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总督胡宗宪的艰难抉择
2022/11/19 20:48:56 基层干部参阅

作者简介:
子聿,皖北人,现就职于河南省纪委。著有《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一书。
犹记半年前的一个深夜,挚友周计伟兄发来一条微信:近来重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对贤弟所写《戚继光》(点击查看原文)一文的理解似更深一层。深感胡宗宪实乃吾国历史中一典型悲剧人物,作为专制统治下既想又能做点实事的官僚,其敢于任事、且终能成事的精神意志更有挖掘的价值。我当时正重读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遂慨然允诺:同为皖人,为胡公写点文字,义不容辞。惟我所看重的,与热播剧无干,乃历史中真真切切的胡宗宪耳。
01
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十三岁的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按御史,始事东南抗倭大业起,中经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遭弹劾被罢免浙、直总督,直到四十四年被逮入狱,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杀身亡,胡宗宪的最后十年,可谓波谲云诡、变化莫测。
谁能想到,昔日大权在握、总督东南七省军务,力剿倭寇、还帝国半壁江山以安宁的胡宗宪,死后近一年时间过去了,灵柩仍被弃置在宁国路边的茅屋之下,尚未入土为安。胡宗宪曾经的幕僚耿定向当时正视学徽州,此情此景,令他“伤心酸鼻,掩面涕泗,不能禁已”,遂嘱咐县令遣人将灵柩暂时移至近城的僧舍中。耿定向躬往祭奠,扶柩而哭道:“呜呼,痛哉!嗟嗟!先生而至此耶!呜呼,痛乎!”四百多年过去了,我读到这段历史,心中悲愤之情,实难言表。我又读近世名家所撰嘉靖年间抗倭历史,更悲痛于胡公所受之不公。谨举二例。其一,范文澜氏《中国通史简编》。将胡宗宪定性为“谄附赵文华、严嵩力主讲和”的主和派,而将胡宗宪手下将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定性为主剿派。主和、主战二分法,固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现实的反映,但哪里有主帅讲和却纵容下属主战的道理呢?其二,翦伯赞氏《中国史纲要》。在叙述嘉靖御倭战争时,提到了朱纨、俞大猷、戚继光、刘显,恰恰没有提抗倭总指挥胡宗宪。范与翦的这两部书可谓中国通史经典,影响几代人的历史教材,两位前辈更是久负盛名的史学大师,在如何评判胡宗宪及其抗倭事功上,一个给予否定性评价,一个直接选择漠视对待(明史专家吴晗也是这个态度),我由是感慨历史的不公。

我当然不是要给胡宗宪翻案,皆因翻案文章极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实则胡宗宪也无案可翻。我们只需认真读一读抗倭那段历史,就可以清楚明白地获得以下认知:一是胡宗宪来浙前,倭寇既已存在。倭寇荼毒我沿海百姓,掳掠抢劫,无恶不作,自明初至嘉靖年间,未有停息。二是胡宗宪来浙前,朝廷已在剿倭。在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浙直总督前,已有数任总督、巡抚,均未能完成剿倭重任,反而愈演愈烈。三是胡宗宪离开浙江之际,倭寇基本被肃清。四是胡宗宪在东南抗倭前线的七八年间,担任最高指挥官时间最长,官居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是节制七省(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军务的总督,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当其时,谭纶为知府,俞大猷为总兵,戚继光仅为参将,都是胡宗宪的帐下将领。抗倭方略大多由胡宗宪亲手制定,俞、戚、谭等往往不能预闻,不过临事但听驱使而已。由以上基本事实可以知道,胡宗宪才是嘉靖抗倭的第一功臣,而且发挥着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02
胡宗宪是嘉靖十七年(1538)的进士,礼部尚书严嵩位列主考官,即严、胡二人有座主、门生之谊。然胡宗宪历知益都、余姚,再擢御史,巡按宣府、大同,十余年间,均未见严、胡二人有任何往来。可知胡宗宪并非趋炎附势之徒。真正把严、胡连接起来的,只有东南抗倭一事。若要完成抗倭大业,胡宗宪必须依附严嵩、赵文华,这是嘉靖朝后期政治环境决定的必然抉择。在朝臣门户之争成为残酷事实的情况下,不选择朝廷的内阁首辅做靠山,不与身边的“监工”赵文华搞好关系,胡宗宪就坐不稳浙、直总督的位置,自己尚且不保,谈何抗倭?嘉靖中叶,严嵩利用政治斗争杀害前任首辅夏言和名将曾銑,他们一个是勤勉为国的大臣,一个是忠于职守的大将,但严嵩为了自己的大权稳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牺牲品。什么百姓死活,什么社稷兴衰,严嵩并不放在心上,仿佛这些都与他无关。因此,倭寇在沿海烧杀掳掠,也和他关系不大。他更关心的,是东南这块富庶繁华之地,必须要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来掌管,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在胡宗宪之前,专司御倭重任的首任浙江巡抚朱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与福建都指挥卢镗等精心部署,在双屿港(今浙江舟山六横岛)大获全胜,以致“二十年盗贼渊薮之区,至是始空矣”。