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小传 | 知行合一、内圣外王
2017/5/30 和君商学

     文/王明夫(和君商学院院长)

     王阳明,浙江绍兴余姚人,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阳明心学创始人,生卒于1472-1529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治武功兼备之人物,“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他传奇的一生,证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气象万千、光耀千古。

    

     一、少年雄心

     王阳明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时即显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十余岁能诗。11岁时,父亲中状元,于是随父迁居京师(北京),视野从余姚到了皇城。12岁时,问私塾先生:“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先生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说:科举登第不能算是第一等事,人生第一等事应该是成为圣贤。小小年纪,志趣骇俗。

     怎样成圣贤?儒家经典《大学》指明了目标与路径:三纲八目。三纲领是:明德、亲民、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成为圣贤的路径,从格物致知起始。什么叫做格物致知?所谓格,无妨理解为面向、直面、面对面(比如格斗的格,两人面对面),物就是事物。格物致知就是要与事物面对面,去探究事物、深入认识。朱熹认为,天下万物,虽各不相同,但所有事物都具备共同的本原、根本的本质,那就是“理”或“天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日积月累,格物穷理,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认识到了万事万物九九归一的本原即理,对“理”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理解和把握,就是达到圣贤的境界了。这是宋朝理学集大成者和最高权威朱熹的思想旨要。

    

     16岁时,王阳明依照朱熹的理路,面对家里院子里的一丛竹子进行格物。他整天与竹子面对面地“格”,试图格(探究)出竹子的什么理来,如此一连七天,一无所获,却是积劳成疾,病倒了。格竹失败,为王阳明怀疑和跨越理学权威朱熹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8岁时,王阳明在江西拜访当世大儒娄一斋,娄一斋点拨他“圣人必可学而至”。自此,王阳明正式立志成圣贤。一生的求索和归宿,皆以成圣贤为主线。

     二、彷徨与摸索

     少年王阳明“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曾说:读圣贤书的儒者应该以不会用兵为羞耻。儒者以文章词句欺世盗名、获得富贵,以华丽辞藻粉饰太平,一旦遇到社会危机、国家变故,则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实在是读书人的羞耻。孔子也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有一天晚上,王阳明还梦见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马援曾经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哪里能病卧床榻死在儿子女儿怀抱中呢?”王阳明14岁时开始研习兵法,学习骑射技术,以求具备文韬武略。15岁时,自己私自离家一个多月去居庸关考察边患、察看地形、谋划防务,跟北方少数民族学习骑马射箭,刻苦勤练,箭术一流。“失踪”一个多月后风尘仆仆回到家里,腰带配剑,一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模样。父亲得知原委,痛斥王阳明。

     16岁时,鄂豫陕交界地区发生流民暴动,建国号为“汉”,震动京师。王阳明觉得这是自己为国效力、显露身手的机会,他写了一份长篇奏折,结合他的兵法知识和考察居庸关经验,审势谋策,甚至请缨带兵去征讨。他托父亲把奏折转呈皇上,再遭父亲痛斥为“狂生”。

     王阳明,文才过人,一度驰骋文坛,组建诗社,在京师皇城和家乡绍兴拥有词章盛名,与当时的诗坛领袖唱和颉颃,意气风发,文采飞扬,所谓“泛滥辞章一时期”,但他很快觉得 “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 “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吟诗作赋,充其量只是个诗人文人,而成不了圣贤。于是,厌弃辞章,退出文坛。再转去研习兵法,得许璋真传,重燃经略四方之志。

     32岁之前的王阳明,因为各种因缘和契机,深入学习过道家和佛家。在多地多处求仙访道,行导引术,曾筑居山洞,修炼道家养生仙术(道教的吐纳养生之法);亦常参禅静坐,修炼佛家空性。他厌弃世之纷扰,喜欢道佛的清静,曾经决意出家。但顾念祖母和父亲,觉得子孙当尽孝养之道、赡养之责,此乃人之基本道义,“此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几经思想斗争,他最终放弃了彻底出家的念头,弃佛回儒,“正德丙寅年元年,始归正圣贤之学”。

