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济动向：探寻古代至民国中华币制改革始末
2019/5/19 20:20:00叨叨东 亨哼阵地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一说起古代的货币，就想起堆积如山的银两；但一说起民国使用的，必然就是银元。事实上，民国使用的不单单是银元，民国的货币体系是银元加上后来的法币、金圆券等贬值得像草纸一样的“法定货币”，以及各地军阀发行、连草纸都比不上的地方货币。
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就是一场大杂烩，这其中货币的改制过程非常复杂，值得一谈再谈。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和金融，寻找其中规律，自然价值无边。
01前情提要：货币沿革及白银使用
在我们常见的概念中，古代的主要货币就是白银，带来最直观印象的就是古装剧中一箱一箱的银锭，显得格外炫酷。事实上，中国古代最广泛流通的货币并不是白银，而是铜币和黄金，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但是银矿储备量并不高。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产银国，既然不是产银国，大规模使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古代最早具备货币属性的，应该是“贝币”，也就是直接产自海里的贝壳。后来因为商品交换规模逐渐扩大，产自海里的贝壳无法满足交换需要，出现人工贝币，如石贝币、骨贝币、蚌贝币等。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用铜质的金属贝币。
紧接着是伴随金属开采使用，如果不算后来王莽改制时期的话，在春秋战国阶段，贝币就已经完全退出了市场，变成了因各地风土人情、世俗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金属货币。秦灭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币制，单一的金属货币“半两钱”成为通行全国的金属货币。
在其后岁月中，铜制货币一直是中国币制的主流，在吴、岳、蜀等地区也有使用铁质货币的经历。而白银流入，并且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之前说过，中国并不是产银国，则大量的白银流入必然离不开商业的发展。从西汉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同外界的商路就开始逐渐开通，到宋朝，已经有大量白银参与商品交换。不过宋朝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商品贸易发达，使得全社会都处于一种货币短缺的状态所以各种货币都同时使用，铜币、铁钱、铅锡钱等其他金属货币均有。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因此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宜、价值多变，非常混乱。而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因为道路难行，为了方便携带，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白银有所使用，但是因为市场混乱以及白银依旧量少，所以还是没有成为主要货币。
到了明朝，因为海运贸易发达，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加上张居正改制，实施“一条鞭法”，白银才得以成为了我国的主要货币。到了清朝，白银的使用已经趋于完善，白银成为了我国的主要货币形态，加之以铜钱、黄金等共同使用。清代的白银大体分为4种： 元宝、中锭、小锭、碎银。因为秤量银两的平砝，地区和使用单位各异，当时在全国有170余种，最主要的是库平两、广平两、关平两、漕平两等四种。这几种白银单位之间因为含银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兑换比率，相互之间可以兑换。后伴随山西票号业的发展，出现了《乔家大院》中晋商走南闯北携带的银票，让白银克服了运输困难等问题，货币体系更加合理化。
02银元的使用
关于银元也就是大洋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欧洲。当时，银元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大约在明万历，也就是在1573年到1620年这段时间里，银元流入中国。后来清朝建立，也曾经小规模的发行银元，比如在西藏铸行“乾隆宝藏”银币。在道光年间，台湾、福建等地也曾仿制银圆等。而一直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廷才开始正式铸造银元“光绪元宝”，当时也叫做“龙洋”。民国时期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以后，银元成为了主要流通币。到了今天我们印象中最深的银元有两种，一种是在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发行的孙中山银元货币，印着孙中山的头像，只不过当时数量比较小，不占主流；另外一种就是在袁世凯上位以后发行的，以袁世凯头像为主的银元，这一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市面上分别把这两种银元叫做“孙小头”和“袁大头”。
可以说，在中华民国的一段岁月里，银元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相伴而行的还有众多其他货币，比如在东北地区由张作霖发行的“奉票”，以及从日本流进来的“老头票”等，但是这些都是对于银元体系的补充，没有办法取代银元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乱期，有这样一句话“盛世白玉，乱世黄金”，讲的就是在乱世要尽可能让自己手里的财富保值增值，而作为银质的银元无疑就有这样的功能。也正是因为这样，银元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货币，其后的币制改革发行法币以及金圆券的发行，都没有办法彻底取代银元的地位。
03法币的发行
中国币制改革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3年的“废两改元”，1933年3月10日，中国币制开始废用银两，改用银元。因为银两是中国自古流通的白银货币形态，在银元发行以后，银两依旧没有退出流通，而是和银元共同使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虽然颁布《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银元也逐渐趋向统一，但银两制度并没有被废除，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没有改变。因为银两和银元共同进行使用给商品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在是否要废两改元的提议中，旧式钱庄因为可以从中牟利，成为最大的反对者，而新式银行则成为了废两改元的推动者。在社会环境、利益团体等多方角逐下，一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才彻底推行。而在废两改元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二轮货币改革，也就是法币政策。
关于法币的发行，和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有很大联系。1929年全世界爆发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各国为了转嫁危机，纷纷采取了贸易壁垒、关税壁垒等做法，限制进口，极力扩大出口。而当时的美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对于白银价格进行了管控，放弃金本位制，提高白银收购价格，且禁止白银出口。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一政策，国际白银价格陡然上升，这对于当时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则更是遭受了致命打击，白银大量外流，通货严重紧缩，国内物价持续上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货币政策。
虽然从长远来看，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放弃旧有的银元体系，发行“法币”，也就是法定货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在当时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币制改革实质上是各国列强在中国币制领域的利益角逐。在刚刚开始币制改革的时候，法币采用了和英镑挂钩的方式，但其后美国、日本相继加入试图夺取中国的货币发行主权。随着国际形势此消彼长的潮汐，法币逐渐和美国挂钩，基本上成为了美国的附属货币。
法币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币制有较大保证，购买力也相对均衡。但其后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国民政府开始加大货币发行量以筹集军费。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亿元。而在到了1948年的时候，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这一过程中，物价上涨3492万倍。在影视剧里面，常常看到购买者携带用麻袋装裹的货币去购买一盒火柴，这不是艺术夸张，而是当时真实的现实。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法币急剧贬值，在当时除了上厕所用的草纸可以用货币来代替以外，但凡购买其他的东西都需要用堆积如山的货币来换取。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从中获利，国民经济即将陷入彻底崩溃状态。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得到成果。1948年5月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另一次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04金圆券的发行
前文已经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大量印刷货币，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社会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党政府决定废除法币，改用金圆券。
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私人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从194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将金圆券规定为本位币，一元钱金圆券可以兑换旧式法币三百万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社会总体发行额度为二十亿元。
从当时来看，在原有货币体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发行新的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是值得的，但是发行金圆券的主要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有效抑制当时的通货膨胀，而是为了筹集军费。
为了使得金圆券可以顺利发行，法令规定，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将全国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同时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甚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
但是，金圆券的发行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更让这次币值改革陷入地狱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原因。
其后，金圆券的发行限额并没有没有像政府承诺的那样，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而这其中的赤字，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金圆券购买力开始一泻千里，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
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再次步入法币后尘，形同废纸。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本来用于挽救通货膨胀的金圆券却引发了更加巨大的通货膨胀，导致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彻底崩塌。
以上，就是粗略描述在民国到新中国建立期间的中国币制模式。历史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没有安定的发展环境，货币也不会安稳。而一国之经济独立、财政独立，以及正确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
文/叨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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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哼 及 灵势校园郎锐 对本文亦有贡献，题图来自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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