但剿倭成功并没有给朱纨带来升官加爵,反而是项上人头不保。一方面,朱纨的海禁政策和武力围剿倭寇的方略,严重触犯了沿海地区势家豪族的既得利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不仅如此,朱纨甚至发出了“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慨叹,这更加激起了浙、闽地区“衣冠之盗”的憎恨。另一方面,浙江巡抚杀伐权重,也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纷纷弹劾朱纨。最终,朱纨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无奈之下服毒自杀,卢镗等将领也被论罪。此后,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再度猖獗起来。这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事。朱纨之死昭示着后来人:东南抗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必须妥善处置。嘉靖三十一年(1552),朝廷复设浙江巡抚,紧急征调山东巡抚王忬巡视浙江。王忬任命俞大猷等为参将,并奏请朝廷释放卢镗等,共同御倭。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抗倭整体局面并未有实质性改观。不断加剧的倭患迫使明王朝最终决定设立总督。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受命总督江南、江北、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司抗倭事宜。张经上任后的主要作为是,征调西南少数民族之狼兵、土兵,开赴抗倭前线。相对于江浙地区未经训练的明军来说,狼、土兵的战斗力确实更为强大。在张经周密部署下,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将领奋勇杀敌,明军取得了王江泾大捷。这是明朝抗倭作战的第一次大规模胜利,“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但是,立此大功的总督张经非但没有获得朝廷嘉奖,反而在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的诬陷参劾下身首异处,同时被处斩的还有时任浙江巡抚李天宠。何以至此呢?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严党的核心成员,心胸狭隘,奸诈成性。正当张经全力抗倭之际,赵文华奉命以祭海神为名抵达松江。海神哪里不能祭?偏偏选择战事最为吃紧的江浙地区。由此可知,这必是严党看准了东南数省这块肥肉,就是要借助抗倭的由头“掺沙子”。从赵文华祭海神后并不着急离开,且一步步插手抗倭事宜,也能看出来他此行的真意所在。但张经看不出此间蕴含的政治深意,以为祭海神与抗倭关联不大,加之对赵文华也不感冒,在礼节招待方面并未让他满意。赵文华一再督促张经尽快进兵,张经均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赵文华由此产生怨恨。遂密奏张经“糜饷殃民,养寇失机”、“以纾东南大祸”,请求朝廷予以逮治。张经对赵文华也不是没有一点的防备之心,他的本意是:我只要前线杀敌有功,赵文华的密奏也就没有了根据。因此,张经在取得王江泾大捷后,迅速向朝廷呈送捷报。赵文华的密奏和张经的捷报一前一后被呈给嘉靖。嘉靖看后勃然大怒,并亲手批示道:“张经欺怠不忠,闻文华之奏,方此一战,是何心也?”被扣上“不忠”的恶名,张经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经过数十年的君臣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的严嵩早已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以至于“驭君有方”、“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孟森先生写道:“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护己短,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又说,“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明史讲义》)如果说嘉靖前期,是皇帝把朝臣们玩弄于股掌,那么到了嘉靖后期,像严嵩、徐阶等重臣已然把住了嘉靖的脉搏,他的脾气性格,各种权术花招,被这些人猜得一清二楚。赵文华在外,严嵩在内,父子二人里应外合,他们想要借皇帝之手铲除一两个异己,并不是什么难事。朱纨、张经、李天宠都不是因抗倭失败被杀,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在抗倭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惨遭权臣诬陷,进而受到嘉靖猜忌而死,抗倭大业也因此半途而废。这种情势必定给继任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胡宗宪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诚如为胡宗宪作传的卞利先生所说:“如何在御倭与权臣之间从容周旋,真正做到既能有效御倭,完成抗倭的民族大业,又能得到世宗皇帝及朝中权臣的鼎力支持,彻底肃清倭患,拯人民于水火,已成为统帅御倭战争的关键。”