     上述过程,史书称作王阳明历经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由于家世背景和才赋精力过剩,读书、科举、做官不能满足王阳明的兴趣,他一直在科举考试之外,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朦胧尝试了三个方向:一是经略四方;二是做圣贤;三是入佛老。历经五溺的彷徨、迷茫与摸索,最终弃佛老而回儒。王阳明在后来主考山东乡试的时候,还专门出了一道题目叫做《老佛害道,源自圣学不明》。

     三、多有不顺

     王阳明年少丧母,后常遭继母薄待;读儒家圣贤书,对科举考试提不起兴趣,感觉无聊而迷茫;想做圣贤,去实践格物致知,却是格竹成疾,落下终生肺病咳嗽;有意经略四方,精研兵法和纵横术,学骑射,尚武举,又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屡遭父亲痛斥;驰骋文坛,虽以词章拥盛名,又觉舞弄虚文、终是无聊;厌世逃避,遁入道教佛家,终又意识到“此簸弄精神,非正道者也。” 一心想成圣贤,却不知门径、不得其法,不知如何是好。

     原本,王阳明性格好动,喜欢饶舌搞笑,常常生事,是个嬉笑怒骂、谐谑搞怪、率真淘气的人。20岁那年,跟随几个堂叔和姑父一起学习,准备科举考试,他白天读书,晚上则收拾书堂,把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物整理归类,经常一读就忘了时间,回过神来一看,已是深更半夜。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王阳明变了,变得正襟危坐、谨言居敬,有人觉得好笑,王阳明正色回敬道:“我过去放任不羁,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春秋时期卫国人籧瑗,活到50岁,死的前一年即49岁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现在还不到20岁,悔过自新还不晚吧。”21岁,王阳明参加乡试,顺利中举。

     22岁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会试落第,两次失败打击。

     1498年27岁,王阳明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兴趣多变、不能专一,于是重回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知”。精神追求和人生寄托最终回到一个念想:此生要做圣贤。

     儒家学习,有举子学与身心学之说。举子学,是应试教育、应试学习,读圣贤书(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意在登第做官。身心学,是素质教育、能力学习,读圣贤书,领悟它,做到它,身体力行它,把圣贤的主张和道理,变成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生状态,达到明德、亲民和至善,真正成为一个圣贤。

     王阳明本能地不屑于举子学,所以,纵然凭其过人之才赋,也落得个两次科举考试败北。落第后,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王阳明的志向是成为圣贤,他有兴趣的是身心之学。科举做官非他志趣,格物致知、身心致圣,才是他的追求。

     王阳明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中,把各种思想学说都趟了一遍,在儒、道、释、兵、法、纵横诸家之间出门入户,以其巨大的心量,兼收并蓄地接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

     国学武装一个人的思想世界、涵养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能把一个人改造成什么样的能力和状态,王阳明是个典型的标本。

     四、无趣的仕途

     1499年,28岁的王阳明参加第三次会试,终于中进士,入仕途,任职于观正工部,首份差事是赴浚县去监督修建威宁伯王越(明朝将军)的陵墓。王阳明不坐轿前往,一路骑马,山路险要处马受惊吓,他从马上摔倒,口吐鲜血,随从惊恐,请求王阳明改乘轿子。他继续骑马,说:这是练习自己的骑马技术。

     监督修建坟墓,实在算不上是个什么事,但王阳明不仅认真对待,还别出心裁,用来实验兵法。他根据兵法,把造坟民工当士兵,将他们按“什伍之法”(基本的军事单位)组织起来,用训练士兵的方法来训练他们,轮番休息、协同工作。工余空闲,他把民工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演习,指挥他们演习“八阵图”。结果事半功倍,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造坟工程高效完成。王越将军的家人馈赠金帛布匹,王阳明一概不收,转以将军生前所佩戴的宝剑相赠,王阳明欣然接受。

