015年年报，主要数据基本接近，均出现了净利润增长停滞、不良贷款和不良率上升的局面。
王祖继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风险因素出现变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使高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脱媒加剧，对银行传统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地位形成挑战。跨界竞争日益激烈，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等跨界进入了银行业的传统领域，使银行业的传统领域和应用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
不仅如此，中国银行业扩大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原有风险管理的范畴逐渐从境内拓展到全球；存贷款定价能力、跨界乃至全球视角的风险管理能力面临新挑战。
从中国银行业自身来看，王祖继认为，快速扩大的资产规模和利润增长速度，并没有带来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的同步提高。在资本结构上仍存在国有出资人股权结构单一的问题。在公司治理方面，虽然在制衡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成效，但在效率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市场化配置的比例还比较低。激励约束兼容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在经营管理、市场定价、产品创新、风险管控、全球竞争、专业人才等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这要求中国银行业必须以市场化为方向，加大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真正建立资本充足、结构合理、风控严密、功能完善、基础扎实的现代商业银行。
王祖继表示，为应对当前挑战，应当注意几大关键方面：
首先，要积极探索国有股权结构多元化，引入其他国有出资人，由单一国有资本出资人，向多个出资人转变，丰富国有控股内在结构，形成国有控股多样化。通过吸收适量社会资本，与优质、健康、富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合作，实现国有金融资本与民营金融资本交叉持股，进一步形成多元、协同、相互融合的股权结构。通过增发、配股、转换债、再融资和员工持股等方式，适度分散股权集中度，循序渐进提高非公有资本持股比例，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
其次，要科学界定职责，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一是整合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减少职能重叠；二是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监督制衡力，董事会结构由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占多数，逐步转变为独立董事占多数；三是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统一的监督体系；四是深化人力资源和薪酬体制改革，建立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分类分级管理、考核和薪酬分配体系，建立市场化的聘用和考核制度。
再次，还要加大创新力度，提升市场竞争力，顺应金融需求多元化与特色化，充分发挥和拓展银行服务功能，构建全球授信、现金、账户管理等金融服务体系，打造全方位全时空的金融服务平台。
另外，还要加强新产品研发和综合服务输送能力的建设，持续推进业务流程差异化、动态化的再造，形成多层次金融产品和多样化增值服务能力。
然后，尽快掌握市场化定价需要遵循的原则，依照程序和定价技术等方面，建立量化定价模型和相应系统支持，提高定价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最后，通过风险偏好的拟定和传导，推动全面风险管理责任制在境内外机构落地，不断提升风险计量水平，开发优化独立的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限额测量模型，加快各类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
刘铮筝 |文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派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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