03
胡宗宪的内心,当然有保家卫国报效君王的理想与抱负,但他绝不是一个不谙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再美好的理想,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并付诸实际行动。就像中山先生所说的,“吾人作事,当向最上处立志,但必须以最低处为基础。”当国家大权掌握在一群政治垃圾和流氓手中时,想要实干的官员究竟该如何自处?我深信,就在浙江府衙,夜深人静时,胡宗宪也曾孤独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若要与那些毫无原则的长官共舞,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自己所有的原则。或许,这就是他的答案。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以致政治中的人性都是扭曲的。嘉靖、隆庆年间的内阁争斗近乎白热化。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明王朝最有政治头脑的一帮政治天才,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最为残酷。也许,这种斗争并不见刀光剑影,但血雨腥风一点也不比前线战场厮杀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附带的大小跟班何止成千上万!相对来说,王忬、张经、李天宠、胡宗宪、赵文华,这既是抗倭一线,也是政治斗争的第二战场,是朝堂内阁争斗的在地方一隅之地的直接反映。高层斗争,更多的是隐忍,是长期的沉寂、一朝的爆发,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杀戮,是两面三刀,是推心置腹的阴险毒辣,是同一阵营的无情背叛,是不择手段的揭秘告发。严嵩的柔媚,徐阶的隐忍,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炼成的。他们这些人都是权谋高手,是有政治企图的野心家,既是狐狸,更是豺狼虎豹。他们的所作所为,世人并不一定都能看得见。正因为世人不知内里,所以才必定更加残酷。但前线战场的斗争,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千钧一发之际,斗争的手段往往更为直接,并不那么隐晦。这恐怕也就是世人都在传的,都督胡公给赵文华送了四千金,还给首辅严大人送了许多的“金帛子女奇珍淫巧”,打了败仗他竟推卸责任给俞大猷,等等。胡宗宪当然有一些权谋,甚至也有人说他精于算计,但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政治野心。他只是一心一意想把倭寇赶出中国,还东南百姓一份安宁祥和,实现他“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东隅,誓不回京”的铿锵誓言。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胡宗宪的目的很单纯,他并不想过多介入朝廷尤其内阁的政治斗争。只因朝局变换太快,如走马灯一般,让人眼花缭乱,过多介入高层斗争,对于一个一心渴望实干的地方官员来说,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这是任何地方官员都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严嵩是现任首辅,不依附他依附谁呢?难道要依附徐阶吗?须知,即便徐阶自己,还要极力巴结讨好首辅大人呢?胡宗宪要想完成抗倭大业,或许他并不奢望能获得首辅多大力度的支持,但他必定渴望,朝廷尤其内阁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掣肘。至少不能再像张经、李天宠那样,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他胡宗宪一人之死不足挂齿,奈何抗倭大业又只能半途而废,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胡宗宪接任浙江巡抚后,通过旁观围绕浙、直总督人选的争斗,让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严嵩一党对于朝政的左右程度。在张经之后担任浙、直总督的,先后有兵部右侍郎周珫、杨宜,但二人很快就遭弹劾,被革职罢免。杨宜被罢后,朝堂围绕总督人选再次展开激烈讨论:吏部尚书李默力荐南京户部右侍郎王诰,但没过多久,李默本人就遭赵文华诬陷,被逮入狱定为死罪,而王诰尚未到任就被诏回京。在这个过程中,严嵩及赵文华心中的人选正是胡宗宪。也就是说,浙、直总督已成为严党志在必得的重要职位,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人接手才能让严嵩安心,不容其他人染指。张经、杨宜、王诰等,皆不是严嵩的人,所以严党才处处掣肘,甚至不惜加以诬告陷害。要么严嵩找到一个自己人,要么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主动向严嵩靠拢,否则,影响的就是抗倭大业。这是胡宗宪心中必须仔细盘算的头等大事。