     29岁时,王阳明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务,职责是复查案件、调阅案卷。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实权,也干不了什么实事,很无趣。他本对做官没有多少兴趣,官场的无聊令他感觉浪费生命、难以忍受,王阳明干脆告病回到家乡余姚,下功夫修炼道教养生术和佛教禅宗,一度决意出家。时年31-32岁。

     1504年33岁时,王阳明重返仕途,主考山东乡试;9月任兵部武选司主事。

     是年,他跟友人湛若水在北京开班讲学:倡导身心之学。反对官方化、八股化的程朱理学,称其“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主张把真正的圣贤之学发扬光大,力劝年轻学子不要沉溺于辞章记诵,应该树立“必为圣贤”之志,致力于真正的圣学。

     这是王阳明讲学的尝试期,听众不多,影响不大。此时的王阳明虽然才高八斗、深通儒释道三教,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其时学界士子普遍还沉浸在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之中(所谓举子学),对身心学无所属意。

     五、下锦衣卫狱

     小皇帝朱厚照登基,无知、昏庸、荒唐。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构成一股恶势力,号称宫中八虎,玩转皇帝,为非作歹,谋害忠良,致使朝政荒废、势如累卵。北京南京两都忠臣,纷纷上书或进言,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刘瑾八虎,却反遭执掌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大权的刘瑾势力革职、贬官或暗杀。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负责监察和谏言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人,还是忠肝义胆、仗义执言,坚持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等权奸,端正国法。刘瑾假传圣旨,立即把戴铣薄彦徽等人抓进了锦衣卫监狱。

     连法定的“言官”都敢抓捕,谁还敢发言进谏?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噤若寒蝉。谁敢再言,就是冒死。其时王阳明所任职务是兵部主事,在兵部的属官中是最低一级,正六品,在众多朝廷官员中普通的一员而已,论官阶、论职责,他都可以不言语,保持沉默、明哲保身。可是王阳明挺身而出,冒死上书皇帝,请求释放戴铣薄彦徽,官复原职。

     刘瑾势力随即抓捕了王阳明,处罚“廷杖四十”,在午门外当众除去衣服、光屁股打四十大棍。经此残酷刑罚和人格侮辱,王阳明被打得血肉模糊、人事不省,在奄奄一息间被扔进了锦衣卫的大狱。是年为1506年,王阳明35岁。

     六、狱中生活

     王阳明入狱后,居然活了过来。他想到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话:“昔西伯拘羌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大意是,周文王曾经被商纣王囚禁于“羌里”牢中,却不堕为天下之志,在牢里推演阐发《周易》微言大义,终于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而使《周易》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孔子周游列国,受困于陈蔡之间,绝粮断炊,但他著成《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并为后王立法。屈原遭楚怀王放逐,心中愤懑,却著就《离骚》,成千古绝唱······这些历代圣贤,都是在经受磨难之后,生命反而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这些人物,激励了王阳明为人间道义而献身的豪情,也坚定了他想成圣贤的信念。他学习周文王,在监狱里演绎起《周易》来,为自己占卦,表明自己的心志。他还安慰牢房里的狱友放宽心,为狱友们讲学,讲圣贤的故事,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道理,“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王阳明身居牢狱、生死堪忧,却能做到意志不倒、胸襟浩荡,“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经王阳明父亲的周旋请托,几个月后,朝廷裁决王阳明出狱,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即贵州修文县龙场“驿站站长”之职。

     王阳明从京城回浙江家乡做赴谪准备,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杀至浙江钱塘江边。王阳明佯装跳江已死,江边遗下衣服鞋子和绝命诗,蒙过锦衣卫,得以逃脱追杀。绝命诗有云:“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后来王阳明走到武夷山,曾写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七、龙场悟道心即理

