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我就是个卖文为生的秀才，不是反腐专家
2018/12/16 8:02:00 冰川思享号
2009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凌解放(二月河)提出，应给予民营出版平等权益，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图/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据新华社消息，著名作家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于12月15日因病去世。二月河1945年出生于山西昔阳，长期生活在河南南阳，40岁时开始文学创作，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
2015年，二月河曾接受《新华每日电讯》专访，今日重发此文，以示悼念。
首发 | 2015年11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实习生徐祥达、王子琦
“大摊儿”二月河
二月河是个有点儿“大摊儿”的人。
“大摊儿”是河南方言，意思大约是不讲究、不修边幅、生活上潇洒随意。
作为南阳当地一个文化地标式的人物，二月河对穿衣打扮的确有些不太讲究。用他的话说，常“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迢迢”，有时候鞋子上带着一层浮灰。
熟悉他的记者调侃，二月河是一个“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参加讲座，衣襟上留着上一顿饭的油渍，他却毫不在意，衣服翻个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讲台，听报告的几千名大学生谁也没有看出来，倒是他自己有些得意:“有的还以为是大作家穿着赶时髦的新式服装呢!”
“我喜欢随便”，二月河曾在文章中戏称自己像“溜街狗”，“吃穿好了，满精神地遛，似乎是条好狗”，字里行间一派狡黠。从小学留级到高中，直到21岁才高中毕业，到了40岁突然埋下头来写起小说，“随便”到不受拘束、率性而为，二月河可算是“大器晚成”一词的最佳注解了。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前往南阳拜访了这位七旬老作家。他的居所也是“屋如其人”：在南阳市卧龙区政府大院里，沿着一条窄巷子，就能拐进二月河的家——充满上世纪80年代氛围的老旧红砖小楼上爬满青藤，僻静的院落里花木葱茏，鹅卵石垒砌的小池塘里养着几只乌龟。不那么讲究，也并非真的不讲究，颇有一番“大隐隐于市”的味道。
▲图为2014年7月3日，二月河在家中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图片来自该网站)
“二月河是个卖文为生的秀才，不是反腐专家”
留着几十年不变的平头，身量高大，操着一口地道南阳方言的二月河，常常在语句中夹杂着带有地域特色的比喻，爱说“大白话”。圆头大耳，满脸挂笑，嬉笑怒骂间有几分弥勒像。可落到文章里，却透着书海里浸出来的沉着厚重。
尽管已经搁笔十几年，二月河却从未淡出公众视野。他的名字总和“反腐”话题黏在一起。去年，中纪委网站上“聆听大家”栏目刚一亮相，二月河就成了第一位座上宾。一时间讲座邀约、媒体采访纷至沓来，一度令他不堪其扰:
“二月河就是个作家，一个卖文为生的秀才，多少懂那么点儿历史。不是什么反腐专家。”
古稀之年，二月河身上的担子却不轻，既是党代表又是人大代表，还担任郑大文学院院长，为机关干部、在校学生讲课花去了他不少精力。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二月河下午刚在郑州讲完课，晚上又匆忙赶回南阳，一天之内奔波几百公里。
由于糖尿病引发的眼疾，二月河已经很难长时间看书写作。他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这几年读书也少了，思考问题也浅薄了。”而至于为什么会对反腐不断发声，他说一方面是历史小说家的敏感使然，也有迫于身体状况的无奈:“只能是随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对社会做出些思考。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利用自己有这么点影响，去做一些工作。”
他曾用“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16个字精彩总结过反腐力度；也曾因直言“高薪不能养廉”招来不少诟病。
“我说过高薪不能养廉，这是有历史借鉴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低薪肯定不养廉。我说高薪不能养廉，就是防止有些人奢望过高。”为官要的是为“公”之心，切不可因“私欲”废了“公器”。“想发财也可以嘛，那就去做生意，不要当官，不要用公器来发财。”
对“发财”的渴望是腐败现象在现代社会愈加猖狂的原因，也是消费主义带来的“原罪”。二月河不止一次敲响警钟：腐败已经成为“全民性”的现象，“从高官显贵一直腐败到引车卖浆之流”，甚至渗透进幼儿园和小学。“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跟阿姨说，阿姨啊，我妈在煤电公司工作，你要缺煤的话跟我说一声。小学生竞争班干部，可以免交作业，享受特权，可以依仗班主任的权势，去欺压差生。”
二月河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在于家庭教育。中国人历来讲求道义，甚至连盗匪也要“盗亦有道”，底线就是不做“坏良心的事”。我们的家庭教育，就应该强调“好好过日子，不要欺负人”，树立一个做人的根本底线。
“好好过日子”，五个实实在在的字，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许多非常聪明了得的人，就是读不懂这五个字。不然何至于进去(坐牢)?”每到一个地方要题字，二月河总写这五个字。他笑称这句“大白话”与作家之名不太相符，又补上两句:“好好读书，好好读报，好好过日子”。
▲图为2014年5月10日，作家二月河在沈阳演讲(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
二月河与南阳籍前辈作家姚雪垠之间发生过一次争论。
1985年，埋头创作《康熙大帝》的二月河那时还叫凌解放，听闻姚雪垠回到故乡，专程携书稿拜访。没想到姚雪垠张口就问他：“中国没有‘大帝’一词，何来‘康熙大帝’？”
二月河心有不服，民间常说“玉皇大帝”，怎么能说没有这个词儿？康熙的伟大之处绝不逊于彼得大帝，为什么彼得被称为“大帝”，康熙却不能？他偏要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康熙。在风气初开的上世纪80年代，敢于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康熙正名，无疑是极为大胆的。
“如果非让我选择生活在历史上哪个朝代，我选康熙时期，他能善待知识分子。”言谈中，二月河难掩对这位天才帝王的喜爱之情。
二月河喜欢称他的三部帝王小说为“落霞三部曲”，用黑夜来临前最灿烂的落霞之景来比喻“康雍乾”130多年的短暂辉煌，也预示着清朝由盛转衰的祸根就此埋下。