我们还要更进一层叩问历史:究竟是胡宗宪成了严嵩的党羽、“黑化”了自己,还是他利用严嵩、赵文华完成了抗倭大业?严嵩谨小慎微侍奉猜忌好杀的专制君主,稳坐十五年首辅,并非一无是处。他也能识人、用人,关键是人才要为己所用。也许在严嵩、赵文华的眼中,胡宗宪是个人才,把他网罗进来,就成了自己的得力干将。但在胡宗宪心里,他很清楚这对父子是什么样的人。严嵩认为自己收了胡宗宪,焉知胡宗宪不能认为自己利用了严嵩呢?或者,在严嵩、赵文华认为胡宗宪成为自己人的同时,胡宗宪也有理由认为,哪怕是当朝首辅如严嵩、严党红人如赵文华,也不过是他胡宗宪平步青云获取抗倭平台的铺路石。这正是“豢之令为我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深意。如果借助严嵩的势力,可以更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那么利用他又有何不可呢?究竟谁利用了谁?“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胡宗宪做到了。对于任何致力于实干的政治人物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04
可以说,正是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尤其是担任浙、直总督后,东南抗倭事业才迎来了全新的局面。此文并不打算一一评述胡宗宪的抗倭事迹,仅从几个侧面阐释胡宗宪在东南抗倭战争中所发挥的砥柱中流作用。“东南一柱,国之干城”,绝非徒有虚名。
先前的朱纨、张经也曾在局部战役中完胜倭寇,尤其后来的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也曾沙场立威,令倭寇胆战心惊,但发生在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是由大小不等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单看哪一次战役,似乎交战双方参与力量并不大,即便全歼倭寇,也不过数十数百,何以倭寇造成的危害如此巨大,而抗倭又打得如此艰难呢?胡宗宪之前的统帅,对日本国情、倭寇组成,以及元凶首恶等具体实情并不了解,往往计较于一次战役的胜利,一座城池的攻防,一个一个倭巢的剿灭,以致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胡宗宪在担任浙江巡抚后,秘密派遣蒋粥、陈可愿使团出使日本,不仅探知了实情,还与倭寇巨擘王直等取得了直接联系。胡宗宪在深入了解倭情的基础上,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全面调整并制定了系统的御倭战略战术。实践证明,胡宗宪所采取的“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方略,是完全符合抗倭战争实际的。

胡宗宪组建了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戎幕”的幕僚班子。东南抗倭已成为青年才俊、仁人志士建功立业的重要平台,吸引着有志之士前来为胡宗宪效力。在搜罗人才、广揽英豪方面,胡宗宪可谓远远超过前任。黎东方先生说,胡宗宪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胡宗宪多有贬词,但对胡宗宪的知人善任,也给予肯定:宗宪“威权震东南,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徐渭、余寅、沈明臣任“记室”,共掌书记之职。正是在徐渭的直接参与筹划下,胡宗宪才取得了擒杀徐海、诱降王直的重大胜利。徐渭还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公文写的好,代胡宗宪草拟了大量的奏章和文牍,尤以《白鹿表》最为有名,深得嘉靖的赏识,为胡宗宪赚取不少的支持力量。
胡宗宪还邀请郑若曾编写《筹海图编》,将嘉靖以来东南抗倭之事悉数记载,为后人留下了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还有懂兵法的茅坤(鹿门),武将如唐顺之、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卢镗、刘显、王崇古、汤克宽等。后人据《明史》、史料笔记及明清方志等记载,胡宗宪幕府中人物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近二十位。胡宗宪幕府人才之盛,近代似乎唯有曾国藩、左宗棠可以与之媲美。
确实,胡宗宪在应对倭寇头目如王直、徐海时,采取了一些有别于战场厮杀的策略。但这绝不是将胡宗宪视为主和派的理由。胡宗宪以为,倭寇势力强大,盘根错节,且飘忽不定,因此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且擒贼必先擒王,胡宗宪大胆使用像罗龙文一类人作为间谍,致使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倭寇头目互相猜忌,最终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观其收拾徐海、陈东等人,离间、诡道,无所不用其极,可谓深得王守仁赣南剿匪之真谛。我意,将胡宗宪视为主和一派,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这些倭寇头目最终都被处斩,胡宗宪剿抚并重的初衷,在于只有首先安抚住倭寇魁首,才能借助他们一呼百应的能力安抚住手下成千上万的喽啰,因此说,这种“抚”也只是暂时的手段,平寇才是最终目的。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作为胡宗宪的属下,在整个抗倭战争中,完全听命于胡宗宪的指挥,并未对胡宗宪剿抚并重的策略提出任何质疑。这就说明,将领们知晓主帅的用意,主帅也完全放手将领战场杀敌。除了必须听命于胡宗宪的安排部署外,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分工与配合的关系,即“剿”的工作,尽量安排给武将们去做;而“抚”的工作,为体现出诚意和重视,也更便于协调,似乎由主帅亲自出马更为合适。并且,当诱降王直的策略,因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从中作梗,不得不有所改变,必须由招抚改为抓捕,此后胡宗宪再未实行招抚策略,而是积极备战杀敌。