     贵州龙场处在万山丛棘之中,属于“蛊毒瘴疬”之地,少数民族地区,不通汉族语言。经几个月的跋涉,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37岁)三月到达此地,自己和随从动手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住宿。后来发现一个山洞,于是搬到了山洞住,可免于风雨。想到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说,王阳明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起居生活,心态平和、安然处之。他写诗曰:“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虽然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简陋的,只要自己的心态平和恬淡,在简陋的环境里也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我当然也思念自己的家乡,但君子无往而不适,我也从来不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感到后悔。

    

    王阳明之龙潭夜坐图

     王阳明和三个随从,因水土不服、生活条件艰苦,全部病倒。王阳明亲自劈柴火、挑水、煮饭,照顾病情更重的随从人员。为了调动生活气氛和心情,王阳明还带着他们唱家乡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这样度过一段适应当地环境的艰难日子后,粮食快要吃完了,怎么办?王阳明学习当地人“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烧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播种粮食。与此同时,他看到当地人的住房相当原始,只是“棚户”,于是他就教当地人打土坯、用木头搭建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当地人感激王阳明的友好和教导,反过来帮助王阳明搭建了几间房子,使得王阳明有了较好的居住条件。王阳明把这几间房子命名为“龙冈书院”,为当地人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圣贤之学,与当地民众相处融洽。

     王阳明在龙场呆了三年(1508-1510年)。在龙场的环境下,“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一切荣辱得失、功名利禄都没有意义,如何“活下去”和“活着有什么意义”成为了唯一重要的命题。人生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还能不能成为圣贤?王阳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孤苦无助,不断地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如果圣人处在这样的境况下,那圣人会怎样想、怎样做呢?

     他苦思冥想、日夜沉思。一天夜里,他突然长啸一声蹦起来,手舞足蹈、欢欣不已。王阳明悟到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

    

    王阳明悟道石洞——阳明洞

     王阳明悟道后,就开始在龙冈书院讲学,把他自己对圣人之道的领悟、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讲给随从听,讲给当地苗族人民听。一些弟子也来龙场看望他,听他讲学。王阳明跟弟子们一起田野散步、溪边赏月、烛下饮酒,一起探讨着圣人的精神境界。“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环境恶劣、穷乡僻壤的龙场,变成了文化的胜地。

     贵州提学副使席殊闻讯来龙场向王阳明探讨“朱陆异同”,为王阳明折服,请王阳明到贵阳主讲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明史记载“贵州士始知学”。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最早期的思想传播。

     这期间的讲学,可称为王门一期。

     八、当县长

     1510年春天,三年贬谪期满,王阳明离开龙场,5月到任江西庐陵县知县(今吉安)。上班第一天,县衙涌进上千人上访,要求减免无良官吏摊派的赋税。王阳明了解事情原委后,决定豁免当年所有赋税。这样做,可能得罪朝廷,再次遭贬,但王阳明认为,如果“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我做知县干什么?于是他把去年已经收到的赋税银子全部送到上级政府,同时就免除庐陵县当年全部税赋的情况,写了个公文向上级政府呈报,最后说:“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经王阳明的努力,庐陵县当年赋税得以全免,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庐陵民众,喜欢相互告状,诉讼成风,县衙官府疲于应付,各种案件堆积如山,正常公务反受拖累。王阳明到乡下体察民情,了解庐陵的乡风民俗,向全县人民发布文告,劝谕息讼,大兴礼让友睦之风。当年夏天,庐陵大旱,秋粮成熟无望,引发瘟疫流行、火灾频发、贼盗匪患骤起,王阳明全情投入抗旱救灾工作,针对瘟疫、火灾、贼匪,分别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一一加以解决。王阳明担任县长七个月时间,关注民生疾苦,解决实际问题,扭转不良风气,致力于长治久安,政风民风为之一新。

     1510年秋,权奸刘瑾被诛,11月王阳明奉命进京朝见,离开庐陵回到北京,被授予刑部主事职务,官复原职。自此至1515年五六年间,王阳明职务频繁变动,最后做到了南京鸿胪寺卿(掌管朝贡、筵席、祭祀、赞相礼仪等),官居正四品。此期间,王阳明所做官职,多为闲职,在各地(北京、南京、滁州、绍兴等)宦游和讲学“知行合一”,成为了他主要的生活内容。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讲学。学生越来越多,学生中的显贵高官也越来越多,吏部尚书方献夫成为入室弟子。这期间的讲学,可称为王门二期。

