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孟睿思：如何成为对世界有价值的企业？
2023/2/8 8:00:00 哈佛商业评论
2022年是《哈佛商业评论》(HBR)创刊百年。百年商业，历经蝶变与新生。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立足当下的社会、商业现状，结合哈评百年这12大经典商业议题进行对话，解析百年经典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怎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这是当下不少企业正在思考的问题。
食品饮料公司达能提出信守商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承诺；日化企业联合利华将“可持续生活”设定为公司业务拓展的第一原则；美国知名户外品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创始人宣布捐出整个公司用于环境保护……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中国管理讲席教授孟睿思(Christopher Marquis)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将上述企业行为称之为“共益行动”，是推动新商业进化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简称B Corp)是一种独立的认证模式，是第三方非营利组织的企业认证标签。共益企业不仅仅关注股东利益，还关注包括员工、社区或环境等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时还要在问责机制和公开透明的标准上，保证这些使命的一致性，这样的企业被认证为共益企业。”孟睿思解释说道。
基于对共益企业的持续研究，孟睿思认为，推动新商业进化的好时机就是现在，成为共益企业就是关键。“当今商业和社会的复杂性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面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企业需要真正的承担责任，把注意力从股东转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长期关注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方面的因素，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赋能。”
以下为本次对话的精编。
共益，重新定义商业的成功
HBRC：您为什么关注共益企业，它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相比有哪些差异？
孟睿思：大概在2009年左右，我在哈佛商学院讲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课。当时一位学生对我说，为什么我们要研究那些大公司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对大企业来说只是锦上添花，像技术板块、投资板块一样。我们应该研究那些以关注社会影响力为核心的企业，比如共益企业。
共益企业是由名为“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提出。共益企业的核心是社会和环境影响，同时也遵守经营目标和行为一致性原则，即企业理念与他们的实际业务不存在脱节。企业把问责机制、ESG评估和公司治理工具的理念和流程嵌入到公司内部发展中。获得认证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更要成为对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它们相信商业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并希望重新定义商业的成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更相信共益企业是商业真正重要的进步，它让企业以更真实有效的方式回馈社会，让企业能够参与和处理一些重大的环境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HBRC：衡量共益企业的标准是什么？为何这些标准很重要？
孟睿思：如图所示，有两个维度，Y(纵)轴是ESG标准和问责机制。X(横)轴是从法律上保障目标和使命的一致性，同时这也关乎着利益相关者。最近有一些关于公司如何在法律上约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创新提法，不仅仅是股东，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社区或环境等。
一方面，你可以用共益企业标准、ESG指标等方面给企业打分。比如，共益实验室”(B Lab)通过共益影响力评估工具(BIA, B Impact Assessment)筛选出一批在社会与环境绩效、透明度以及社会责任感方面达到高标准的营利性企业。
我与数百位企业代表交流时发现，他们相信ESG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能够持续改进企业，并让企业深度参与社会价值的工具。
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为例，这家以环保承诺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不断学习中找到了最终受益的ESG这一增长工具。
也不少共益企业实际上是由中国人创立和推动的。10年前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以及与我有过深入交谈的企业都表示，专注于ESG，专注于利益相关者，更适配社会和政府的要求。
很多研究也表明，共益企业提倡对共益的目标负责，提供良好的员工福利，可以减少员工流动，对公司大有裨益。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才是真正把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的优先事项联系起来的桥梁。通过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监测管理来实际改善企业状态。
第二个维度是责任的约定。以漂绿行动为例，许多问题出在企业的目标使命与企业内部的实际行动没有保持一致。ESG指标衡量的是企业的内外对齐，这也是公司成长的基因。
共益企业有某种法律上约定的营业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可以是对环境的关注，也可以是对社区的关注，这取决于公司是否真的将其定为企业目标。其中的关键是有问责制，并保持透明化。有些公司称自己是绿色企业，但其实不是，这会导致董事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2022年3月的英国女王演讲中，已经关注到促进更好的商业(Better Business)的响应法案，未来希望可以通过这项法案，承认企业经营即向着共益的模式发展，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仅仅是股东。