在胡宗宪的安排部署下,“剿”和“抚”是同步进行的,并不分主次先后,胡宗宪且终年坚持在抗倭第一线,每每亲临战阵,现场指挥。试想,那个始终抱定“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的胡宗宪,又怎会是什么主和派?诚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胡宗宪对操练乡兵的支持,对抗倭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少数民族狼土兵固然战斗力较强,但他们多为乌合之众,应募而来,并非本地作战,乡土观念较差,扰民较多,费用消耗巨大,长此以往,东南民众苦不胜言。在这种情况下,训练乡兵就成为必需的举措。胡宗宪对戚继光、俞大猷的练兵建议给予大力支持,“戚家军”也从此威震天下。
当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因言官弹劾被逮入京时,戚继光正从福建剿倭返浙。戚继光想起,正是胡宗宪的推荐,他才能担任宁绍台参将;也是胡宗宪支持,他才能顺利在义乌募兵,组建“戚家军”;更是胡宗宪不信谗言,屡次让他带兵抗倭,才取得一次次重大胜利。若没有胡宗宪的坚定支持,他实在感到心灰意冷,此时的戚继光甚至想到了解甲归田:“胡公北辕,浙无知己,计必不行,颇悔初念,欲际新中丞未至,乞病东还。”幸有汪道昆的鼓励,戚继光才重新振作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众将领心目中,胡宗宪就是东南抗倭的主心骨,须臾不可或缺。
自从胡宗宪担任浙、直总督后,抗倭事业为之一新,各方面都有了新气象、新面貌。抗倭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更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从长计议,有方案有部署,有计划有安排,按部就班,稳扎稳打,才能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事实证明,胡宗宪在浙江的七八年间,为抗倭战争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5
赵文华当然是奸佞小人,但在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浙直总督时,赵文华也被提升为督察军务,拥有广泛职权,必须稳住赵文华,不让他继续惹是生非,也是胡宗宪的分内职责。总体而言,在胡宗宪的委曲求全和苦心经营下,胡、赵二人还是能够互相配合、共同抗倭的。这从胡宗宪屡屡取得的抗倭成绩可以体现出来。
尽管严嵩不恤国事,嘉靖不管不问的,他自然也不管不问,国家的衰败便由此而来。但在抗倭形势分析和处置倭寇主张方面,严、胡二人多有一致的地方,对于胡宗宪的抗倭,来自严党的掣肘相对少了很多,这让胡宗宪可以腾出手来大干一番。在积极向嘉靖举荐胡宗宪并赋予他便宜行事之权的同时,身居内阁中枢的严嵩也做了不少有助于胡宗宪抗倭的细致工作。比如,协调胡宗宪与浙江巡抚阮鄂的矛盾,调阮鄂任福建巡抚,让胡宗宪兼理浙江巡抚。胡宗宪在前线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严嵩报告,任何抗倭方案、策略的提出和实施,也要经过严嵩作为首辅的内阁同意。若说抗倭最终取得胜利没有内阁的鼎力支持,这是有失历史公允的。这些都是胡宗宪打入严党内部后为自己争取的利好因素。但在明朝特有的言官体制下,针对胡宗宪的弹劾一直没有停歇。
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宗宪诱降倭寇“窝主”王直,王直义子王滶(毛海峰)带领倭寇进犯福建。言官们以开启祸端为名弹劾胡宗宪。对于倭寇报复一说,宗宪申辩道:“今若以后来之贼,皆谓由臣擒王直而致之,是将嫁无穷之祸于任事者之身,而使人人皆畏首畏尾,不敢一扬眉吐气以担当国家之大事,而凡倡乱巨逆皆将置之不问而后可也。”这次弹劾让我想到再往后不过百年,明末辽东战场,言官们亦是屡屡弹劾督抚重臣,致使熊廷弼、袁崇焕等将领蒙冤。文人素喜无事生非、搬弄是非,甚至逻辑混乱颠倒,空谈误国误民,莫此为甚。
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给事中、御史等再次弹劾胡宗宪,理由是他“纳贿弄权,养寇残民”、“公行贿攘,视为当然”。胡宗宪确有滥征赋税及额外加派之举,但军兴用费实在难以周全,加上胡宗宪的剿抚并重策略,广泛运用间谍等,必然耗费巨大。胡宗宪据此申辩道:“臣为国除凶,用间作饵,不有小费,不可以就大谋。”胡宗宪进而长叹:“嗟乎!此任事之所以难也。”读史至此,我亦长叹不已,敢于任事者往往不被理解,不仅不被理解,反而要遭受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的指责谩骂。天下宁有是理耶?