     九、南赣剿匪

     南赣匪患严重,朝廷派官兵剿匪,越剿越多。因为官兵对付不了土匪,土匪更加嚣张,普通人家看朝廷没办法,也不断加入土匪。

     1516年,王阳明45岁,临危受命巡抚南赣汀漳。1517年正月到达赣州,刚过完元宵节,十六即开府办公。第一,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布置几项工作,要求“务求实用,毋事虚言。第二,做战前准备:推行十家牌法;训练民兵;筹措军费(上书朝廷,请求疏通盐法,鼓励通商,以所抽盐税充入军费)。第三,发动进攻,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加强军队自身健身,完成剿匪。第四,重建战后民众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第五,建立县治,兴建书院(学校),推行教化,兴礼让仁义之风。

     王阳明用计诱降了土匪头子池仲容,承诺不杀。池仲容归降后,王阳明轮番请池饮宴,以安其心;并让池穿上官服,教他礼仪,和他一起走在赣州街头,以观察他的态度和行为举止。王阳明发现池仲容是一个浑身充满乖戾之气的人,无法改邪从良,最终还是杀了池仲容。杀池后,王阳明曾经为之终日不食。

     从正德十二年二月至正德十三年三月(1517年2月-1518年3月),王阳明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彻底剿治了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边界的严重匪患,使当地人民的生活生产重归安宁。江西各地奉为神明,各立生祠,岁时供奉。

     王阳明在赣州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处理军政事务,完成剿匪;第二办学和讲学;第三调养身体。此期间,一批有志青年,如邹守益、欧阳德、黄弘纲等人,纷纷投入他门下,成为嫡传弟子,后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中坚。

     在赣州剿匪的一年多期间,王阳明不像军事领导人,更像教师。只要稍有空闲,就会跟跟随他的弟子讨论心学。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弟子们讲课,偶尔玩玩射箭。每天早上,弟子们到办公室请安,王阳明从后堂走出,大家开始谈论心学。中午时分,大家一起吃饭,午饭完毕继续谈论心学。偶尔有人送来军情报告,王阳明只是看一眼,然后继续讲课。为了大范围传播心学、教化当地,王阳明在赣州一口气建立濂溪书院、义泉书院、正蒙书院、富安书院、镇宁书院、龙池书院。同时在赣州写下心学《教约》,写下心学的入门课和必读书《大学问》。

     这期间的讲学,可称为王门三期。

     十、只身平叛

     1519年,福建发生军队哗变,朝廷令王阳明前往查处。王阳明走水道,从赣州启程,顺赣江而下,过南昌,转道前往福建。行至南昌附近,突遇朱宸濠起兵叛乱,形势危急。

     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世孙,都是朱家人,被世袭封为宁王,长期盘踞南昌(宁王封地所在),苦心孤诣、蓄势谋反。1519年6月,朱宸濠正式发出讨伐皇帝朱厚照的檄文,宣布废除正德年号,收缴江西各地官府的政府印鉴,各地政府全面陷于瘫痪,集兵10万,迅速占领九江南康两个城市,计划顺长江而下,攻安庆、取南京,登基做皇帝,与北京的皇帝朱厚照分庭抗礼,南北分治。日后再伺机挥师北伐,彻底取代朱厚照,拿下朱家大明江山。

     眼看明王朝将要大乱,战火遍烧,生灵涂炭。王阳明是个过境官员,突遇此变,完全可以不加过问,绕道远遁、溜之大吉。然而,王阳明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一无朝廷授权、二无兵马粮草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化虚为实,发起和指挥了一场以虚对实、以少胜多的平叛战争,在鄱阳湖的最后一战里活捉了朱宸濠,彻底平定了叛乱,把战火压制在江西北部的狭小区域,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