南阳电视台曾邀请他与阎崇年录制过一期对话节目，两人在后台闲聊起这段历史，史学家与小说家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康熙在畅春园修造了中国第一座皇家科学院；他自己能够开立方，能够算出赤道、黄道之差；他在数学、外语方面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他几乎可以把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引入中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些都当成业余爱好。”
“他停止过三次科举考试，因为找不出办法替代只好重开。开过20年海禁，又因为害怕朱三太子余党重新闭关锁国。”
“我们两个在后台感慨，康熙有过36个儿子，活下来24个，你叫你的儿子们出去留个学行不行？他的许多选择，在今天想来，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这是二月河多年前的一个判断。二月河称自己当年动笔写作这个系列，就是要告诉世人，文化和别的东西一样，是有机遇的。“机遇转瞬即逝，康熙就生生错过了这样一次机遇。”
“潘多拉把魔盒打开，就飞出了战争、饥饿、灾荒、瘟疫……潘多拉吓坏啦，赶紧把盒子扣起来，却把希望也扣在了盒子里面。”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却可以任凭想象驰骋其间。二月河对笔下的这位皇帝倾注了太多感情。开始《康熙大帝》的写作时，二月河已年逾不惑，白天照常上班，写作时间通常从晚上十点开始，熬到凌晨三点是常有的事，曾被领导点名批评不务正业，“用公家稿纸干私活”。为了寻找写作状态，他常常燃起一炷香，再点上香烟，将自己笼罩在烟雾中，以抵抗疲倦。
他把在部队读史书打下的基础、浸淫红学多年的成果与功力都用于构筑笔下的世界。从红楼梦和各类清代话本小说中汲取语言风格，“看语言运作中的细微讲究，宫廷语言怎么运作，民间语言怎么运作，什么情况下用书面语，什么情况使用民间口语。”构想人们的思维方式、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复杂与特殊。
为了还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二月河翻遍清人笔记，大到官场浮沉里的心态，小到豆腐、韭菜的价格。
那段“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一边写作”的生活，二月河现在想来也感到“非常愉悦”，“能够通过清人笔记了解当时人的真实思维，一下可以抓到传统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享受。每发现一样新的东西，在创作中就会有所展示。”
▲2014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凌解放(二月河)在发言(图/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 摄)
“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
2008年两会，身为人大代表的二月河曾提议作家免税、出书免税，并建议国家为文学设置“共和国奖”。这个建议引发过不少争议，反对者不在少数，甚至包括许多知名作家。一些网友直指二月河“自私”，“凭什么作家要出好作品，就要求国家特殊照顾?”
这个建议不算成熟，背后却藏着两段故事。几年前，二月河曾到广东的肇庆、深圳、东莞等地考察，参与座谈的年轻作家跟他大吐苦水：“写稿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稿费只有千字50元。中国过去最高产的作家张恨水，平均一天写1700字，算下来就是一天85元。你还不能有节假日、不敢害病，这让作家怎么过日子!”
经历过买不起稿纸的日子，曾在一张稿纸上塞下4000字，二月河对身处基层的知识分子们怀有天然的亲近，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写作，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多年前一次逛书店的经历也常令二月河耿耿于怀：那时他的新小说刚出版不久，眼见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上读得爱不释手，却在看到书的标价后犹豫地放下了。在一次直播连线中，二月河被邀请与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对话，谈谈反盗版的必要性，没想到他反而实话实说：“对盗版我感情很复杂。”
一套《二月河文集》最便宜也要400多元，对一个普通青年来说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数字，而盗版书只要三五十元。“盗版对穷人有利。他没有钱不是错，想看书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们的书太贵啦。”
“在谋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在散文集《二月河语》里，他曾如此解释。
“现在是有钱人不看书，看书的人没有钱。老百姓还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快暴富起来，不知道富足了该干什么，就是吃喝玩乐。读书这些事，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受到影响。”
喜欢用疾病比喻社会问题的二月河，将这种文化现状称为“文化贫血”，与被他称为“社会糖尿病”的“腐败”问题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的两大顽疾。
提及“免税”，二月河有一套自己的计算：“图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家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应该像葛朗台那样在灯底下数钱。我提议免税，是希望能把图书价格大幅度地降下来，把这个免税的钱补贴到书价里面去。书价大幅度的下降，低利润、高风险，盗版的问题也解决了。受损失的是国家、出版社和作家，但得益的是广大读书人。”
他最爱读的案头书是《聊斋志异》，蒲松龄身上那种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际遇、社会思维，颇能引发他的共鸣。
“《红楼梦》是在曹雪芹死后20年才出版的，所以曹雪芹活着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稿费这一说。《聊斋志异》是在蒲松龄死了之后20年，蒲松龄的孙子求爷爷告奶奶找个出版商把他爷爷的书刻印出来的，就那也是一分钱稿费也没有，全家人欢天喜地，这就是蒲松龄。二月河拿什么东西和曹雪芹相比，拿什么东西和蒲松龄相比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新华每日电讯”，
原题为《二月河病逝 | 生前专访：我就是个卖文为生的秀才，不是反腐专家》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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