以上三次弹劾说明,胡宗宪在前线指挥抗倭的背后,尽管来自严党的掣肘少了很多,但也不得不面临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的弹劾,这就是当时异常残酷的政治环境。胡宗宪没有在这个时候被革职查办,一方面倭患尚未最终平息,战争还在持续,抗倭战场还离不开像他这样的统帅。另一方面,也和严嵩仍得嘉靖的信任分不开,胡宗宪毕竟是严嵩提拔上来的督抚,在他遭人诬陷之际,严嵩也能在嘉靖面前据实以对,起到了保护作用。大概这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做官”吧。


嘉靖四十一年(1562),言官们再次向胡宗宪发难,弹劾其欺横贪淫“十大罪状”,如贪污军饷、滥征赋税、按兵玩寇、宣淫无度、党庇严嵩等。这次弹劾发生在严嵩被罢首辅、严世蕃被逮入狱之后,赵文华也已死去数年了。“十大罪状”的说辞明显是有备而来。这次与前三次针对具体问题迥然有别,绝不是一般的弹劾,而是要和胡宗宪算总账。比如说,胡宗宪是徽州人,倭寇头目王直、徐海也是徽州人,都是同乡,胡宗宪提倡安抚,岂不是“按兵玩寇”?就连多方网罗人才、建立幕僚班子也成了罪过。这样的弹劾是谁指使的?又为啥选择这个时机呢?王世贞有云:“吾知绩溪之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其冤。”绩溪是指胡宗宪,华亭就是徐阶。
弹劾胡宗宪不过是徐阶打压严党的一步棋。这在嘉靖朝内阁争斗中本是理所当然的。胡宗宪被参倒,政治命运完结,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严嵩倒台,胡宗宪没有了靠山;二是倭患基本肃清,胡宗宪没有了利用价值。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胡宗宪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反复阅读言官弹劾的奏疏后,嘉靖说了这样一句话:“宗宪非嵩党,自御史皆朕升用,任事已八九年。”这第一句“宗宪非嵩党”直指此次弹劾的根本。在徐阶和言官们看来,正是因为胡宗宪是严嵩一党的成员,才对他进行弹劾的,而并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大问题。好在胡宗宪的功绩实在卓著,广东福建的抗倭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俞大猷、戚继光这些胡宗宪提拔重用的将领们还在战场厮杀,嘉靖最后只是将他罢官了事。
但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弹劾,胡宗宪就在劫难逃了。当其时,东南沿海倭寇已彻底荡平,胡宗宪再无任何利用价值,“兔死狗烹”,古来如此!徐渭在听到胡宗宪死讯后,悲愤难抑,当天即写作《十白赋》,序中明白喊出“公死于华亭氏”的话。
徐渭毕竟曾在胡宗宪的幕府过了几年最惬意的日子,如果他的话难免有偏袒胡宗宪的嫌疑,那么曾任职翰林院的徐阶同乡何良俊就显得比较公道了:“今不能成功之辈,一切置之不问,而独将任事之人置之于死,籍没其家,则此后谁复与朝廷任事哉!”
06胡宗宪交接严嵩的目的,只是要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可以放手抗倭,但他对于同是内阁成员的徐阶,又怎敢有丝毫怠慢?只不过相对于严嵩,胡宗宪孝敬徐阶的不会太多罢了。胡宗宪或许存在这样的考虑:“盖即虑分宜(严嵩)之忌其二交;又谓桑梓惨祸必华亭所急,吾为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恕心乎?不谓其怨刺骨也。”(《明名臣言行录》)这里面包含两层深意:其一,严嵩严禁党属有二心,胡宗宪不敢与徐阶走得太近,否则,交接严嵩的目的就落空了。其二,徐阶的老家正是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想必徐阁老对“桑梓惨祸”更为关心,我胡宗宪打倭寇打得好,不就是给徐阁老的乡里造福了吗?这层意思,想着徐阁老应该能体会得到。期望以抗倭的实际行动报答君王或上级长官,胡宗宪不知不觉中犯了和张经同样的错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事后来看,胡宗宪的一片真心究竟是错付了。徐阶是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夏言的惨死在徐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在夏言冤死之时,以及死后十余年时间里,徐阶不露声色,没有表达出任何想要报仇雪恨的心思。这些年里,徐阶遭受着来自朝中正直人士的讽刺挖苦。这笔账,他怎能不算在严嵩父子身上?因此,徐阶对于严嵩父子及严党的极端憎恶,不仅仅是因为恩师夏言的冤死,更在于他自己这十几年来所遭受的白眼。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徐阶对于那些主动攀附严嵩的人,心中必定也是带着某种异乎寻常的鄙弃心理的。青史昭昭,人心如镜。历史总还是公正的。徐阶清除严党固然有功,但其诬陷功臣亦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胡宗宪当然是内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徐阶来说,胡宗宪尽管有大功于社稷,但他毕竟是严嵩赏识、提拔的人。徐阶又怎能理解,胡宗宪攀附严党,只不过是为自己报效君国争取一个平台?甚至,即便徐阶知晓这个缘由,对于这样一位曾手握东南七省军权的封疆大吏,留着终究是个祸患。正如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也成了万历皇帝的眼中钉一样,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尤其令人不齿的是,胡宗宪庾死狱中后,徐阶借主修《世宗实录》之机,极尽诬陷栽赃之能事,把官场和民间各种攻讦胡宗宪的流言蜚语当成结论收录,硬是给胡宗宪戴上“军门倭主”、“总督银山”、“妄撰圣旨”的恶名,就更不是君子行径了。