     朱宸濠盘踞南昌准备了十年之久、集兵十万之众,气势汹汹,大有直取南京之势。王阳明无一兵一卒,纯粹凭个人智谋,就地组织地方政府和民众力量,以临时纠集的万余之众对训练有素的十万叛军,只用了35天就生擒了朱宸濠。整场战争,即遇即起、速战速决、干净利落,叹为观止。

     战争一结束,王阳明就投入各项善后工作,安抚军民,遣散军队,恢复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免去江西全省的税粮,使战乱民众得以休养生息。

     十一、忍辱负重

     朱厚照是个荒唐无比、荒淫无度的皇帝,他虽知朱宸濠已被活捉,却依然坚持要“带兵南下、御驾亲征”。一来可以显示皇帝威严,记表军功;二来可以借此名义南下游玩,搜刮民财。怂恿和跟随皇帝南下亲征的,是骄横跋扈、无恶不作的亲信太监张忠、张永、许泰、江彬等人。他们率军南下,军需粮饷,一路索求无度,沿途官府和百姓,必遭大殃。皇帝南下船过扬州,要求沿河民房都拆掉,以便于拉纤。御驾亲征抵达南京,南京一带立即陷入鸡飞狗跳之中,北方军天天上街滋事、搜刮民财,老百姓不堪其苦。

     王阳明忧心如焚、彻夜难眠。为了阻止皇帝率军到南昌,王阳明从南昌启程,亲自押解活囚朱宸濠,送往南京。走到广信(今上饶),太监张忠发来公文,指责王阳明当新乱之余不在南昌履行职守,要求王阳明带俘虏返回南昌、等候处理。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甚至还要求王阳明,把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然后等候皇帝御驾亲征、再活捉朱宸濠一遍,以显皇帝战功。王阳明哭笑不得,不予理睬,从广信走到杭州,在杭州把朱宸濠交给了皇帝的亲信太监张永。然而,皇帝继续南下之意,并未就此作罢。于是王阳明又从杭州出发,要去南京面见皇帝、当面劝阻。到达镇江时候,突然接到朝廷命令,要王阳明兼任江西巡抚,立即赴任。王阳明只好立即返回南昌。

     这时的南昌城,已经陷入了新一轮的深重灾难。太监江彬许泰率领的北方军几万人已经进驻南昌,塞满了大街小巷。他们以搜捕叛贼余党的名义,滥杀平民、冒充军功,随意抢夺民财。一些参与王阳明平叛的有功官员和弟子,遭到拘捕、拷问,甚至迫害致死。江彬许泰还制造谣言,说王阳明本是朱宸濠的同谋,后来知道皇帝南下亲征,迫不得已而将朱宸濠抓获,王阳明是谋反者,而且是最大的滥冒军功之人。许泰、江彬等太监,对王阳明百般刁难、挑衅、谩骂、羞辱、造谣、陷害,王阳明隐忍周旋、委曲求全、斗智斗勇,最终让北方军撤离了南昌。

     在皇帝和太监们的逼迫下,王阳明忍辱向皇上报呈《重上江西捷音疏》,将去年呈报的《擒获宸濠捷音疏》重写一遍,并将擒获朱宸濠、平定叛乱的功劳记在皇帝和太监们的名下。至此,朱厚照御驾亲征算是有了结果,“功成名就”、返回北京。

     1521年3月,朱厚照死,江彬等太监被处死。嘉靖皇帝即位,传旨要王阳明立即赴京朝见,拟表彰他南赣剿匪和南昌平叛之功。王阳明走到半路,又传来圣旨命令他不要进京。过程几近戏弄。朝廷认为:王阳明未获朝廷授命而擅作主张平叛,乃系蔑视朝廷,不但无功,反而有过。朝廷的这个态度,令天下人心寒,舆论哗然。嘉靖皇帝迫于民意压力,故作姿态,对王阳明加官封爵,封爵为“新建伯”,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概为虚名虚职,无实惠实权。