是否是共益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和投资者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私人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rock)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提倡，在投资企业时要深度挖掘企业的ESG标准和问责制度，以减少潜在的风险。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全世界有30多家公司真正作为共益企业开展了IPO。
最后，我想说的是未来商业里，ESG的评估及透明化能够成就一个更好的企业。而且，法律上的完善也为长期治理创造了打下了基础。
因地制宜，让共益更普世
HBRC：企业理解和认同共益企业的理念，但如何确保它适用于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不同发展阶段？
孟睿思：在欧美、拉丁美洲和中国，有许多大公司正在使用共益企业标准来转型。
首先，一定要有非常完善的共益企业流程标准委员会，以及配套的审查和实施过程。这套标准每2至3年就要更改、刷新和不断完善。并详细说明公司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以保证共益企业的标准与时俱进、适用全球。
全球范围内，共益的标准有相似之处，但也因地理、行业和规模不同而异。美国与欧洲使用的标准不同，中国和美国的标准在许多方面也不同。在不同行业领域，新兴市场、发展中市场，又会有不同的标准。
像Chloé(蔻依)这样的时尚行业，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和标准与巴西的钢铁公司就不能相同。大型企业与小型初创公司情况也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都开始探讨同一件事：共益企业标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提议是相符合的，与全球报告倡议以及其他相应标准也是契合的。所以当我们思考如何让企业承担责任时，有这么多不同的类目和参考标准，有多种不同的可能。重点是如何将这些可能综合利用起来，让我们能够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一个更统一的理解，而不只是一些标准的清单。
正如Chloé的CEO所说：“只有当使用共益评估这样的工具时，你才能真正明白企业该如何做出重要改变，使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HBRC：在成为共益型组织的实践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孟睿思：放眼历史，共益企业的数量一直不多，目前大约只有6000家。推动共益企业发展的关键是让大型公司加入进来。
当所有的消费者，看到知名大企业的产品背面有“共益企业”的标识，会开始思考：这个产品是以可持续的、公平的方式生产的。我要支持这项运动，支持公益企业。
所以，大型企业的加入和继续推动，将有助于促进共益阵营的增长。当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共益是企业增长的关键，这将真正有助于推动共益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
HBRC：在实际的运营中，共益企业的创始人、CEO大都是年轻人吗？
孟睿思：并非如此。我与共益企业的CEO们交流时发现，其中一些人相当年长。但是这些企业的管理者都非常明智地认为关注千禧一代(80后、90后)消费者很重要，他们比上几代人更关心品牌的经营目的，关心原材料是否是可持续、公平等问题。
他们还表示：企业的未来不仅仅在消费者，更在人才的竞争。未来企业想吸引最好的人才，想留住最好的人才，可持续的、公平的经营目标至关重要。
我也希望年轻人能够在有使命的企业工作。
HBRC：作为一名消费者，如何分辨真正的共益公司和虚假的大企业？
孟睿思：这又要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漂绿行动。有很多企业声称自己做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没有，甚至还存在一些丑闻或负面消息。信任是未来品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知行不合一不仅危及品牌本身，也影响了消费者对公司的信任。
在我看来，共益企业的标志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代表着该企业是否通过了全流程的“共益”认证。消费者可以通过共益标识来决定是否支持这家企业。
当然，不是说所有企业都应该成为共益企业。重点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在成为共益企业的过程中，也有各种工具和标准可以让企业变得更好。
HBR百年，我们将持续邀请经济、管理、社会、艺术、科技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与我们展开对话，分享学术研究与趋势洞察，为读者提供观察商业增长的多元视角。
我们已经对话了：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乔纳森·布里尔(Jonathan Brill)未来主义学家，《疯狗浪》作者
理查德·S.泰德罗(Richard S?Tedlow)哈佛商学院教授，美国著名商业史专家
斯图尔特·克雷纳 (Stuart Crainer)Thinkers50联合创始人，《管理百年》作者
赫尔·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与创新高级讲师
张亚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智能产业研究院(AIR)院长
该对话系列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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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震敏 | 采访 朱冬 | 文
麻震敏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主编、新增长学院发起人
朱冬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中心高级策划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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