长期以来,胡宗宪被世人误解,巨大的抗倭功绩被埋没,某种程度上仍是徐阶与严嵩党争的阴影在作祟。国难思良将。当万历二十四年(1596),即日本丰臣秀吉再次全面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前夕,人们想到了一举平息倭患的胡宗宪。江西道监察御史朱凤翔上疏为胡宗宪讼冤,此疏将胡宗宪与本朝第一人物于谦、开国佐命诚意伯刘基、中兴定难新建伯王守仁并列,可谓盖棺定论。这四位都是文官而又军功卓著者,相提并论也算比较恰当。于谦在指挥北京保卫战前,曾巡按江西、巡抚山西河南共二十年;胡宗宪早年曾留心兵事,在主导东南抗倭前,亦曾巡按宣府、大同,这对他们熟察政事民情,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大有裨益。摘录朱凤翔上疏的几段文字如下:是宗宪之用奇设间,似不在韩、范之下。今黄童野叟,谓国家财赋仰给东南;而东南之安堵无恙,七省之转输不绝,与九重之南顾无虞者,宗宪之功不可诬也。宗宪虽视于谦远逊,然以驾御风电之才,吞吐沧溟之气,揽英雄,广间谍,训技击,习水战,凡诸备御,罔不周至,故能平数十年盘结之倭,拯六、七省焚掠之难,此其功岂易易者!于谦之功,功在社稷;宗宪之功,功在东南。于谦之品,白玉无瑕,于本朝为人物第一,于古真可称社稷臣;宗宪之品,瑕瑜不掩,然比之猩琐龌龊,以金缯为上策,一切苟且侥幸者,相去径庭。临事而思御侮之臣,安得起若人于九原而底定之也! 07中国人评判政治人物,往往过于注重私德。仿佛只要私德无亏,清流空谈也可以名垂青史。这种观念对于客观看待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尤为不公。单以明代为例,君主是如此专制,政治是如此黑暗,官场是如此肮脏,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才能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抱负?以心学集大成者闻名于世的王阳明,即便轻而易举平定了宁王之乱,不还得俯首低眉去结交宦官张永?权倾朝野、视万历皇帝如无知孩童的“元辅”张居正,即便可以裁决一切军国大事,不也得小心翼翼维持与大太监冯保的关系?那么,为了顺利完成抗倭大业,不得不委身严党,哪怕明知会毁了一世名节也在所不惜,终于澄清东南海疆的胡宗宪,我们为何要对他求全责备呢?如果说胡宗宪的人生是一幕悲剧,那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纵然他的个人命运是悲剧性的,他最终完成的事业仍是饱含民族正气的悲壮画卷。作为后人,我们即便做不到像梁任公那样,“笔端常带感情”地去感同身受这幕书写在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去设身处地体谅胡宗宪做出艰难抉择时的那份复杂心境,我们也实在没有任何资格去过多指责他。我们更应深思: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和制度体制,非但不能为杰出人物干事创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保障,反而要迫使他们牺牲个人的品行、道德乃至生命,才能换取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本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的?行文至此,我想借用陈旭麓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人物的时代影响与客观效果来立论,我们不必作不必要的煽情、渲染,更不必有什么离开当时现实的掩饰、隐瞒,我们只需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中具体地研究历史人物,就能显示出他曾经走过的道路。立冬后的中原大地颇不宁静,忽而雾霾迷城,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冷雨飘窗,乃至冬雷震震,夜半之际惊人幻梦。在这疫情肆虐、风雨如晦的年月,我在封控近一个月的斗室,阅读胡宗宪、戚继光,走进英雄们的内心世界,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倭历史,并不揣浅陋,写下这篇文字,同时也感到,一个轮廓清晰的胡梅林正缓缓向我走来。
李子聿
2022年11月9日至12日 郑州疫情封控期间
附:计伟兄和文博兄对《胡宗宪》一文的反馈
《胡宗宪》一文写成后,曾传与一些朋友指正,大多反馈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篇幅所限,仅摘录计伟兄和文博兄的点评文字附后。

广州周计伟:
子聿贤弟发来文章《悲情总督胡宗宪的艰难抉择》,我内心是欣喜的。自《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结集出版以来,有段时间没有读到他的新作了。读罢新作,我一如继往地表示深度认同。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真理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不断重述。这缘于真理固有的表述不断地被重复而会渐渐失去其原有意义。历史人物也要不断地被论及,否则他们的精神风骨将一点点消散于历史长河。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如果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优秀的,那一定是因为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及无数傲视古今的历史人物。胡宗宪是民族英雄,其抗倭事迹鼓舞后人。但现在听说过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暂不说深度了解,又有几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在当代重新讲述,起民族英雄于故纸堆中,是当代人未曾忘怀这些民族脊梁的体现。这样的写作选材,对于古人与今人都是相宜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对这样的选材,我是非常赞同的。