     很快,就有人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王阳明的封爵,诬称王阳明是朱宸濠的同谋逆党。朝廷中还有人形成一股势力,诋毁和攻击王阳明讲学,指责他宣扬“伪学”、鼓动天下。1522年,朝廷正式颁令禁遏王学。1523年进士考试的《策问》考题竟然就是批驳和攻击王阳明。

     很多人士和弟子,纷欲主持公道,为王阳明辩白,王阳明一概息言,默默忍受,无辩止谤。有一天夜深人静时,王阳明沮丧默坐,对门人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洞穴,可以让我带着父亲逃跑,从此远遁,我永不后悔。”

     面对忍辱负重、进退维谷、凶险异常的局面和处境,王阳明只能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力量,用良知和本心指引自己的选择和担当。1520年王阳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从此开始以“致良知”讲学。1521年5月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王阳明大事声张,广聚世儒、高谈阔论他的“致良知”学说。这可称是“王门四期”。

     王阳明后来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十二、良知之教

     1521年,王阳明50岁。是年9月份,王阳明回到家乡绍兴,开始了他晚年传道讲学的盛期,直至1527年。

     在家乡的这六年间,王阳明没有从事政治和官场活动,主要是讲学,广招门徒、名动天下。全国前来绍兴求学听讲的人不计其数,有记载说:连袵成帷、举袂成幕。一些人来到绍兴,一待就是2-3年。绍兴的客栈住不下了,大家就住寺院;寺院住不下了就轮换着睡,“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因为听讲的人太多,开讲每成大课,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逾千人。那个年代,全国各地依然保有热血、不甘浑浑噩噩白过一生的很多人,都向往着去绍兴,去找王阳明。绍兴成为了全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士人云集,心学风靡。

     1527年9月,王阳明从余姚出发去广西,途经江西。一进江西,王阳明心学就闪耀着万众景仰的光芒,他沿途停留,与弟子聚会讲学,广信、南浦、南昌、吉安,所到之处,弟子云集,民众欢迎,群情激昂。1527年吉安讲学,是王阳明最后一次大规模讲学。

     这段时期,可称为“王门五期”。王阳明不禁感慨:世代的表面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深处还是绵延不绝着对真知的尊崇与向往。

     王阳明一生三次证道,36岁时贵州龙场悟道“心即理”,48岁时南昌悟道“致良知”,55岁时余姚天泉证道“四句教”,最终形成了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

     1、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

     2、知行合一: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极致地强调诚意,务求慎独笃实的、彻根彻底的实际做到,反对空谈性理和仁义。

     3、致良知:“良知”何指?第一明善恶(道德);第二辨是非(智慧);第三归本原(万物一体)。“致”为何意?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致良知”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达到、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最终达到回归本原、天人一体的本然状态、圣贤境界。

     4、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1520年,王阳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后,致良知成了阳明心学的核心灵魂,阳明心学遂又称“良知学”。王阳明诗《长生》曰: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王阳明对弟子说:我一生讲学,就是讲了三个字:致良知。

     有人听到王阳明只管不厌其烦地讲“良知”,就对他说:“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王阳明十分自信地回答说:“除了良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致良知,谈何容易?王阳明说: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更又一层。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要去操心你的成功,要去操心你的良知。

     王阳明一生不重著述,尤其不赞成记录师徒对话,他认为:“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1518年王阳明47岁时,其弟子薛侃把王阳明与弟子和友人的对话书信,汇编成册,取名为《传习录》,刻印于江西虔州(赣州)。1524年,门人续刻《传习录》,刻印于浙江绍兴。1555年,门人刻印《传习续录》,刻印于安徽宁国。1556年(王阳明死后27年),《传习录》上中下三卷终于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语录体著作。有道是,打仗要学王阳明,读书要读《传习录》。

     从龙场悟道到巡抚南赣时,王阳明的忠实门徒已达千人。1529年去世时,门徒以万计,上至国卿宰相,下及贩夫走卒。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比如徐阶、张居正、赵贞吉),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者数不胜数(比如徐渭、汤显祖、徐光启、李贽)。此后500多年,真心实意把王阳明当精神导师的伟大人物不胜枚举,包括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1513年日本人了庵桂梧把心学带回日本,300多年后日本在心学思想影响下发动明治维新,摇身一变而成世界强国。

     十三、最后的出征与归途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56岁,受朝廷命令,带病出征,前往广西,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兼任两广巡抚。王阳明到达广西后,到处察看地形,了解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形势,对该招抚的进行了很好的招安抚平,对该征剿的予以了彻底的征伐剿平。王阳明本着他一贯的“御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安民之术须以化俗为本”,对广西乱区的长治久安做了妥善处理。

     王阳明虽出身富贵人家,但一生坎坷、历经磨难、长期身体不好。年少时候格竹子七日病倒,留下咳嗽顽疾。因仗义执言,得罪太监刘瑾,遭受廷杖四十大棍,险些丧命,下锦衣卫狱,发配偏远蛮荒之地。他在37岁《答人问神仙》中说:我的牙齿开始摇动,头发有几处地方变成白色,视力模糊,只能看见一尺以内,耳朵不好,只能听到几丈开外,经常整个月卧床不起,吃的药越来越多。他足迹所到之处,多是万山丛棘之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南赣剿匪期间,因为身体虚弱,有时候用担架抬着指挥作战。战争结束后,他向朝廷请求退休,说:病已经日积月深、百药无效,“潮热咳嗽,手足麻痹,已成废人。” 到达广西后,王阳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咳嗽昼夜不息,水土不服、遍身肿毒、反复腹泻,饮食难以下咽,每天只能勉强喝一些稀粥,身体虚弱到了不能坐立。

     王阳明告病踏上返乡的归途,从广西进广东,再到江西,拟顺赣江而下,走水道回浙江绍兴。走到广州的时候,门人见他病势已危,就为他准备了制作棺材的木料,一路随船同行。

     1528年11月29日辰时(公元1529年1月9日早上7-9点),王阳明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大余县)青龙浦码头船中去世,终年57岁。临终前,王阳明睁开眼睛说:“吾去矣!”身边弟子问先生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灵柩离开南安府,一路经过江西各地,凡所到之处,门人弟子哭声震天,群众百姓顶香祭奠,男女老幼,皆身穿缟素,匍匐哀号。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1529年12月11日),阳明先生的灵柩安葬于他生前为自己选定的墓地,长眠于家乡绍兴的兰亭青山之中。

     王阳明死后,朝廷一直不认王阳明的功绩,禁遏王学。直至38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王门弟子上书请求,朝廷正式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又17年后,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死后55年,从祀于孔庙(明朝300年仅4人从祀于孔庙),王阳明的学术终于获得官方正式认定的圣学地位。

     结束语

     纵观王阳明的生平,他的人生围绕四件事而展开:悟道、讲学、做官、平治(平叛勘乱、治世济民)。悟道和讲学是他的内道和工夫,做官和平治是他的外用和事功。

     王阳明心学,是在早期孔孟思想和后来程朱理学的逻辑和语境下,演绎而成的一套完整思想体系,唯在吃透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的迁延脉路和语境之后,始得窥见王阳明心学的门径,登入其堂奥。循此逻辑展开去,就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洋洋大观。如果抽离掉五千年来的历史迁延和儒家哲学语境,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归纳至极简,就是六个字:致良知、做圣贤。而他的信念,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回归本心与良知,人皆可以成圣贤。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天不生阳明,如万古长夜。王阳明心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把宋明理学推上了最高峰,天下耸动、弟子影从,百代宗师,登峰造极。

     生命的意义不单是幸福。王阳明疾病缠身、一生坎坷,在困顿与绝境中大彻大悟,在非议和险恶中毅然前行,历经千难万险,遍尝千辛万苦,屡仆屡起、百折不挠、忍耐克治、杀伐决断、化险为夷,57年的人生历程中“幸福时光”少之又少,然而他终究凭着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心灵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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