为写作本文,作者尾注引用的作品有二十种之多,而且均是严肃的著作,作者虽非做史,类似做史。在文章开头,作者即言断不会凭戏说而作文。这样的严肃态度,确系撰写我们民族风骨人物所必需的。这样的态度才对得起读者,对得起逝去的历史,对得起明天。这样严肃的写作态度,我也是非常赞同的。
作者以任事者的角度作为撰写历史人物的切入角度。文中我们往往可以读到英雄人物的大段内心独白。这一特点在本篇文章中虽不是特别突出,但亦有体现。联系作者过往撰写的其他英雄人物的文章,此一切入角度变更为突出。这样的角度选择,我理解有两大好处:一是适于表达英雄人物的内心真实想法,引起读者的共情。顺便说及,传统中国章回小说读起来令人感觉仅是事件的叠加与罗列,而西方法德俄等国的小说却多是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其区别大概即在于西方小说有大量心理独白的描写。另一好处则是便于述说英雄人物的文韬武略。胡宗宪为大开抗倭拳脚,而结交严嵩、赵文华,重视幕府作用,放胆使用将才,采取剿抚并举方针,用间用计瓦解倭寇等等,在文中也得到工笔描写。这自然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这样的写作角度,我是无比赞同的。
文者,气之所形。行文中,作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与历史人物深度共情。以本文来说,在胡宗宪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时,他的意气风发;在胡宗宪蒙冤下狱时,他的悲愤激昂;在胡宗宪死无葬身之处时,时人的呜呼痛哉,无不令人动容。这样的深度共情,既感动了作者,又打动了读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我特别愿意读这样充满生气的文章,每次阅读心灵都会受到一次震撼。
上面的赞同,不仅是对这一篇文章而言,也是对作者过往的系列文章。渴望子聿贤弟创作出更多的英雄系列的文章。这是一项耗费心血的巨大工程,但“惟其艰巨,更显荣光”。
近些年一直从事律师工作,脑袋里有案件思维模式,循例提一些建议。
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文中已申明无意为胡宗宪翻案,可对另外一个历史人物严嵩的论述似嫌单薄。我没有读史,连“观其大略”都谈不上, 但无论是电视剧中还是新闻中(有报道,严嵩故乡学者多有认为对严的历史评价不公),亦或是学者评价中,对严嵩的评价都是复杂多面的。就胡宗宪抗倭一事而言,在朝中严嵩算是大力支持的,这种支持不好说是全部出于私心吧?胡宗宪对严嵩的情感,仅仅是策略性的利用,还是另有真情在其中?胡宗宪年轻时的求学经历对后来成长为民族英雄有何影响?这些是我的一些疑问,算是不成熟的建议,谨供参考。

开封周文博:
静下心来,认真拜读了子聿又一篇万字长文,谈几点感悟:
1.这是一篇为胡宗宪“正名”的雄文,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作者笔端流动的感情。影视剧中和小说中的胡部堂毕竟不是自带光环的主角,读了此文,让我们更全面深刻了解了胡宗宪的腹有良谋、运筹帷幄、知人善任,以及他带着镣铐跳舞的艰难抉择、委曲求全。正是在这种上下求索、左右为难的环境中,他建立了平定海疆的卓越功绩,无愧于“东南柱石”的赞誉,但是掩藏在这些功绩之下的,是“艰难”二字!
2.“悲情”二字完整概括了胡宗宪的宦海沉浮,如同文中所说:可歌可诵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这种悲情不仅在于他冤死狱中、身后凄凉,更令人扼腕叹息的,在于后来历史的解读与评价,一个于国于民有如此大功的杰出人物,竟然被主流教材选择性无视,连一个光明正大的民族英雄的称号都没有。在一般大众眼里,他远远没有麾下那些大将有名,即使有研究、有了解的人,所作出的评价很多也是一个有能力、有事功、有瑕疵的普通官僚,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也启示我们,要想不被一些纸上的假历史蒙蔽,就不能人云亦云,带着怀疑的精神去深究、去探查、去比较,才能在史海钩沉中发现历史的真相,本文引用的十余种文献资料正是得出对胡宗宪公正评价的必要条件。
3.“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悲剧为何屡屡上演?如果说专制社会中政治斗争的极端残酷是由于人性的黑暗自私,那么这种制度机制就是个毒蛊,不停地在放大、纵容人性的丑恶,进而使整个社会都无法幸免。虽然时代在进步、文明在演进,在现代社会,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也许会换了一种温和的方式,但是人类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是亘古未变的,对权力的滥用要保持高度地警惕,毕竟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血流成河的代价,制造了那么多令人叹息的悲剧,所换得的不能仅仅是一声长叹和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
最后,我想可以说一句: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宗宪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精神骨血一直都在,肝胆可照日月,会被后人看见!用他麾下名将戚继光的诗总结吧:“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本期编辑:许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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